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更多有意识地努力整合各种冲突的认知
无偏见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在主导讨论竞争性的论证中取得适当的平衡。对错综复杂无法区分的判断者——无论参与任何讨论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动平衡的行为上——将会非常容易地成为强有力的议程制定者的猎物。好判断者需要审慎：他们需要辨别出流通在观念市场上的大规模流动的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消费者。
我们可以说出有关这些平衡行为的更具体的事情吗？狐狸比其他人更重视某些想法吗？答案通常是“不”。狐狸并不特别可能在合理性、分析层次、宏观经济学或外交政策上摆明具体实质性的立场。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如何想，而不在于他们想的是什么。
然而，近距离地思考一些狐狸的整合策略依然是有启发的。狐狸认为刺猬习惯于在“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上坚持强硬的立场——例如历史上人力的作用或者理性决策——是愚蠢的。他们反而倾向于“折中”的判断。如同下面一系列的例子所强调的，这些折中的判断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几乎没有完全错误的而且其中的许多判断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对“什么时候领导人很关键？”的整合性的解决
尽管普遍认为领导人受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制约，狐狸还是常常拒绝那种把领导人仅仅看作传送带的“可有可无的行为者的命题”。他们坚持认为有时候谁掌权关系甚大，我们不应该落入那种神化或妖魔化领导人的陷阱。好判断者针对他们估计的偏差调整预测的偏好。他们意识到不管领导人上升到伟大还是沦落为渺小，其实是由领导人内心的阴谋和社会系统的外部策划之间的复杂的作用所决定的。[36]
苏联（1988年） 在苏联“大鸣大放”和改革的最后阶段，狐狸情绪上的相对超脱被证明是有帮助的。一些狐狸具有非凡的天赋，能够把学术团体和情报机关间不一致的观点拼凑起来。一方面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苏联问题专家，很快地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性（事实上，与破钟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几十年来已经有一些人预测了“莫斯科之春”将会在1985年到来）。这些观察者认为苏联的体制是可改革的和可存续的。另一方面是持保守观点的人，用“本质论”的视角看待苏联而且打心底里不喜欢“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的多元社会主义”方案。一些人同意——20世纪80年代恰逢其时——叫“peredyshka”或“喘息时间”的观点，但仍然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穿着古奇服装的新斯大林主义者”。
一些狐狸为整合这些矛盾的评估做好了准备。他们同意左翼“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真诚的改革者”的观点，也同意右翼“苏联是一个旧式的帝国，在俄罗斯之外几乎没有合法性而在俄罗斯之内只有可疑的合法性”的观点。1988年这些观察者预言自由化将会释放压抑已久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将最终导致苏联的分裂（或者导致正统的共产党员发动铤而走险的政变以阻止苏联的解体）。尽管相比于他的前任，戈尔巴乔夫有很大的改进，可他还是注定要失败。现在自由化的妖魔已经冲到瓶外，对于克里姆林宫里的“自上而下的解放者”来说，要在那些几十年来感觉生活在苏联像囚犯的民众的眼中获得合法性，是不可能的。用叶利钦的话来说，戈尔巴乔夫是在努力做不可能的事。一个有先见之明的狐狸提出了这样的假想，如果安德罗波夫（Andropov）有更好的肾脏，“他也许可以在完成经济改革的同时防止政治失控。但是如果你想干净利落地肢解苏联，如果你打电话要在兰利（Langley，CIA总部）选派演员，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戈尔巴乔夫更好的总书记。克留奇科夫（Kryuchkov）一伙认为他是间谍不足为奇”[37]。
总的来说，在对领导人的心理分析上，狐狸比刺猬更加开放。他们感觉大多数的领导人都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对解释闭合的偏好，刺猬发现一味坚持这样做会让人腻烦。它为蝴蝶效应打开了大门——恶性肿瘤、桃色新闻以及暗杀者的子弹——从而很可能欺骗那些普通人，这些人知道微小力量作为最初的原因会改变人类生活的进程，但他们并不拥有像专家那么多的理论技巧，可以将历史带到一个更高位的假定分析的轨道上（参见第5章）。
