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政策争议中讨论的质量

在这项研究中，我已经向以温和命名的相对主义者做了如此多的让步，以至于我不再知道我是把自己归类为“方法论上自由的新实证主义者”，还是归类为“方法论上保守的相对主义者”[11]。无论哪一种归类是正确的，都关系不大，因为结果混合了两种立场，跨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方面，它承认一种好判断不可简化的多元主义视角，这为讨论谁是正确的留下了操作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指导我们，持有相互竞争的视角必须对好判断的基本测试负责，尽管不完美，但容许相对的表现做完全的比较。

在前七章中这种混合的框架一直指引着我们，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谨慎的科学的回答要等到所有的同辈在这项研究中的评论结果，以及它的后续研究。然后我们可以执行大卫·休谟（David Hume）传授给我们的方法：提醒读者注意大卫·休谟关于事实—价值区分的名言，宣布我们已经到达科学的极限，安排你们这些读者担任最终的仲裁者角色，像尽一个公民的责任一样，拿出证据来，决定谁在公共领域拥有或缺乏正确的认知素材，决定是冒险采取过于严厉（该原谅犯错的专家时惩罚他们）还是过于宽松（该惩罚时“原谅”他们）的政策。知识的分工看起来可能导致互相推诿，但它根源于坚持原则的新实证主义者的信念，即科学家不应该把他们作为事实收集者和分析者的角色混为一谈，在那里他们有比较的优势，而且他们的角色是作为政策的倡导者，在那里他们的观点与他们的同胞相比，并没有赋予更多的权重。

我们可能就此打住。但是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愿意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发言。我将暂时假设这里所采纳的好判断的方法是正确的，并设定这样一种状况：如果参与者在政策讨论中所声明的信念是可以验证的，然后监控他们的预测表现，尊重他们的声誉投注，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更好。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确定怎样才能过得更好，这样的设定几乎是不可能的：现有的质量控制机制多有效？来自自由民主理论的传统回答一直很自信。我们依赖于观点开放的市场进行自我修正。当他们知道在自我吹捧方面他们无法掌控，对手会嘲笑他们为顽固的蠢货时，党派人士不必是他们的预测记录的自然的、诚实的计分员。我们人类不必是完美的，只要我们的缺点可以互相抵消。从长远来看，市场的力量会辨别真理。

我很长时间以来就对传统的自由观点产生共鸣，因为它强调了自由交流的有效性，能够促进好的看法，过滤掉坏的看法。[12]但是现在为什么常规的制约和平衡——在整个社会以及在学术围墙内——不适合纠正这里所说的判断偏见，对此我发现有许多原因。观念的市场，尤其对政治预言而言，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容许大量的废话仍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13]

第一，如果顾客们不愿意成为区分声明和反声明的裁判员，那么知识产品（现成的观点）的提供者之间激烈的竞争是不足的。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公众对知识分子在报纸专栏或电视中叫卖自己的产品作出回应时，不过甚至也发生在学术领域，苦恼的、高度专业化的教职员工对他们不熟悉的学者的工作要做出迅速的评估。这些顾客是理性的无知者。他们觉得不值得耗费自己的精力去评估质量的好坏。因此他们依赖付出精力少的启发（heuristics），即重视那些所谓的专家，譬如某机构的成员、名声，甚至是身体上的吸引力，而这些其实是判定专家品质的弱指标。实际上，我们的数据以及其他工作显示，顾客中，尤其是特别自信的刺猬们中，有人常常依赖费力少的启发，这些是认识专家品质的负面指标。许多人认同哈里·杜鲁门经常征引的观点，在左膀右臂的顾问中只偏爱一边。[14]

