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更看重“受节制的政治激情”的价值

许多来自学术领域的参与者经常性地恼怒于政治化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右翼谴责左翼充当苏联专制或拉美的腐败或宗教激进主义长期的卫道士，反之，左翼把右翼描绘成美帝国主义和跨国公司的长期辩护者。

照例，狐狸在每一边所持的谴责中都看到了一些价值。但是他们并没有盲目地把这些差异给分开。大多数的狐狸都认同，他们感到学术领域已经被偏见所弥漫，而只有一些直言不讳的少数人敢于说明明显而又让人不快的事实。一个保守的狐狸观察到：“我的同行中有太多的人，对那些遭受西方不公平待遇的群体，抱有一种‘不听邪恶，不看邪恶’的态度。所以他们担心贫穷的苏联共产党官员的情感受辱于里根的‘邪恶帝国’的谈话；或者担心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穷国的财政部长受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技术官员，后者在贷款上强加了如此多苛刻的条件，以至于这些部长认为自己是窃贼。”另一个持更加自由的观点的狐狸认为，好判断的关键是具有辨别解释（需要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和借口（需要辨认出，仅仅是因为其他人已经完全合理地说明了一项政策而没有强迫你去接受这种合理性）的能力。另一个持相当自由观点的狐狸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同情输家是人类的一项值得赞美的特质，但是觉察不到输家可能是疯狂的和邪恶的则是愚蠢的。”我们相信我们曾经受到那些占统治地位的霸主“不公正的待遇”，但当我们对这些群体令人生厌的品质视而不见时，我们自身也会感觉非常吃惊。这位专家担心这种“故意地视而不见”解释了许多中东问题的专家为什么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伊朗革命的残酷镇压感觉出乎意料，以及“同样这帮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极力掩饰恐怖主义的潜能。对于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同时采取如下的立场——一方面承认美国在1953年强加给伊朗人民的伊朗国王是一个腐败的暴君，另一方面承认霍梅尼（Khomeini）领导的什叶派宗教激进主义在许多方面更糟——并无逻辑上的原因。或者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同时相信：沙特君主制是令人憎恶的，但是一旦有机会，神职的批评者就会扶植一个更糟糕的“塔利班似的”政权。一个自称是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狐狸看到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关系”，观察者多么强烈地反对旧的南非白人少数族裔政府，但现在多么不情愿地承认新的黑人多数族裔政府的“道德沦丧”的不祥之兆［“贪污成风，愚蠢而又残忍的对付艾滋病的政策，以及胆怯地不愿意指责穆加贝（Mugabe）的专制”］。(https://www.daowen.com)

狐狸担心同行们“无法容忍令人不快的真相”。一个持自由观点的狐狸直指这种“歇斯底里”（hyperventilating），接受亨廷顿（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的命题——“后冷战世界的冲突的最大来源将会是文化上的”。不是从理论的优点陈述其观点，“太多的同行开始使用别称——称呼山姆为‘种族主义的本质论者’”。一个持保守观点的狐狸认为他的“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在关于美国许多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盟友是多么令人讨厌的问题上应该更加诚实。“承认伊朗比沙特阿拉伯更民主会杀了他们吗？”第三个狐狸抱怨“理想主义者”不愿意承认：“冷战期间美国有很好的均势的理由”，以接受“令人难以置信的腐败”的独裁者，比如蒙博托（Mobutu）（扎伊尔/刚果）和苏哈托（Suharto）（印度尼西亚），支持“圣战”分子同苏联入侵阿富汗作斗争，当伊朗似乎要获胜时偏袒伊拉克，容许萨达姆通过大规模屠杀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反对派保住权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但是该专家也抱怨现实主义者不愿意承认，尽管实行这些政策的理由曾经是好的，但采取一个纯粹的现实政治的立场会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风险：刚果和印度尼西亚的混乱，跨国恐怖分子网络总部设在了阿富汗，以及在伊拉克不确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道德的纯洁导致了预测准确性上的损失。忽视我们朋友的恶行和我们敌人的美德让我们感到惊奇异常。[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