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称经之异同
墨子是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其后虽自创了学派，但在《墨子》中可以看出，对于孔子，其始终加以相当之崇敬。在《墨子·公孟》篇说：“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可见墨子对于孔子实相当加以崇敬。墨家立说虽异于儒家，但是他们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右者帝王之事”。(《非命上》)既需要上本之于古者帝王之事，对于所谓先王陈迹之经典，尤不得不加以研讨与征引。墨子是勤于读书的，《墨子·节葬下》篇曾说：“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袓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我们由墨家的祖训尧、舜、禹、汤、文、武的异同，更可以见战国初年经学流传的情形。今本《墨子》非墨子所自著，书中应多系墨家后学的见解，尤其可见当日《诗》、《书》等各经在文字与解说上是否与孔门所传的相同。就今本《墨子》引《诗》、《书》看来：
(一)引《诗》之异同
墨子在《公孟》篇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在《诗》的篇数上，墨家所传与儒家所传相同，俱为三百篇。所谓诵、弦、歌、舞，只是不同环境、不同用途的区别，并非谓《诗》有一千二百篇。今本《墨子》中引《诗》共有十一条，分析来看，其不见于今本《诗经》者三，与今本《诗经》章句不合者四，与今本《诗经》文字不同者三，与今本《诗经》完全相同者一。兹分项论析如下：
(1)不见于今本《诗经》者。其三条所引皆不见于今本《诗经》，如：
(a)《所染》篇：“必择所堪，必谨所堪。”
(b)《非攻中》：“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
这两首诗是逸诗还是《墨子》所引晚出之诗，现在很难确定。王念孙说：“‘陆将何及乎’不类诗词，‘乎’字盖浅人所加。”古代的诗，是否如王氏所想象的文句必定整齐，实在是我们很难确定的。
(c)《尚贤中》：《尚贤中》所引“《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下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周颂》这段诗在今本《诗经》中是没有的，俞樾说此文有错误，当云“圣人之德，昭于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俞樾的改本，文句虽然整齐了，而且每句也协韵了，但古本是否真如俞氏所想象的那样现在也很难确定。俞氏明知原文“入增‘其有、也’三虚字，则非《颂》体矣”。其实原文即如俞氏改本之为《颂》礼，也决不是《周颂》一类的诗，在文理上究有不同。所以这三条是否在“诗三百”中之诗，很可以明了。这也与上一项同为逸诗或《墨子》所引晚出之诗，不足以证明儒、墨所传《诗》不同。
(2)与今本《诗经》章句不同者。这一类共四条。四条之中，三条没有大的疑问，有一条是颇有疑问的。
(a)《尚同中》：“《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
(b)《兼爱下》：“《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c)《明鬼下》：“《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
(d)《兼爱下》：“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
这里所列，前三条与今本都没有大区别。
(a)条见《小雅·皇皇者华》，除“若丝”之“若”，《毛诗》作“如”外，其余均同。今《毛诗》以“我马维骆”四句为第四章，“我马维骐”四句为第三章。这是《墨子》所引者为原本，抑今本《毛诗》并未有误，则须另外证明。《墨子》引第三章有“又曰”二字，或正因与原本次第不合，所以加“又曰”二字来表明。
(b)条见《大雅·抑》篇，今本《毛诗》少两“而”字，但《墨子》所引前两句在六章，后两句在八章，此是断章取义，从诗句的用韵看来，原文当不如《墨子》所引连成一气，也可以无疑问。
(c)条见《大雅·文王》篇前八句。在今本第一章中，后两句为第二章首二句，《墨子》所引“穆之”，今《毛诗》作“宜之”，这是毛本是否为真古本的问题，也无任何疑问。
只有(d)条后四句见今本《毛诗·小雅·大东》篇中，惟今本两“若”字作“如”，又今无两“之”字为异。前四句与《尚书·洪范》篇中语略同，惟今本《洪范》篇作“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与《墨子》所引的词句互倒。《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说苑·至公》等引《书》，只将“无”作“不”，并不与《墨子》所引同。然则《墨子》所引实为《诗》，不为《书》，自然很可明了。不过《墨子》所引“王道荡荡”四句也并不是《大东》篇中语，《大东》七章，章八句，其首章为“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睠言顾之，潸焉出涕”。原本不当有此四句，然则“王道荡荡”或系《书》语。据孙诒让《墨子间诂》说“古《诗》、《书》亦多互称”，并引《战国策·秦策》引《诗》云“大武远宅不涉”，谓即《逸周书·大武》篇所云“远宅不薄”，是则《墨子》本为引《书》而与引《诗》之语合并，(b)条同例。其与今本《洪范》篇不合者则今本《洪范》篇其出本稍后也(参看第一篇)。
(3)与今本《诗经》文字不同者。这一类有三条《墨子》所引字句与今本不尽相同。不过这从声义以求之，实非不同，惟与今本《毛诗》为异耳。
(a)《尚贤中》：“《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欎，孰能执热，鲜不用濯。’”
(b)《尚同中》：“《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
(c)《天志下》：“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其中，(a)见今《大雅·桑柔》篇，今本“女”作“尔”，“予”作“序”，“欝”作“爵”，“鲜”作“逝”，《墨子》引用的是真古本，自比较难懂些。
(b)见《周颂·载见》篇，今本无“来”字，“彼王”作“辟王”，“聿”作“日”，今本后修，故洁而易明。