第二，观点市场的失败不是因为顾客没有动力，而是因为有“错误的”动机。他们可能对公正地追求真相的兴趣，要远远小于支持偏见的兴趣。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观念隐喻市场的创造者，敏锐地意识到受众喜欢听到演讲者说出他们认同的观点、攻击相反的观点，这些比自我批评更有说服力。在按照编年史记述公共知识分子衰落时，理查德·波斯纳就注意到，这些观点的倡导者精于提供“团结”而不是“信任”的产品。提供的心理的功能不是追求真相，而是强化自我的形象和共同信仰者的社会认同。“我们正直的人们想让我们的观点主宰那些脑筋错误的人们。”这种心理是体育领域的，而不应该出现在研究室中。这些观察同样与我们的数据相符。狂热者发现很容易认同勇敢的刺猬，他们不像说话模棱两可的狐狸，在思想的斗争中从不退缩，从不给对方修正自己的错误使其得意的机会。如果过于直白，我们可能不会承认这种情感，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认同这种隐含的理论，即真正的领导人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15]

第三，即使承认顾客的动机是正确的，他们也可能因为认知或任务的艰巨等局限而失败。认知的局限源于人的本性：即使聪明者的智力也是有限的，也会犯基本的推理错误，面对只有“努力思考”才能正确的劝诫也会令人吃惊地抵制。[16]任务艰巨性的限制源于政治环境：不管人们多么聪明，决定哪些专家更接近真相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事后。许多政治的争议中有三种互相交织的原因质疑这是不是真相：（a）党派人士习惯于做模糊的、隐晦的预测，以便与大范围之内矛盾的结论相一致，而无法证伪；（b）党派人士的创造力，尤其是刺猬，无论何时当他们阵营中的受尊敬的成员草率地做出预测而且能够被证伪时，他们会创造性地提出一些论据和理由；（c）环境的难以解读，使党派人士很容易地挑选有利的“如果……会怎样”的情景设计，在此情景中，自己一边所支持的政策比其他政策永远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如果采取另一边所支持的政策永远会产生更坏的结果。

综合以上观点，给了我们充足的理由担心政治预测的市场将来远非真实可靠的自我修正。然而，弄明白下一步是不容易的。政治预测市场并不像商品或服务市场，顾客很容易判断质量，卖者也能够保证质量（一旦专家的见解错了，他们常常会发誓放弃）。政治预测市场也不像医疗或法律服务，在这些市场中，尽管顾客不能很容易判断质量，公众对质量控制的焦虑（一些非利他欲望的内部人士怂恿限制竞争）导致严格监视向他们提出建议的人。第一修正案应该超越只有国家许可的人才能够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的法律规定。

对这些市场中出现的问题的纠正是一种集体的承诺，将知识的产品包装使之更容易把低质量的政治投机从高质量中区分出来。学术界很明显是一种寻找质量控制及前提条件的地方。它创立的同行评议制度代表了执行知识的问责标准的一致努力，超越了对各自争吵的思想派别的忠诚。为了获得认同和在学术期刊发表——使某人的声音在观念的市场中被专家听到，他必须经过匿名评审严格的拷问，以检查他的观点是否正确。

好消息是这种制度的确过滤掉了许多“噪音”，坏消息是其核心的过滤机制——严格把关发表渠道——在宪法上不可行，也不是广大的观念市场想要的。另外的坏消息是现有的社会科学杂志倾向于高度抽象的理论争议，这些文章的作者实际上并不以他们的声誉为赌注，来对混乱的真实世界做出明确的预测，而这是我们的预测练习的核心。而且，假定正在做这样的练习，他们则适时地选择了沉默：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理论所需要的验证从没有得到满足，这时如此多的未控制的变量都在起作用，很少知道这些变量如何交互作用。

在这个学术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没有理由认为顶级杂志的作者——杰出的政治学家、地区研究专家、经济学家等——在“解读”《纽约时报》报道的紧急状况时要好于记者或专注的读者。第2、3和4章所报道的材料强调了这一点。赢得学术赞誉的分析技术在预测和信念更新的练习中并没有提供多少优势。如果这些无效的假设结果抓住了自然的真实状态，那么在预测练习时高级学者中间有人如此不愿意配合是毫不奇怪的（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拥有一些优势的话，我倒是愿意期望出现相反的态度）。一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行难以掩饰轻蔑地告诉我：“我们把那些留给媒体的行家。”

