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怀疑论者
本体怀疑论者不需要心理学。他们从外在世界的属性来寻找不确定性的根源，世界是一个即使我们再聪明，也无法预测的世界。但心理怀疑论者并不是这么肯定。他们猜想我们有机会窥探未来，只是我们错过了与人类心理内部的作用相联系的理性。因此，心理怀疑论者对社会改善论者的观点——有“正确的心理素质”（right mental stuff）的观察者将被证明是更好的预测者——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实际上，心理怀疑论者认定的好判断的每个障碍，我们都可以克服。这里，我们确定了4个主要的障碍：（1）我们对简单性的集体偏好；（2）我们对模棱两可和不一致的厌恶；（3）我们对居住在一个有序世界的信仰根深蒂固的需要；（4）我们对机缘律（law of chance）看似不可救药的无知。
对简单性的偏好
虽然人们在认知上已经完全装备好如何在非洲大草原上生存，我们遇到的对手却是来自现代世界。从混乱无序的资料中选取有用的线索，需要发现微妙组合的前因后果间的弱相关。正是这类概率线索学习的任务，人们做得很差。[28]即使有大量的实践、强有力的动机和最小的分心，聪明的人在跟踪共变的复杂模式时依然有巨大的困难，例如：“当x1下降，x2上升，同时x3呈现出数值的中间集时，结果y1的似然值增加。”
心理怀疑论者认为，这样的结果预示了我们从当前喧嚣骚动的事件中提炼预言性模式的能力不足。[29]历史不断重复，但它并不是沉重的机械式的重复。[30]然而，从历史中得出的许多类比推理是沉重的。仔细想一想越南战争对20世纪末专家政治意识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多种多样的冲突，可以肯定这种多样性太多了，就像越南式的泥潭一样。这个名单包括尼加拉瓜、海地、波斯尼亚、哥伦比亚、阿富汗，以及伊拉克（全新式美国的越南）、阿富汗（苏联的越南）、车臣（俄罗斯的越南）、克什米尔（印度的越南）、黎巴嫩（以色列的越南）、安哥拉（古巴的越南）、巴斯克地区（西班牙的越南）、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的越南）、北爱尔兰（英格兰的越南）、柬埔寨（越南的越南）。[31]从许多案例研究中，我们知道，将最浅显的可适用的案例与当前问题的过度类比是错误的常见来源。[32]我们很少听到政策制定者，不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引用含有或然性的类比：“萨达姆有着类似于希特勒的冒险精神，除此之外他也有一些类似于斯大林的敏锐的实践斗争经验，墨索里尼的虚荣自负和纳赛尔（Nasser）的煽动力，每个类比的有用性随环境而定。”
对模棱两可和不一致的厌恶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喜欢模棱两可——而且我们将在第3章发现，这对刺猬尤其如此。但是，历史给了我们大量的模棱两可。它要求我们记录下许多事情，但对于一些导致关键差异的事情几乎没有提供线索。如果我们想做出因果推断，我们不得不猜测存在着反事实的世界中将会发生什么——如果“存在”是正确的词的话——只能在富有想象力的假设情景中重现。从实验工作中我们知道，人们发现很难抵制如下的做法：对于数据缺失的部分用意识形态对事件的顺序进行编写。[33]实际上，正如第5章中将要表明的那样，世界政治的观察者对于他们的反事实假设的信念常常怀着极大的信心[34]，并十分肯定地宣称，在一个没有人看到或检验的反事实世界里，他们几乎确切地知道什么将会发生。
多数情况下，人们也不喜欢不一致——在第3章，我们会再次看到，这个概括特别适用于刺猬。他们更喜欢把世界组织成一个纯洁的可评估的完美形态，好的原因和好的结果相连，坏的原因和坏的结果相连。[35]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可能就是一个道义上的混乱之地，讨厌的政策有时有正面的效果，而喜欢的政策有时却有有害的效果。受尊重的盟友可能有糟糕的人权记录；提高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的自由贸易政策可能使雇用童工的公司受益；受人鄙视的恐怖分子也许会展现某些品质，在其他的环境中，我们也许会把这些人赞美为足智多谋的甚至是英勇的；“流氓国家”的政权也许会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政权拥有更多的民众支持。占优势的选项——在所有可能的维度上战胜了其他可替代的选择的情况——是很少的。
