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观察家们对历史上突发事件敏感

使观察家们对 历史上突发事件敏感

事后之明的偏见是一种失败的自传式记忆。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曾经的所思所想时，我们失去了准确的有价值的基准点——“早先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们无法回到过去，重建观察家思考（在他们知道事件的结果之前）以下事件的可能方式：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或者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演变成一场大屠杀。然而，在第5章里提出了一些理由，供我们怀疑更为普遍的事后之明和历史上错误的猜想的运作，它限制了我们支持一些一度存在但后来被长期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一般的观察家，特别是刺猬，一般都比较热切地希望得到最终解释，为了实现他们的期望，他们会采用一种略带拙劣的宿命论态度，把历史描绘成为某事必须如此，看作偏爱的清晰可辨的前提条件概括法则操作之下必然的结果。那些知觉最终都不外乎“离必然的结果距离多远”这样一种标准衡量，据此观察家们很快就放弃了意味着历史很容易重复的几乎成功的反事实。几乎成功的情景练习具有潜在地混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的作用，迷惑我们所做的极好的总结，诸如将“新现实主义的平衡”、“核威慑的稳定性”等概括为概率漏洞。

奈德·勒博（Ned Lebow）、乔弗瑞·帕克（Geoffrey Parker）和我进行了两个实验，以评估分拆情景的作用，使观察家的心灵对以下可能性开放：历史包含了比他们以前所预想的更多的可能性。[16]

古巴导弹危机实验

一项实验考察了那些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必然的专家的回顾性判断，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在这一危机中，核威慑的拥护者们很难想象出解决危机的其他可能性。在控制组中，专家回答了两个问题，但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多余的。必然性曲线问题将事实框架强加于历史上关于古巴导弹危机为何结束这一争论。它以向专家抛出这样的问题开始：1962年10月16日到29日期间，你们认为和平解决危机的某种形式会出现（因此值得将概率定为1.0）在什么时间点？之后，在专家各自确定其认为的时间点后，他们对危机前的这段时间内和平解决这一危机的可能性的增加或降低做出了估计。根据对1962年10月16日到29日这14天每天的判断得到了每位专家的“必然性”曲线。

不可能性曲线的问题是必然性曲线问题的逻辑镜像。它将反现实的框架强加到历史性的争论上。其问题是：1962年10月16日到29日危机期间，所有以暴力结束古巴导弹危机的可能性都成为了不可能（因此值得将主观性概率赋值为0）出现在什么时间点。专家确定各自认为的时间点后，在危机前的14天，专家对如何以另外的、更加暴力的结局的可能性是增加或是降低进行了评估。从专家的评估中，得到了每位专家的不可能性曲线。

“密集型分拆情景”实验条件组中，专家们回答同样的问题，只有一点关键性的区别：不可能性问题曲线要求专家判断另外的、更加暴力结局的可能性，将这些可能性进一步分拆为穷尽的且唯一的子集。由图7—7可见，反事实的情景最初被分为“伤亡人数少于100人”和“伤亡人数大于或等于100人”两个子集，进而细分成次子集，次子集中“暴力局限于加勒比地区”或者“暴力蔓延到加勒比以外的地区”。最后，“伤亡人数大于或等于100人”的子集又根据“仅适用常规武器”还是“使用核武器”进行分拆。根据这些可能性，我们要求专家再次进行必然性一不可能性曲线的练习，但要完成图7—7最终的6个子集。

我们并没有期待专家们的结果会出现明显的不一致。我们初步的假设是，当专家接连完成两项评估后，他们对于和平形式结局的可能性的判断会影射其对暴力结局的可能性的判断。专家可以清楚地看到x的概率和与其互补的～x的概率加和值为1.0，这在逻辑上和心理上都是一致的。但我们对此一致并非总是那么期许。历史问题的事实框架吸引专家们寻求潜在的力量，即创造一种对事实结果难以阻挡的力量。为此，分析家必须确信他们大体上掌握x何时发生。相比之下，历史问题的各种反事实构架吸引分析者要找到将事件导向不同方向的潜在因果关系。而当我们将反事实的可能性分拆成复杂的子集时，这种吸引力更强。相应地，我们希望看到回顾性的可能判断中出现反常的情况，如次可加性。当我们对两组专家的判断进行比较时，一组首先完成的是必然性曲线，另一组首先完成的是不可能性曲线。但彼此都没有对对方刚完成的结果进行回应。

