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之明效应:人为与事实
当再次与专家们接触以精确计算他们对自己的预测被证明成立或不成立时的反应时,我们常常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对专家们在预测开始阶段做出的各项概率判断的记录经常与专家们自己的回忆相冲突。此外,在这些回忆中还存在系统性偏见。相比于专家们实际预测的,他们声称自己对变成现实的结果赋予了更高的预测概率。从狭义的贝叶斯理论角度来看,这种20/20的事后之明效应在方法论上十分麻烦:在一个人以为自己答对了的时候,去问他为什么会答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事后之明效应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什么情况下应该被划分为是事实或者人为取决于调查的目标。[18]
为了评估贝叶斯信念更新情况,我们有必要尽量婉转地提醒专家们他们最初的预测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出这个问题:考虑到你之前的立场以及事件的后续发展,你想改变自己的想法吗?但是就事后之明偏见进行心理学工作的机会是难以抗拒的[19],所以我们决定,在五个案例中要求专家们在没有收到我们的记录提示之前回忆他们之前的观点立场。这些案例是苏联/俄罗斯(1988—1993年)、南非(1988—1989年、1992—1994年)、加拿大(1993—1998年)、欧洲货币联盟(1992—1997年、1998—2001年)以及朝鲜半岛(1992—1997年)。
图4—2显示了我们复制的众所周知的两个实验室效应:(a)普遍地受事后之明偏见的影响;(b)事后之明偏见在刺猬之中更为显著。[20]当我们要求专家们回忆他们最初的似然性判断时,专家们尤其是刺猬,经常宣称他们对后来所发生的事件赋予了比他们实际上赋予的更高的概率。图4—2还有一个新发现,专家们低估了竞争对手的判断。当专家们回忆他们曾经认为最有影响力的对手们会赋予已实现的未来的概率时,与事前相比他们给出了更低的概率。实际上,专家们同时展示了经典事后之明效应(对己言过其实)和镜像事后之明效应(对敌损毁过多)。
图4—2
专家们尝试回忆以下内容时的事后之明偏见的相对幅度:(a)他们自己曾对可能未来进行的概率预测(自我观点);(b)他们曾说过的,聪明的对手可能会对同样的可能未来进行的概率预测。y轴上的正数意为“一直都知道”或者正面事后之明偏见;负数意为“从未知道过”或负面事后之明偏见。刺猬显示出了强烈的“我一直都知道”偏见,同时与“从未知道过”偏见形成互补。
事后之明效应无疑部分根植于人性欲求之中——想要使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更聪明而让对手显得比实际更愚笨。这一考虑的最自私变型即是,人们清楚自己之前的立场却进行了掩饰。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解释所有的证据,例如,实验人员发现即便是在人们知道研究者拥有正确答案并能够揭发虚假的自我吹嘘的情况下,这种记忆扭曲效应依然存在。
一种更充分的解释必须挖掘出事后之明偏见更深层的、产生真正的自我欺骗的原因:一种大规模的无意识的认知处理,每当我们了解到已经发生的事时,这种认知能够自动激活,并允许我们迅速将发生之事吸收到自己的关于事件发生原因的信念体系当中。人们设法说服他们自己一开始就知道,有时只是在瞬间。刺猬更多地表现出了此效应,这种解释与更多表现出此效应的刺猬的表现极度吻合。刺猬的特征是更注重认知的连续性,尽力减小他们当前和曾经观点之间的差距。因此刺猬应该更倾向于——根据他们的认知和情感天性——一知道结果就会把其纳入他们最喜欢的解释范畴。(https://www.daowen.com)
这种解释也帮助我们说明了为何事后之明偏见如此具有选择性,只吹嘘那些与自己观点相近和臭味相投的观察家们的远见,同时只会贬低对手的预测能力。世界没有为任何人变得能够被回顾性地预测。对事后的先前观点决定论的清晰认识是为那些具有正确世界观的人保留的。[21]
敏锐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两个结果之间的矛盾。刺猬们更容易受事后之明效应的影响,也更有兴趣援引几乎成功的反事实辩护以挽救被证明不成立的预测。事后之明偏见将发生的事件描述为,通过回顾,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是本该预见之事。相反的是,几乎成功的反事实将发生的事件描述为极为偶然的:因此,无法预见。同样的一群人怎么会援引如此相反的辩护?
简短的回答就是同样的一群人通常不会同时援引这两项辩护。尽管刺猬和支持几乎成功的反事实之间的相关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0.36),与事后之明偏见之间的相关也是如此(0.29),对几乎成功的反事实的支持与受事后之明偏见的影响间的相关却是并不够显著的(0.11)。[22]
谜题的碎片现在拼接起来了,事后之明偏见和信念体系辩护作为互补的策略,强化着我们作为理性存在的自我形象:事后之明偏见增加了我们将回忆依附于已实现的未来之上的可能性,而信念体系辩护强调了使我们做出其他预测观点的合理性。当一个人能够说服自己以为他的判断一直如此时,他为何要因为预料之外之事而改变想法?即便到了不得不承认意外因素存在的程度,他仍然可以争辩说他之前的预测至少“几乎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