对控制的需求(https://www.daowen.com)
许多人发现，在没有坚实的基础的情况下考虑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比掷硬币要令人烦恼得多。[36]这种虚无主义的宿命论违反了大多数人性中的乐观进取本质。而且，对于在我们样本中的专家信来说，这尤其令人烦恼。这些专家们通过思考与写作有关国际议题的不同方面来谋生，采取这种令人绝望的态度不仅破坏了他们的世界观，也影响了他们的生计。这种观点表明，命运不是反复无常的，所发生的必有一个潜在的秩序，对于这样的证据人们一般会欣然接受。政治信念系统的核心功能不是预测，而是建立可预测性的令人欣慰的幻象。
随机性，我们理解的不可承受之轻
在纯随机的游戏中，没有大量的方法论上的技巧可以提高我们预测的准确性。如果一个在财政上枯竭的赌场希望安装一个有60%收益的黑色投币口和40%收益的红色投币口的轮盘，同时保持收益不变，最优的策略是总在最可能的结果黑色中下注。最坏的策略就是试图寻找一种赢钱的模式，直到说服自己发现如下的规律：证明大赌赢大钱几乎不可能。对思考的回报，至少对赌博者错误程度的思考而言，将会是金钱的大量流失。[37]
我们不愿承认不可预测性，使得我们不断寻找超越收益递减点的预测线索。[38]在30年前，我见证过一场演示，这场演示是在一个教室里，耶鲁大学本科生和挪威鼠之间的个体推理能力的比较。任务就是推测在T形迷宫的哪一边食物将会出现，通过一个随机的二项式过程（60%的左边，40%的右边）决定食物的出现，当然这一决定过程不为人和老鼠所知。这个演示再现了爱德华兹（Edwards）以及埃斯蒂斯（Estes）的经典研究：老鼠更频繁地选择获奖励的一方（大约在60%的时间里做了正确的选择），然而人类努力地寻找模式而且紧张地选择左边还是右边，得到的是与他们的选择大体上成比例的奖励（在大约52%的时间里做了正确的选择）。人类的表现糟糕是因为我们从内心来讲是决定论的思考者，概率论策略中讨厌承认错误的不可避免。我们坚持在随机序列中寻找某种秩序。面对T形迷宫，我们寻找玄妙的模式，如“食物在交替的两左/一右次序中出现，除了在第三圈后食物突然在右边出现的时候”。这种从混乱中寻找次序的决心已经很好地服务了我们人类。在混乱的现象中对决定性规律的追求，使得我们都受益于我们伟大集体的成功：农业、抗生素和数不清的其他发明使得我们舒适地生活成为了可能。但有些场合，拒绝接受错误的不可避免——承认一些现象是不能简化的、概率性的——可能会是有害的。
当政治观察者在事件的随机相关性中寻找某种模式时，冒了同样的风险。如果思考得少一些他们可能做得更好。当我们知道可能结果的基准率时——比如说，在80%的时间里现任者会赢——我们应该不做其他事情，而是简单地预测更为常见的结果。但是工作中忽略基准率意味着，人们常常坚持将高概率赋值于低频率事件。[39]这些概率不是源于对这些案例中相关参照总数的相对频率的观察，而是源于对具体案例中因果关系的预感，这种因果性使得一些情景相较而言更加“可想象”。一个有关一个政府是如何突然瓦解的貌似合理的故事，比过去相似的结果多久发生一次要重要得多。[40]
人们从预测失败或成功的短暂经历中得出沉痛教训的时候，心理怀疑论者对此不会感到惊讶。成功的预测者通常善于编造“为什么命运有利于他们的观点”的精致故事。当预测者把他的成功归于神明听到了他的祈祷或者行星恰好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学者们能够很快地发现这些故事的似是而非之处。可如果预测者援引一个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解释，那么即使是这些观察者也会受骗。
在这一点上，怀疑论者绝望了。他们提醒我们从很少的来源不明的样本中提取大胆的归纳推理的危险。而且，假设有一种病态的情绪，再附上一篇关于肯定后果的逻辑谬误的文章：“注意这些争论的人，‘如果A，则B’，观察B，然后断言，‘A是真的’。”如果你沿着那条路一直走下去，你将被授予“当年的预测者”奖，以归入到不体面的怪人行列而结束。谁愿意因为南非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先见性地预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凄凉之态而向他们表示祝贺？许多危害都是因为移植这种假设检验逻辑造成的，这种假设检验盛行于受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但进入到喧嚣的现实世界后，即使完全相同的条件，绝不会、也永远不可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