南非（1988年） 许多狐狸把乐观和悲观的主题编入他们对南非的评估中。他们大多赞同乐观者“少数白人的统治注定失败”这一观点。欧洲血统的南非人的新一代领导层——南非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开明的）一派——几乎不像P.W.博塔（P.W.Botha）等老一代那样多刺和好斗。新一代能够觉察到不祥之兆：黑人和白人间增长率的差异、发展迅速的黑人城镇里充满着怨恨，以及不断增加的要求结束少数人统治的国际社会的压力。
狐狸低估了——尽管他们没有赋予其以零的可能性——那时白人强烈对抗对预测的影响，如下所宣称的：“一旦德克勒克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ANC）达成协议，强硬派将会阻碍进程，而且唤起‘黑色布尔什维克’建立另一个香蕉共和国的幽灵。”悲观者预见了一个僵局：这种对抗，伴随着暴力国家被逐步分割为几块势力范围，“这种低级的内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太常见了”。
狐狸赋予了最没有希望的情景以较少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有理由认为，在非国大和南非国民党内的温和派都有政治实力以防止事态滑向霍布斯式的深渊。有些理由是结构性的：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实力的衰落，使得对于“黑色布尔什维克”的忧虑听起来极其不合时宜。其他的原因是人际间的：在国民党内的乐观进取的技术官僚将与非国大中的曼德拉一派达成协议，包括通过宪政充分保证白人团体利益、边缘化极端派。
看清白人统治的最后阶段的大致轮廓是一项成就。[38]顺带说一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狐狸的乐观是典型的暂时性的：他们与一些悲观者一样担心未来——担心会采取背道而驰的形式，1994年平稳过渡时他们仍然表达了均衡的观点。一个狐狸这样表态道：“如果纳尔逊有温妮[39]的人格，在非国大统治下的南非将会像15年前的尼日利亚那样，可能更差。”狐狸担心，在曼德拉下台后，腐败将会加剧，白人的逃离将会从涓涓细流演变为滔天洪水，商业的信心会下降，而非国大将会诉诸“穆加贝式的”煽动以稳固其根基。这些狐狸也担心法律和秩序的瓦解，以及在艾滋病流行下的公共卫生的崩溃。
突然的政权更迭是稀有的事件。尽管狐狸对于苏联和南非变革领导层产生的潜能会导致剧烈的震荡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但他们并不能够未卜先知：他们并不总是赋予发生的那些事以高概率值，而是仅仅比其他人所赋予的要高。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其他的环境中，例如日本和尼日利亚，狐狸转向意见连续体的另一面，强调在领导层的真空期间政策自由放任的“悲剧重演”的危险。
日本（1992—1993年） 大的疑问是股票市场的崩溃和衰退是否标志着日本奇迹的终结。最常见的答案是“不”。多数专家预期日本会恢复元气，然而大多数的答案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它不应该掩盖刺猬式的乐观者和悲观者之间深深的分歧，也不应该掩盖那些习惯性持中间立场的狐狸之间更加细微的差别。
悲观者坚持认为日本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从1950年到1990年，它已经变得相当富裕，年均7.6%的增长率，这样的记录在世界经济史上直到现在依然都是奇迹。随着日本和其他富裕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增长的放缓在预料之中。一受访者观察到：“日本再也不扮演追赶者了，它面对的是经济成熟的挑战……对国外技术的改进再也不能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了。有太多低成本的竞争对手，而且这种情形只会越来越糟。”该悲观者认为，政治家将会很快开始插手神圣的通商产业省里的技术官僚的政策特权。“当技术官僚不负众望的时候政治家会保持沉默。但是随着增长的放缓以及人口老龄化，这种情形将会被打破。”一个比较直率的观察者宣称：“特殊利益集团的猪拥挤在预算槽边。为了残羹冷炙的竞争将会变得令人讨厌。”(https://www.daowen.com)
极端的悲观者担心房地产和股市泡沫远不止破灭，更可怕的是坏账将会使银行系统破产、日本陷入萧条、世界经济衰退。他们预言政策将瘫痪。“自民党将会为这次崩溃负责。但是其他的党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残局。”
乐观者反驳道，日本成功的秘密是文化上的。日本的发展不会像之前那样迅速，但从长远来看它仍将超过那些大的工业经济体。乐观者也相信日本的决策者“已经捅破了笼罩在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性泡沫”。在1990年，据说东京的地价如此之高，以至于皇宫的土地比洛杉矶所有不动产的价值还高。到1992年，尽管价格开始回落，但乐观者仍觉得降得不彻底。
