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观察
本章突出说明了我们的先入之见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观点的作用。对于之前列举的判断性缺点——过度自信、事后之明偏见、信念调整不足——我们还能加上新的缺陷：（a）在以下控制条件下反应迅速：用愿意接受的情景填补历史空白，或者拒绝用不喜欢的情景填补历史空白时；（b）我们按照新证据重新考虑这些判断时反应迟缓。即使是老练的专业人员也很容易陷入同义反复的历史推理模式：“我知道x导致y，因为如果没有x，就不会有y。而且，我知道‘无x即无y’是因为我知道x导致了y。”假定历史本体论上的不足是老师，心理上的不足是学生，那么从历史中去学习我们以前不倾向于学习的东西看上去就是不可能的。
对于那些担心我们是否具有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的能力的人而言，这些结果是令人不安的。但对于那些担心他们对发现的概括应用于真实的人们判断真实的事件的那些心理学家而言，这些结果又是令人宽慰的。综览第2章至第5章中展示的发现，我们会发现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与大量文献背景相同之处。
第一，研究者们已经表明不同领域的专家们能够说服自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一些他们看上去无法做到的事情。[21]似乎当专家们试图以大型的随机组件——从罪犯中重新犯罪率到金融市场的表现——来预测结果时，他们经常意识不到自己很快就已达到了知识收益的边际效用递减点。在一个完全的最小值之上，世界政治领域的研究主题的专业知识较少被转化为预测的准确性，而是更多地转化为过度自信（以及有能力延展出推理过程中复杂多样的画面，促使人们期待“最受欢迎的”结果）。[22]
第二，和普通人一样，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不愿意承认他们是错的，不愿意他们的想法变为神甫贝叶斯所规定的程度。判断政治倾向的专家们改变他们的观点的速度和实验室实验中一般人改变他们的信念忠诚（belief perseverance）一样缓慢。回顾专家们通常用于辩护他们所持有的坚定观点的认知策略，我们发现了令人可怕的系列不一致减少的策略，以迎合消除对专业自尊威胁的需要。[23]
第三，和普通人一样，专家们也会受事后之明所累。事后他们声称他们知道本来将要发生什么，而他们声称的比他们在事前实际知道的要多。这种对自己过去所持立场的系统性“记错”看上去可能是策略性的，但证据表明人们有时确实会说服自己他们“一直都知道”。[24]
第四，和普通人一样，专家们在假设检验的游戏中有所偏袒，对于不一致的证据运用比一致的证据更高的标准。这一发现扩展了两项实验工作：受理论驱使的证据评估[25]以及科学证据的门槛转换。
第五，专家之间推理方式的个体差异类似于记述的其他人口的差异。无论我们给这些个体差异贴上什么标签——像以赛亚·伯林对刺猬和狐狸的划分，或谈论心理学家更平淡无奇的分类（他们讨论“闭合、结构或一致性的需要”以及“认知简单性—复杂性”）——都会产生一种模式。比较若干样本和任务，重视闭合和简单性的人在复杂的社会感知任务中会不那么准确，并且更容易受过度自信、事后之明和信念偏执效应的影响。[26]
在所有这五个方面，我们的发现都突出说明了实验基础上所显示的有限理性在一种更具生态学的代表性研究设计中出现，该研究设计聚焦于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与被招募的大二学生相反）判断复杂的、自然发生的政治事件（与实验者为了论证偏差而专门人为设计问题相反）时所做的努力。
本章充实了规范性的指控。我们已经在第3章中介绍了刺猬—狐狸的区分，刺猬多次作为“自己的先入之见的俘虏”的高危候选人出现。图5—1将第5章的关键发现整合到好的预测判断的概念模型中，而后者还会经历最后三章的持续演化。在这个修订后的方案中，温和的狐狸拥有一种优于极端的刺猬的新优势——它们对于不一致的历史反事实更为宽容——以及它们已经确立的优势相互强化的网络：他们更具自我批评的、整合复杂性能力，他们作为信念更新者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以及他们利用概率估计时会更加谨慎。
图5—1
该图以图3—5和图4—3为基础，加入了我们获得的如下相关信息：温和的、狐狸式的和具有整合复杂性的思考者面对不一致的历史反事实时更具开放性，即更愿意打破他们原有的信念，从过去历史中吸取教训以提高他们的预测技巧（通过以下三个假定的中介完成：概率判断中避免明确表态的趋势、对事后之明的抵制，以及成为更好的贝叶斯者）。
但是，刺猬们已经在袋鼠法庭[27]上演练过了吗？很多被指控的错误和偏见在规范上是不是可辩护的？第6章将具体讨论这一问题。
[1]克利俄，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之一，掌管历史、史诗的女神。——译者注
[2]J.Fearon，“Counterfactual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in Political Science，”World Politics 43（1991）：169-95，474-84；P.E.Tetlock and A.Belkin，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orld Politics：Logical，Methodological，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3]S.Fiske and S.Taylor，“Social Cognition.”
