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名的起源
现在我们研究的群经，无疑的它是儒家流传下来的典籍，但是这些典籍为什么叫作“经”?“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它的起源究竟在何时?中国经学的研究虽说有过两千余年的历史，然而到现在这些都还是未曾解决的问题。
六经在汉儒统称为六艺、六学、六籍、六数，并不是一定的都叫作“经”，而章句训诂之学是到后汉才渐渐地发达的。所以正式地来解释经的名称的，最早莫过如班固的《白虎通·五经》篇、王逸的《离骚经序》、郑玄的《孝经注·序》、刘熙的《释名·释典艺》篇。
《白虎通·五经》篇说：
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
王逸《离骚经序》说：
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
郑玄《孝经注·序》说：
《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
刘熙《释名·释典艺》篇说：
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这些都是就经的名称做解释的。此外如《诗·小旻》“匪大犹是经”(《毛传》)，《易·颐》“拂经”王肃注，《易·象传》“君子以经论”荀注，《韩诗外传》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以及其他经传注疏释经为法、为理、为义、为道，那都不过是诠释字义而不是来诠释经名的。《说文·系部》说：“经，织从丝也。”也只说明经的本义，更不是说明经名的。汉魏以后，从表面看来经学其衰微，更无人理会到这一名称命名的理由和起源，不过去古日远，但以为经是经常之道，渐渐地将“经”认为一种尊称罢了!有清一代是经学复兴的时期，清儒本来注重名物训诂之学，而经的今古文两派在后来又对立起来，所以这一问题也重新提出来讨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经解上》上说：
《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则因传而有经之名……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翻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子》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耳，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
章氏以为墨子的《墨经》，老子的《道德经》，都是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的，惟有“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故如李悝《法经》，“取易经论之义”，其义才是“不背于古”。他如“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义皆本于经界书”，“不与著述同科”。天文之《甘石星经》，方伎之《灵》、《素》、《难经》，师旷之《禽经》，伯乐《相马》之经，“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以尊为经言者”，或者“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和”。他的结论是：“六艺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章氏是主张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的，他用“经纶”两字释经，这固然是新的见解，但是现在我们看来，六经既不是周公所作，“经纶”更不是经的溯义，他这种见解当然是不甚正确的。
继续以章氏的意见来讨论经名的，要算是龚自珍和蒋湘南。龚氏也主张六经皆史、六经不是孔子作的。他有《六艺正名》、《六经正名答问》诸文。但他虽以“正名”名篇，而其实不过说六经之名由来久远，《周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都不当称经。他所以要正六经之名，不过是要严格地来规定经的数目。他的原文，留在下章再行提出。蒋湘南在《七经楼文钞·六经原始》上面说：
经之名始见于《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又见于《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孔子再传弟子，则经之名起自孔子门人。门人尊孔子而名之为经者，盖以此为古帝王经论天下之大法，孔子宪章之，祖述之，即为孔子经纶天下之法也。有经必有纬，故七纬三十六篇并传为孔子作。以纬对经，则经为经纪经界之经，而非经常之经，儒者以经常解之，殊非本义。(《七经楼文钞》卷一《六经原始》，清同治八年马氏家塾刻本)
他以为经名起于孔子门人，这是与章学诚相同的，但是纬的本义据《说文》是“织从丝也”。以纬对经，适足以证明经是纵而径直的，儒者以经常解之，虽非本义，也无由见得经之必为经纪、经界之经，他这意见也是不能令我们轻易赞同的。章、蒋二氏以经纪、经界释经，在他们略后的学者是没有什么反对的；但是他们主张六经不为孔子所作，这却很容易引起相反的论调，廖平在《知圣篇》上说：“六经孔子一人之书，学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谓道冠百王，师表万世也。”这已出六经完全是孔子作的主张。后来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上说：
六经笔削于孔子，礼、乐制作于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学，孔子之教也，歆思夺之。于《易》则以为文王作上下篇，于《周官》、《尔雅》则以为周公作。……不知歆何怨何仇于孔子，而痛黜之深如此!……唐人尊周公为先圣，而以孔子为先师，近世会稽章学诚亦谓周公乃为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之毒者。但群蒙谤日，终不能以只手遮天，孔子之道自尊也。
他在《孔子改制考》卷十《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上更以为：
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又谓之记，弟子后学辗转所口传谓之说，凡汉前传经者无异论。故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孔子所手作，故谓之经。如释家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论也。弟子所作，无敢僭称者。……皆由不知孔子所作乃得为经之义，今正定旧名，唯《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而于经中虽《系辞》之粹懿，《丧服》之敦悫，亦皆复其为传，如《论语》、《孟子》、大小《戴记》之精粹，亦不得不复其为传，以为经佐，而《尔雅》为佐，咸黜落矣!