照例，在刺猬式的乐观者和悲观者分裂的大峡谷裂缝中，狐狸开拓出属于他们的天地。在光明的一面，他们认为日本在1992年依然做了很多正确的事：高储蓄率、低水平的公共支出和税收、适量的国家干预，以及重商的社会精神。但是他们也觉察到了危机的严重性。这个分析导致的是这样的一个模态预测：罕见的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日经指数的暴跌、走马灯式的领导人更替（尽管可能在十年内不会导致自民党的倒台），以及担心潜在的选民受苦而不愿意强力推行有益的改革——如果“事情变得真的很糟”，并且“一个在废墟中上台的魅力型领导人以命令的形式改变老旧的做事方式”，那么只有在此情况下，这种不情愿才能被克服。狐狸懂得优点可能很快地变成缺点：具有凝聚力的企业联盟网络在繁荣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运转良好，然而到了90年代却成了重组要求的巨大障碍。直到近十年的后期，悲观的狐狸看起来相当有先见之明。[40]
尼日利亚（1992年） 每个人都同意，尼日利亚的问题是严重的，并可追溯到种族和宗教的冲突、糟糕的领导层，以及规模惊人的已成惯例的偷窃。这些看法介于“会完全滑向霍布斯式的深渊”和“在寡头政治统治下会有持续镇压、腐败和党派之争”这些预期之间。
最悲观的刺猬相信尼日利亚一开始就注定这样。一专家把尼日利亚看做“仅仅是一个地理表达”，就像在19世纪殖民列强所建立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它拥有的“边界非常可笑，与居住在此的民众的语言和宗教并不匹配”。他认为，这个国家能在比夫拉分裂战争后死而复活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来自东部的伊博人可能已经赢了，如果这两个族群——西部的约鲁巴人和北部的豪萨人——相处得不好，没有合力的话。”其他的悲观者发现了更多的近因，包括在1972年至1992年间2000亿美元的石油热钱注入尼日利亚，他们认为：“这件事喜忧参半。尼日利亚是一个极力从封建采邑国家跳跃到议会民主制的新生国家。这些政客用公款中饱私囊不是很让人惊讶吗？最高职位意味着你和你的伙伴已经发大财。”另一个评论者补充道：“军政精英甚至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恰恰相反，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照看好他们自己的。裙带关系是一个集体共享的义务，而不是非道德的。”[41]
乐观者只能找到几个无力的证据进行反驳。一些人希望1992年的大选能够开创民主（希望很快破灭）。而一些人希望尼日利亚人从内战和其他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中吸取教训，悬崖勒马。这些观察者补充道，这里有许多国内移民和混合的群体，而尼日利亚的精英现在对国家的保护有强烈的兴趣。
狐狸倾向于悲观论者。他们没有期望向民主的任何转型会很快发生。近期来看，尼日利亚更多的是军事统治。但是狐狸对这种悲观留有余地，这有助于他们避免了一些刺猬所支持的世界末日情景的虚报。[42]狐狸没有赋予种族灭绝的内战以零概率；从1992年开始的10年时间里，他们给了它平均1/5的可能性，而且他们认为“有些事情是真正的邪恶”，只有在权力真空的时间越长的情况下，才会越有可能性（“令人气愤的精英对盗贼式统治不闻不问”）。狐狸也对返回到军事统治的结果两面下注：“这取决于政变这颗骰子如何滚动。”一个狐狸最好的下注是，未来上台将军的队伍与以前的队伍有很多的重叠。更低概率的结果是新的将军会更坏（“更加贪婪和龌龊”）或更好（“对法治的尝试性的承诺”）。此外，狐狸相信，我们关注的未来走向何方，依不可预测的微观的调停者而定：一小撮军事小集团的偏好。
对冲下注领导的理性
大多数的参与者发现，假设非常贫穷的人努力争取获得高职位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领导层的上层将会充斥着“傻瓜”。他们的第一级假设是，高级的决策者是“聪明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善于用“互动的知识”预料到国内和国际的权力博弈中关键玩家的反应，而这将决定后代把他们归为胜利者或失败者。然而，当决策者的行为意外地“非理性”的时候，与刺猬不同的是，狐狸会非常迅速地修改第一级假设，更迅速地做这两件事中的一件：降低他们对理性的估计，在顶层寻找对现实的知觉心灵闪光之处，或者改变他们对限制决策者必须工作的双层博弈的评估。[43]
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 观察家们熟悉作战双方的相对军事力量，以及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有人声称1990年秋天发动的陆地战争将持续几年，美国将有2万至5万的人员伤亡，观察家们对这种可怕的估计不屑一顾：“鸽派挑出几件无中生有的事来恐吓国会和公众舆论。他们错了，这不是越南。”这些观察家既有狐狸，也有刺猬，他们认为，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将会速战速决。但是刺猬从理性行为者的前提出发经常对此观点作进一步的考虑：“萨达姆像我一样聪明。他意识到他将会被绞死，这不仅仅是比喻性的，如果他未能松动联盟紧紧地套在他的脖子上的套索的话。”这个分析使许多刺猬式的理性行为理论家做出错误的猜测，那就是萨达姆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抢先部分或全部地从科威特撤军。