由图7—8可以看到逻辑上的反常确实出现了。有3个结果非常突出：（a）分拆反事实的各种替代性选择～x的作用夸大了主观概率，使其超出了理性的范围。专家一致判断整体的暴力结果的概率要小于穷尽而又唯一的子集、次子集概率的加和值。两条不可能性曲线间的阴影部分显示了这种影响的幅度：专家的不可能性曲线，如果不是根据整体的暴力结果（较低的曲线），而是根据6个展开子集得出的（较高的曲线），那么反事实可能性的判断概率会出现累积增长。将较高的不可能性曲线的值与对应的必然性曲线的值进行加和，和大于1.0。（b）当我们逐渐移向危机的尾声，分拆效应的增长趋势逐渐变弱。对于那些分拆～x可能性的专家来说，随着尾声的临近，重写历史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c）情景的分拆作用能够混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在分拆的控制组，简单的线性方程显示了系列和平结果的判断与更趋暴力结果的选择之间82%的变异。过去看似向已经注定的结果的平稳的线性回归。在情景分拆的条件组，过去更像随机的流动，尽管有三个明显的方向转变（非单调性）。对于追溯性似然判断出现的80%的变异需要通过一个四阶的多项式方程进行解释。

尽管图7—8没有显示，但是对反事实的可能性进行分拆的狐狸表现出了最强的次可加性效应（概率判断超过1.0）。各日期平均值，必然性和不可能性的判断加和值为1.38，远远大于控制组的狐狸的分值（=1.07），或者分拆情景条件组的刺猬的分值（=1.18）或者控制组中刺猬的分值（=1.04）。狐狸也更倾向于产生模糊状态效应，此时其自我矛盾变得尤为明显。在和平解决是必然结果（形式上的必然发生日期为10月27日），但同时仍存在发生战争的可能之时（形式上的不可能发生日期为10月28日），85%的狐狸认为存在这一个时期，但只有60%的刺猬也这样认为。

最后显示分拆的力量来自跨条件比较不同理论信念间的相关性，如核威慑的强大以及对几乎成功的反事实导致核战争之忧的反应。这种相关性在控制组中比分拆情景组更强，［r（28）=0.61对r（32）=0.27］。这种减少的变化与分拆情景后观察家们观念的改变相关，其观念由抽象的、概括法则的思维模式转变为更独特的、逐个案例进行分析的模式。

西方兴起的实验

第二个实验复制了之前的结果，但在更大的舞台上展开。由来自世界历史协会的专家判断事件的可能性要延展1000年，而非之前的14天。目标议题是西方的兴盛：它是如何让少数的欧洲人从1000年前的毫无希望到现在的发挥着不相称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第5章中我们看到相信优胜劣汰的刺猬们会把这种巨大的变化归结为由深度的、不可改变的原因导致的，他们对几乎成功的反事实暗示的其他说法不屑一顾。

有两种实验条件。在控制条件组，专家要想出不同的历史结果，但作何选择并不会受到鼓励。我们仅提供两种测量。必然性曲线最初的问题是：从何时起西方地缘统治的某些形式成为了必然？不可能性曲线最初的问题是：从何时起西方地缘统治所有可能的选择都变成了不可能？在确定了必然性和不可能性的临界点之后，专家估计处在临界点之前的每一种历史结果的可能性是如何增加或降低的。相比之下，深度分拆条件组打破了西方统治的所有可能的选择，将他们分为更小的子集，其中或是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建立了全球霸主地位，或是非西方文明成为了全球霸主。然后将无霸权世界分为不同子集，其结果或是使西方衰落（例如，更多致命瘟疫、蒙古人进一步入侵），或是其他地区强大起来（例如，奥斯曼帝国、中国），然后将后者进一步分为不同子集，其中奥斯曼帝国、中国或是其他文明获得了规划全球力量的能力。专家根据绘制必然性和不可能性曲线来判断每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研究结果重复了导弹危机研究结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a）对现实的反事实的其他选择的分拆同样夸大了主观概率，使其超出理性的范围。如图7—9所示，观察家们整体上判断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可能性总是低于唯一穷尽的分拆部分的加和值。两个不可能性曲线间的阴影部分代表了这一效应的累积幅度；（b）随着我们进行到历史顺序的末端，情景分拆的影响同样变小；（c）分拆再次混淆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将向注定结果的平稳回归转变为异常飘忽不定的旅程。对分拆结果可能性变动无常的知觉，我们需要一个五阶多项式方程才能分析80%的变异，然而，在未分拆的情景条件组中，只需一个简单的线性方程就可以了；（d）分拆再次削减了概括法则信念限制可能知觉的作用，相关性从控制条件组的0.63降低到分拆条件组的0.25；（e）狐狸还是更加容易受分拆的影响，做出了更多次可加性概率判断。他们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曲线判断平均值为1.41，大幅超过控制组中狐狸的得分（=1.09），或是控制组（=1.03）或分拆组（=1.21）刺猬的得分；（f）分拆了反事实可能性的狐狸同样也显示了较长的模糊时期。在控制组，狐狸和刺猬间并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模糊时期大约为18年（平均来看，他们判断西方统治持续到1731年，但直到1749年还存在大量的其他选择）。但在分拆条件下，狐狸的模糊时期长达47年，而刺猬的仅为25年（狐狸认为西方统治持续到1752年，但直到1799年还存在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