面对这方面的警告，我自己的公共知识产品的建议是建立在严格评论的原则之上的，这是顶级学术期刊通行的原则。这些杂志，像这项研究的雏形，是启蒙的产物，寻求判断声明时认同一贯性和一致性基准，超越思想冲突的各个派别，建立起文明人能够同意解决分歧的标准——或至少同意解决分歧的条件。为了在政治学界或学术界获得合法性，对于那些致力于公共知识产品的提供者来说，不仅必须维持极高的证据标准，而且必须尊重程序公正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包括：（a）待遇平等，以至于持相反观点的各个代表感觉到在认识论的基本规则面前一视同仁；（b）所运用的标准化的规则应用于具体案例时，要对依理提出的抗议有所回应。[17]

然而，与以前的学术期刊不同的是，这里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围绕抽象理论说明时对解释力强弱的评估，而是聚集于有血有肉的观察家的能力，详细论述实际生活的技巧与他们所认为的各种最优学术知识的结合，解读展现在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为此目的，观察家们将遵守同一底线，即本书介绍的一贯性与一致性检验。唯一允许的偏差是必须保证参与者是不同观点的持有者，程序公正的规范在此过程中要得到尊重。譬如，在预测练习之始，给所有参与的观察家们具体指出这样的选择，即为了预测准确性得分他们是否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难度和分值调整；在练习结束时，给观察家们提出这样的选择，即修正他们的调整，以及给他们机会接受额外的调整，譬如争议调整（因为剩余的不确定真正发生了什么）和模糊集调整［因为剩余的不确定几乎发生了什么（几乎成功的反事实）和可能发生了什么（适时脱离）］。观察家们也可以选择或者对他们的结果保密（并且使用反馈结果只是单纯地为了认知的自我发展），或者公开（显示他们愿意冒声誉受损的风险）。

但是，观察家们也不愿意拥有无限的回旋余地以掩盖错误。有关反馈结果的表现将永远包括——除了观察家们所加的各种调整——预测准确性的标准化基线测量和信念更新的及时性，两者代表了意识形态均衡的控制面板对真正发生了什么的感觉，不带有任何道德或形而上学的事后评论。政治预测的顾客由此可以自我决定是否依赖客观的预测准确性和信念更新表现的统计，或者慈悲为情并部分或完全接受预测者本身前后得分所做的调整。谨慎的顾客，当面对客观表现指标与主观调整指标的巨大差异时，会逐渐变得狐疑。未做调整的事前的预测表现告诉媒体、商业和政府领域的顾客什么是最想知道的：这些家伙在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时，他们有多好？事后对预测准确性的调整告诉我们，在部分损失产生之后，预测者在弥合他们所说的与实际发生之间的差距时，做的工作有多好。[18]

当然，所有障碍中我们面对的最棘手的是执行问题：专家不愿意参与。如果一个人在旧有的体制下，自己的声明接近于零的问责，已经营造了一种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会愿意格外坦承，或者愿意受虐以伤及自己舒适的安排，自愿使自己的预测曝光于证伪粗暴的打击之下。强大的惯性力量会使现有的制度岿然不动。尽管从集体的角度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固守现有的地位就会拥有巨大的利益，因此要加以保护。

因此需要巨大的刺激，诱导人们工作，要努力并时常保持谦卑的心态做认知的练习，这些是本书方法论的中坚——确切无疑同样需要巨大的刺激，以诱导人们超越可怕的认知障碍进入我们社会中其他每个有声望的职业。为激发即将成为律师和医生的人接受可证明的竞争，我们有国家的许可委员会，以进攻的姿态寻找那些江湖骗子，这些骗子提供医疗和法律方面的建议，但却没有经过艰苦训练通过职业的门槛。为激发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社会已经建立了其他的保护措施，包括保证广告真实和有关制裁欺骗的法律。但是，同样，这里所应用的所有解决方式没有一样基于明显的宪制理由。

