第5章 对反事实的深思：狐狸比刺猬更愿意考虑自我颠覆式的情景
历史学家必须……时常将自己置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在那时似乎会发生与已知的事实不同的结果。如果谈到萨拉米斯（Salamis），就一定要假设波斯人仍有获胜的可能；如果谈到雾月政变，就一定要保留波拿巴会被狼狈击退的可能。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长跑总是在最后关头决定胜负。无视期间发生的不计其数的事件——所有那些没有与主流现实相适应并因此被冷酷地扫到一边的事件——无疑对个人的自由甚至对偶然性的作用都产生了限制。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人们用历史来支撑他们的偏见。
——A.J.P.泰勒（A.J.P.Taylor）(https://www.daowen.com)
也许历史原本只不过是——如同激进怀疑论者所不厌其烦地坚称的那样——一连串接踵而至的糟糕事件这种观点令人困扰。但下面这一观点则让人宽慰，如果人类能够充分努力地寻找，发现历史事件发展进程的模式，这些模式是能够成为人类共享的知识才能的一部分，我们就不需要永无止境地重复那些可怕的错误。狐狸式学者和刺猬式学者在这样一个基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以史为鉴的能力是进行好判断的前提。
然而，这种一致并不长久，截然不同的思维秉性塑造了他们对未来的思考（第3章和第4章），并塑造了他们对过去的思考（第5章）。刺猬仍然沉迷于野心勃勃的概念架构，满足于他们对解释闭合的渴望。而狐狸仍然警惕宏大的概括：他们从充满概率性的漏洞并掺杂了偶然和悖论的历史中吸取经验。
第5章的工作以此为前提假设：专家们从历史中吸取的所有经验都隐含着以反事实假定为基础，这些假定描述了当关键因素以不同的形式发生时，历史事件会如何发展。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何专家们从历史中吸取了某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经验，我们就需要了解被他们带入分析的先入之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什么样的事件是可能或不可能的。第5章还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表明这些先入之见作用可能有多大。仅通过了解专家们大致的思想体系走向，我们便可以令人惊讶地准确预测他们将如何判断某一特定历史的可能性，并且，这些预判的符合程度在刺猬式学者中尤其高，他们并不尴尬于以普遍到特殊的形式接触历史，即他们运用抽象第一原则推理出在特定情况下什么才是合理的。
第5章并没有将相关性与因果关系相混淆。本章也依赖转变思想实验——利用从历史档案中找到的新发现内容——来精确计量专家们改变他们想法的意愿。令人欣慰的是，原则上，大部分专家都准备在应对新事实时修改他们的反事实信念。但事实产生的影响程度较小，先入观点产生的影响则程度较大。刺猬和狐狸同样地以更严格的验证标准来要求与自己的判断不一致的发现（因为会威胁所偏爱的理论），对那些相一致的发现（因为会强化所偏爱的理论）则没那么严格。而且，刺猬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双重标准并为这些标准进行的辩护更是毫无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