[4]N.J.Roese，“Counterfactual Thinking，”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1997）：133-48.
[5]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Clarendon，1954）.
[6]Pipes.
[7]关于冷战的“理论意义”，参见J.L.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1992）：5-58。
[8]Stephen F.Cohen，Alexander Rabinowitch，and Robert Sharlet.The Soviet U-nion Since Stali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
[9]不同的可预测性并不是统计学人为的结果——诸如测量的不同可信度或者人为的范围限定。
[10]N.J.Roese，“Counterfactual Thinking，”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1997）：133-48；P.E.Tetlock and P.Visser，“Thinking about Russia：Possible Pasts and Probable Futures，”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9（2000）：173-96.
[11]Much hinges on whose“policy ox”is being gored，典出《圣经·出埃及记》21章，“触死”为圣经译法。——译者注
[12]古尔德认为，生物的进化并不像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的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积累过程，而是长期的稳定（甚至不变）与短暂的剧变交替的过程。——译者注
[13]J.A.Vasquez，“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1997）：899-913；K.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9）.
[14]S.Sagan and K.Waltz，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A Debate（New York：W.W.Norton，1995）.
[15]P.E.Tetlock and A.Belkin，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orld Politics：Logical，Methodological，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16]J.Elster，Logic and Society：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le Worlds（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8）.
[17]围绕方向急转的思想实验效用的更广泛的讨论，参见P.E.Tetlock，“Political Psychology or Politicized Psychology：Is the Road to Scientific Hell Paved with Good Moral Intentions？”Political Psychology 15（1994）：509-30。
[18]围绕信念偏执的其他实验工作的相似结果，参见C.Lord，L.Ross，and M.Lepper，“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1979）：2098-2109。
[19]关于认知模式的更一般的数据中的相似结果，参见Kruglanski and Webster，“Need for Closure”；C.Y.Chiu，M.W.Morris，Y.Y.Hong，and T.Menon，“Motivated Cultural Cognition：The Impact of Implicit Cultural Theories on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s Varies as a Function of Need for Closur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2001）：247-59。
[20]相比于研究质量，专家们对于对实证发现的操纵要敏感得多，当数据强化了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先入之见时，他们就会把研究质量统统忽略，并且对于挑战了他们的先人之见的高质量数据只是给予勉强的考虑。然而，在总体上发出谴责之前，我们应该考虑三个条件。第一，并非所有专家都会忽视不讨人喜欢的证据，一些专家会被高质量的不一致证据所打动。第二，“实证发现”比“研究程序”的效用规模更大，这一点可能只是反映了我们以比后者更引人信服的方式操纵了前者。这些不同的自变量之间效用规模的比较众所周知是很有问题的。第三，没有数据表明专家们接受不了不一致的证据时反应太慢。这可能是在问及出人意料的结果时涉及尖锐问题所致。(https://www.daowen.com)
[21]Dawes，“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22]H.N.Garb，Studying the Clinician：Judgment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98）.
[23]P.E.Tetlock，“Prisoners of our Preconceptions.”
[24]S.Hawkins and R.Hastie，“Hindsight：Biased Judgment of Past Events after the Outcomes Are Known，”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7（1990）：311-27.
[25]C.Lord，L.Ross，and M.Lopper，“Considering the Opposite：A Corrective Strategy for Social Judgem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1984）：1231-43.
[26]Suedfeld and Tetlock，“Individual Differences.”
[27]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也指囚犯在狱中举行的模拟法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