我怀疑，如果媒体、商业和政府中没有这些政治预言的大买家一致的行动，那么激励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打破现状最好的希望是将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公之于众，在他们从相关真实的时间发生的真实事件中做出正确的推论时，对于他们可以证实的以往的成绩形成部分约束，同时卖者不再自动依赖“罗拉代克斯”（Rolodex）名片夹，或是有声望的隶属机构，或相似的意识形态的启发。与其他可能提供的方式相比，聪明的新人将会把新的制度看作一种在媒体迅速走红或咨询阶层快速上升的方式。当新贵们开始分享严肃市场的蛋糕时，即使舒适地坐在现职上的专家可能也感觉到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思考的方式。

抵制自然是强烈的，尤其是那些可能损失最大的有影响力的刺猬，对于这种抵制形式我们有一种预感，对整个研究可能采取强硬的相对主义的反对意见。我们很少有人在认知的显微镜下看上去很好。人们不必对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对职业的解释（合伙欺骗公众）全部买账，从而认识到没有一个职业欢迎对它的群体中声称的专家进行详细的考察。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以维护他们的独立和声望而闻名，他们通过两件事让世界信服：（1）我们专家拥有有价值的技术，不存在缺乏专门知识的人；（2）这些有价值的技术不容易被“罐制”（canned），或者不能简化到一些部分能够复制，进而很容易地传授给外人。[19]而且，抵制并不仅仅来自经济方程式中的供方。第2章已经表明，在需求的一方，大量的大众消费者中间存在强烈的需求，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预测的世界中。媒体、商业和政府中的精英消费者也存在同样强烈的需求，他们程式化地向具有广泛认知度的利益群体咨询日常的疑问，似乎这样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因此对于以下优柔寡断的断言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注定无法打破自信的供给者提供的受到质疑的产品和依附于其上的消费者之间紧密相拥的共生关系。

但猛烈的抵制也要克服。与最好的掷飞镖的猩猩和无心算法（mindless algorithms）相比，股评师的处境是多么艰难，而低交易成本的指数基金却从此知识的低传播中获得巨大收益。并且预测市场——其中的人们要言行一致——越来越受到欢迎。[20]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现在专家会运用他们内部密室的知识，永远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绿野仙踪》里的神秘王国。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人工智能也逐渐发展的时代。对于这些技术渗透到一些信誉良好的职业，包括医学、法律、科学，甚至是模糊性的最后堡垒政治学，存在一些争议，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这些抵制能够克服，接下来将往何处去？理性乐观的时代宣布从前预言的意识形态的命题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种预言，不经意间，用光了分配给它的适时脱离辩护。[21]卢瑟福爵士（Lord Rutherford）时期的“先生们，女士们，让我们计算而不是争论”的说法将最终降临我们。我自己猜测这种声明同样是不成熟的。人类本性是其本来的样子，政治制度的确反常性地创造了自我证明的动机，我预期短期内虚假的评估系统会兴起，持各种代表性观点的骗子，甚至会被致力于公正的最透明的评估系统所欺骗。[22]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观点不一、多元化的社会里，信号噪音比将永远不会很大。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当前噪音的现状妥协。一种协调的积极性来自学术界、基金会和媒体，它们把公共知识分子看作信任产品的供应商（不仅仅是团结的和娱乐的产品），能够突出信号降低噪音。尽管它们是不完美的，但这本书的研究工具应该能够对应用领域的职业有用，这些职业包括情报分析、危险评估和新闻等。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些工具，有助于专家们建立起自我修正的认识论群体，这些群体致力于指导真实生活中展现的复杂的事件随世界观的发展反映出这些事件隐藏的含义，以及具体指出解读和检查偏见时的基准。进步并不是像热衷于技术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容易。[23]政治判断中主观的一些作用是无法抹掉的，但进步并不是社会科学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毫无希望，而是锲而不舍、从不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