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硬的新实证主义者

如果我们认真地采取相对主义批评者的咄咄逼人的态度，那么我们愿意给自己贴上认知平等主义的标签，该观点认为挑战任何人的好判断的概念都是不礼貌的。任何事件都可归结到矮胖者（Humpty-Dumpty）的问题：“谁是主人？”某人一提出抗议，我们就必须或迎合奉迎，或控诉知识的帝国主义——试图把政治科学的广大领域归入到研究判断和决策的心理学者的附属领地。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糟糕。大量的证据表明，政治观察家的认知偏差，运用平常的学术质量控制机制无法对此修正。但是让我们沿着强硬的相对主义者的争论走下去。如果我们所有人持有自己的计分卡，无论做什么特别的调整，都想要使我们的概率得分与信念更新等同，我们就会卷入到主观主义的泥淖中，这点是我们在第1章发誓要避免的。相对主义者不仅拒绝帮助，而且每时每刻当我们试图挣脱时他们则极力把我们推入泥潭。无论何时何人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评估标准，相对主义者都嘲笑这种努力，并把其看作一种强占。

当然，反证法是强硬的相对主义者的自我驳斥。它也可能被看作一种强占而被驳斥——对科学怀疑和对现代敌意的激进的平等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批评的。实际上，很难想象一种与作者的议题截然相反的学说。激进的相对主义者把科学的争论转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而作者把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变为科学之争。(https://www.daowen.com)

可以试图回到约翰逊博士驳斥贝克莱主教的名言“我因此而驳斥他”来结束这场对话。这里的“因此”包含像踢开一块石头一样把有关外在世界存在的疑问驱除掉。这里的“踢石头”包括指出错误如此严重以至于任何人奋起辩护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必长期指望它。现代最著名的强硬的相对主义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之死，正好提出了一个现实的教训。在《福柯生平》（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一书中，作者戴维·马塞（David Macey）讲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它是关于遵从后现代教条——真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后果的。福柯认为没有客观的真理，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群体试图保护其统治地位而创造出的真理。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福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一种致命的传染病正在同性恋群体中迅速蔓延，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极力排斥这种说法，认为“同性恋瘟疫”只是憎恶同性恋者的造谣。

顽固的相对主义者可能坚持认为福柯死后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加大赌注，他们可能争辩道，南非的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调侃艾滋病的阴谋理论，拒绝为贫穷的怀孕妇女提供抗病毒药物，他的行为将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历史对这种思想将不会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