狐狸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们很少赋予零概率——但是他们更重视萨达姆或者没有正确地估计军事困境（“他认为他能够在地面战场上让软弱的美国人血流成河，因此美国人将撤退”）或者有拒绝撤退的有说服力的政治原因（“萨达姆也许会认为当一天好斗的雄鸡比当永远懦弱的小鸡要好。成为永远的小鸡不是复兴党的一个政治选择。小鸡将会被宰杀”）。狐狸也推测萨达姆可能已经以智取胜，一旦西方联盟在沙特的土地上大规模地投入军事力量，联盟不会允许萨达姆体面地撤退，所以他会再次发动进攻以待最佳时机［“当杜卡基斯（Dukakis）的民主党入主白宫的时候”，一个保守者抱怨道］。最终的结果是，与鹰派刺猬担心因伊拉克预见到自己的溃败而和平收场相比，或者与鸽派刺猬担心伊拉克夸大战争的代价而引发战争相比，狐狸的预测结合了战争和溃败，并赋予其更高的概率。[44]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政策（1988—1992年） 思维敏捷的刺猬走向相反的方面也是明显的：当占主导的期望不是理性而是惯性的时候，精英将继续重复老一套的“错误”，或是因为他们仅仅是“没有弄懂”，或是因为他们受困于政治局限而制定的次优政策。狐狸式的拉美问题专家赞同他的刺猬式的同行这一点，在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期待已久的改革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尽管他们察觉到这些国家的精英对“错过这趟车”有明显的担忧。智利经济的巨大成功让本地精英难以释怀，同样的还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观点，他们认为本地人不是无可救药的腐败就是“依附于他人的笨蛋”。刻板的计划经济和古巴式元首崇拜的失败，让左翼的人非常失望以至于有些人已经开始支持弗里德曼学派的政策。狐狸并不自称强硬执行财政和货币纪律将是简单的，也不自称倒退不是普遍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做了更好的定位：预期席卷该地区的赞成市场政策转变的浪潮，以及预测债务占GDP的比例增长、GDP增长、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
当然，狐狸对主要国家最后将会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有可能是——而且确实是——通过其他的推理路径得出的。与狐狸相比，刺猬式的锋芒人物支持全球化方面一贯拥有极大的热情。他们看到了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必然趋势，这将侵蚀国家主权以及限制决策者追求“愚蠢政策”的自由，该政策“产生短期繁荣但却使民众长期陷于贫困”。这个推理使得他们做出的结论，与狐狸对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所做出的结论几乎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刺猬式的锋芒人物结论更宽泛，他们对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成熟的经济体，以及东欧、中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新兴经济体做了相似的预测。狐狸从全球化的观点中看到了一些真相，但是比刺猬式的锋芒人物更为警觉，体现在三方面：（a）平均主义反弹的危险，以及快速的经济转型为蛊惑民心的政客唤起旧的反感和激发混乱创造了机会；（b）既得利益者的力量——他们是法国或日本的农民，或者是美国的卡车司机或钢铁生产商——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延迟甚至有时倒退；（c）失稳效应——资本可以在只有有限的外汇储备和薄弱的监管机构的发展中国家不受限制地流动。[45]许多狐狸承认，不确定哪一种原因性动力将会占优势，而这一点掩饰了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以及2002年的阿根廷预测的失败。[46]
角色互换练习对于狐狸来说非常自然，他们认识到那些在我们看来合理的东西也许在他们看来可能是愚蠢的或不公平的，以及那些在我们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也许在他们看来是光荣的或必要的。狐狸倾向于把世界看做一个预言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否定的相互转移的混合体：其中自我实现的预言中成功培育了成功和失败，但失败只到达一个节点，然后自我失败的预言随着人们意识到情况已经变得太极端而开始生效。狐狸从古老的格言“直到我们已经拥有足够多，才知道我们已经够了”中发现了智慧，而且他们同意怀疑论者，即预测显灵的时刻是不可能的。这个“神奇时刻”发生在晚上散步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将会转向谢瓦尔德纳泽（Shevardnadze）说：“我们不能再像这样继续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