廖氏是要“经学宏通，圣教尊隆”(《知圣篇》语)，康氏更以为六经是“包括天下，至尊无并”(《伪经考》语)。他们对于章学诚、蒋湘南之说当然是要加以否定的。康有为的主张是“正定经之旧名也”，与龚自珍的六经正名不同，龚氏是站在“六经皆史”的立场上，说经原来只有六种，我们无由见其对于经名的解释；康氏是站在尊经尊孔的立场上而谓孔作乃得为经，他的意见当与经常之说相同。《白虎通》是汉代的今文家说，康氏是主张经今文之说的，他们的意见应当是一致的。不过这孔子所作乃得为经之义，要算是康氏一人的见解，而且他们的六经皆孔子所作的主张当然也是不对的(崔适《五经释要》即是反对康氏此说)。康氏之后，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也主张六经是孔子作的，且更进一步以为孔子出而有经之名，他根据《礼记·经解》篇、《庄子·天运》篇、《孝经纬·钩命决》说：
孔子始明言经。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孝经纬·钩命决》：“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
但是《经解》、《天运》都不足据(详见下)，而《孝经》也不是孔子作的，自朱熹以来，已怀疑其“非圣人之言”，乃“齐鲁间陋儒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详见下)。皮氏所举的证据都很薄弱，不足凭信，不过徒引主张经古文学者的反感而已。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就是一例。他在第二章《经学之定义》下说：
案《白虎通·释名》之说，皆经字引申之义，惟许氏《说文》“经”字下云：“织也(堂案：当依《御览》织后补：从丝，二字)，从糸，
声。”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六经为上古之书，故取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叁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文之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用文言者，亦称之为经，以与鄙词示异。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此皆经字后起之义也。
他用组织之义来释经，也正与《白虎通·释名》一样是用的引申之义。他以为“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这在殷《盘》、周《诰》、《仪礼》、《春秋》之中是适得其反的。他以为“《易》有文言，而六爻之中亦多韵语。《尚书》亦多偶语韵文。《诗》备入乐之用，故声成文谓之音”。(同上)这还可说得过去，但他以“孟子亦曰‘不以文害词’，又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春秋》其文则史’，而《礼记·礼器》篇亦曰‘礼有本有文，是六经中无一非成文之书’”(同上)。这里之所谓文绝非“文言”两字之意，更不能证明是“古人见经文之多文言也”，“而锡以六经之名”。他这个新说是不确当的。他虽然蹈《白虎通·释名》之覆辙，一样地用了引申之义，但是他知道寻求本义，在方法上总算是进步了。刘氏是三世治《左氏春秋》的后裔，他本身是一个经古文学者，而且很注重名物训诂的；他不满意《白虎通》之说，故借文言二字以立新意，却不知道在证据上是未免太薄弱了。
以上所举章、龚、蒋、廖、康、皮、刘七家之解释，对于经的本义溯义都没有把握着。到了章炳麟作《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才以为“书籍得名，实冯傅竹木而起”。他说：
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意译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谓之忽。书思对命，以备忘忽，故引申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比竹为之，故龠字从仑。引申则乐音有秩亦曰仑，“于论鼓钟”是也；言有序亦曰仑，“生而论道”是也。《论语》为师弟答问，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专，比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国故论衡》中卷《文学总略》)
