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对不可量化进行定量

我并不假装，问题始于精确。我认为你也不可能事事皆始于精确。你必须尽你所能达到精确，去做吧。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每天，数不清的专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论坛上发表数不清的观点。怀疑者抱怨专家群体似乎时刻准备着把任何问题都放在政治的聚光灯下——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批评者的专家群体都能够动员大量的同类，为片刻的关注预先做好包装。

专家们在各种的讨论中发挥突出的作用，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奇怪的是针对专家的表现，还要根据精确和严密的测量标准判定他们的得分。对于这项研究，我已经奋斗了20年，在广泛的问题上寻求和测量专家的判断。这里关键语是“奋斗了”。因为，如果从利于己方的角度，鬼鬼祟祟地试图夺取舆论的高地，以此设定的标准就会被人轻易地抛弃。相反，如果从舆论的各方都受尊崇的角度，设定标准很容易的话，一些人可能多年以前就对此过程申请了专利。

美国入侵伊拉克前，有关“情报失败”的争论是最近的例证，说明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同行为什么一直以来质疑这个研究项目的可行性，同时也说明了我为什么觉得无论如何也要推进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如我所写，支持入侵的是争论的防守一方：他们最大胆地预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最低限度抵抗，但并没有被证明。(https://www.daowen.com)

但是鹰派难道有义务——争论如同昆斯贝里侯爵规则（Queensbury rules）[1]——承认他们错了吗？多数是反对的。一些人认为将来会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武器终将被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耐心等待，或者复兴党人把武器偷运到了叙利亚——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扩大搜查的范围。其他人承认说：是的，我们过高估计了萨达姆的武器，但我们所犯的是正确的错误。假设我们那时就已经知道——尽管只言片语但显示萨达姆的意图是邪恶的——对他过高估计，但与过低估计相比是明智的。其他人则以目的论证方式的正确：如果仅仅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清除萨达姆的好处是巨大的、长期的。自以为无所不知的鸽派则显示出了在道德想象方面的双重失败：往后看，在反事实领域他们没有看到萨达姆仍旧掌握政权这一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而且法国对于美国的安全政策实际上行使了否决权）。往前看，他们没有看出事情变得多么美好：自由，和平，繁盛代替了暴政、战争和痛苦。[2]

有关伊拉克争论中所运用的信念体系辩护所产生的怀疑，类似于本书所列举的其他争论中所运用的体系。但是对辩护的论述，以及其后隐藏的强烈信念，其实服务于更深层的目的。它突出了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走入意识形态的死胡同，因为它根源于每一方都坚持认为自己的表现得分。我们需要开始更深层地思考我们如何想。我们需要一种测量专家表现的方法，它能够超越党派的争执，检讨我们人类深层的强烈的自我辩护。[3]

本章接下来的两节就是致力于解决确立判断标准过程的复杂性问题。最后一节提前介绍当我们把这些标准应用于该领域的专家时发现了什么，请他们对世界范围内的结果进行预测，并对自己和对手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评论。这种地区性预测练习会产生获胜者和失败者，但并不是按照党派的左和右，或者流行的思想派别来划分的。与怎样思考相比，专家思考什么关系并不大。如果我们想把将来发生的与实际预测的差异，与愿意承认错误相结合，我们最好关注具有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以狐狸为原型所归纳的思维特征的专家——这些专家“知道很多细微的事情”，中和各种传统并吸取其精华，坦承模棱两可和矛盾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特征，而不是关注他提出的以刺猬为原型的专家，这些专家“只知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墨守传统，解释不清问题，并带有教条的解决问题的方式。[4]最终的结果是双重讽刺：在我所展示的好判断的主要指标与媒体所尊崇的专家的判断质量之间存在反常的反比关系，这些专家被要求在意识形态的斗争方面要获胜就必须意志坚定，而我们所崇尚的是科学的质量，要求在去除表面的复杂归于深层的简单方面意志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