他在另一篇《原经》中只相对地赞成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而且根据以上的意见，他对于章学诚六经先王之政典、经是官书之说是持相反的态度，主张经是一切群书的通称。他对于古籍称经的，于章学诚所举之外，更提出：1.兵书可以称经，如《国语·吴语》“挟经秉枹”。2.法律书可以称经，如王充《论衡·谢短》篇曰：“五经篇题，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3.教令可以称经，如《管子》书有经言、区言。4.历史可以称经，如《汉书·律历志序》：“伏牺以来帝王相禅，号曰世经。”5.地志可以称经，如辨疆域者有图经，《隋书·经籍志》著录之挚虞《畿服经》。6.师友应对可以称经，如仲尼作《孝经》。7.其他六经和历书以外的群书也可以称经。如荀子引《道经》曰“人心之微，道心之微”。《道经》是不在六经中的(详见《国故论衡·原经》)。他这样就书籍的制度和名称来说明经名的起源(指线装书)，虽然不尽确当，然而比较地可以认为探源溯本之论。在他之前后，还有所谓江藩的《经解入门》及陈汉章的《经学通论》对于经名的解释，后来经他的弟子吴承仕一方面驳斥江、陈之论，一方面发挥章氏之说，这所谓“经是线装书”之说渐渐为一般人所认为最合理之解释了!吴氏说：
书之称经，亦由编丝缀属得名……其始皆为质名。……经纬不乱，总纰成文，故曰经常、经纪、经法、经理之义，又有经纶、经营之义。经本从
，义由川脉，故有经涂、经术、经界之义。布帛织组，先经后纬，故有经始之义。经为纵线，可以系着，故有经绞、经缢之义。经训为道，道为所行，故有经历、经过之义。后人习用引申之训，遂以经常一义为五经所独有……稽之经传，最初命名，殊不若是耳。江藩曰：“上古无经名。《礼记》以经解为名，实为经名所自始。”承仕案……《礼记》篇名多出后人题署……江据之以为经名之始，殆非其实。陈汉章曰：“……《文史通义·经解》篇：《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之命名所由昉乎?汉章案：屯卦象传，孔子之文，溯厥初名，非由孔子……《管子·戒篇》曰：“泽其四经。”尹知章注：“四经谓《诗》、《书》、《礼》、《乐》……实宗乐正之四术，而定名为经，经之为言术也。”……承仕案：……王念孙说之曰“泽，读为舍其路而弗由之舍，四经即孝弟忠信’，则视陈说为优矣。……正名六籍为六经，盖起于齐宣王、梁惠王之时，亦即七十子后学之徒自所题署。……称《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始于庄子。(《经名数国各释》)
吴氏对于经名的解释，只于师说外略有发挥，其纠正江、陈之说，则是极有见地的。但是他以为“六经之名，要以《庄子·天运》篇为最朔”，这虽是自王应麟《困学纪闻》以来，为章学诚、龚自珍、蒋湘南、廖平、康有为、皮锡瑞这一般人所不反对的，但是这确实还有商量的余地。经名究竟起于何家，始见于何种书，还是我们现在所亟于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其次，在我们以上所举的各家之说，章学诚、龚自珍、蒋湘南的经为经纶说已为章炳麟、陈汉章所辨订，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的经为经常说已为刘师培、吴承仕所辨订。刘师培根据《易经》的经为文言说本来证据就极薄弱，而陈汉章根据《管子》的经为经术说，亦被吴氏加以纠正，现在剩下章炳麟的经为编丝缀属之说算是最有势力的说法了。但是这一说法真与古代简册制度相合吗?这是我们现在所亟于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由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考定经名起源的时代与理由，则经名的意义自然也随着解决了。现在再将这几个问题依次说明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