(c)见《大雅·皇矣》篇，“夏”、“雅”古通，“毋”今本作“不”。
(4)与今本《诗经》文字相同者。这只有《天志中》引《大雅·皇矣》作“《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但《墨子·天志下》不作“毋”，不与今本同，而此引在《天志中》，反与今本相同。《墨子》所引，恐为后人转写改易，故与今本相同，亦未可知。
总上四项看来，墨家好引《诗》、《书》，以为其本之于古者帝王之事，正与春秋时列国大夫以为理论的根据一样，《诗》在本质虽属歌乐一类，然在春秋战国时，实以《诗三百篇》当作古史，而且是寓有哲理的。不过墨家对于儒家的礼、乐以为烦扰而不赞同，他们虽然称引《诗》、《书》，创建却不甚多，这自是宗旨不同，故不似儒家之专以读书为业。然而我们从墨家之讲“兼爱”、“非攻”、“节用”、“非乐”，他们也正是讲节用而爱人。墨子本好读书，他们凭借《诗》、《书》来证明他们的主张，不惟对于《诗》、《书》曾加研究，即如《礼》、《乐》、《春秋》，也曾加以研究，这里面蕴藏有至当而不可易之理论，虽“非儒”之墨家，也不能否认的。
(二)引《书》之异同
在《明鬼下》篇，墨子说“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引《书》，无夏以前之书，与儒家所传也是相同的。今本《墨子》引《书》共有二十九条：(1)篇名、文字俱不见于今本《尚书》者十四条；(2)单词、语句不见于今本《尚书》者五条；(3)引《禹誓》而今本作《甘誓》者一条；(4)引《泰誓》而不见今本《泰誓》者二条；(5)引《泰誓》而与今本出入者二条；(6)引《吕刑》与今本出入者三条。
(1)篇名、文字俱不见于今本《尚书》者十四条。
(a)《尚贤中》：“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尚贤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晞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身。’”
(b)《尚同中》：“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
(c)《尚同中》：“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
(d)《兼爱下》：“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e)《兼爱下》：“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
(f)《天志中》：“又以先王之书《驯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维天，临君下土。’”
(g)《明鬼下》：“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玑无小，灭宗无大。’”
(h)《非乐上》：“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
，其家必坏丧。’”
(i)《非乐上》：“《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
(j)《非命上》：“于《仲虺之诰》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袭]丧厥师。’”《非命中》：“于先王之书《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代[式]之[是]恶，丧[用]阙师。’”
(k)《非命中》：“武王以《太誓》非之。有[又]于《三代》、《不(百)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
(l)《非命中》：“于召公之《执令》于然，且：‘敬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天降]之，哉(自我)得之。’”
(m)《非命下》：“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星[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n)《公孟》篇：“先王之书《子亦》有之曰：‘其傲也，出于子，不祥。’”
在这十四条中，《距年》(《竖年》)、《术令之道》(据孙诒让说，术令“当是《说命》”)、《相年之道》、《禹誓》、《汤说》、《驯天明不解之道》、《禽艾之道》(翟灏云：“《逸周书·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语。”)、《官刑》、《武观》、《仲虺之诰》、《三代》、《百国》、《执令》、《总德》、《子亦》，我们无论其名称是否见于《尚书大传》百篇《书序》，都可见墨家引《书》，于儒家所传《尚书》廿九篇外，能多到十二篇。可见墨家真是能本之于上古帝王之事，祖述尧、舜、禹、汤、文、武，更奇怪的是，就这些佚文看来，并无不合儒家思想的地方，儒、墨所传实出一源。
(2)单词、语句之不见于今本《尚书》。共五条：
(a)《七患》篇：“《夏书》曰：‘禹七年水。’”
(b)同上，“《殷书》曰：‘汤五年旱。’”
(c)同上，“《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d)《明鬼下》：“《商书》，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异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
(e)《尚贤中》：“《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这五条当属于《逸书》，由此可见在墨家引《书》之时，《尚书》确是篇数较多，现在伏生所传的，实非完本。西汉经师，以《尚书》为伪，自就当时所传授者言，在秦以前绝不如此。不过这种佚文见于他书亦多，若必执此以为儒、墨所传不同，那也是不经之谈。
(3)引《禹誓》而今本作《甘誓》者一条，见于《明鬼下》。可分别来比较：
(a)“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
(b)下听誓于中军，曰：
(c)‘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
(d)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
(e)予共行天之罚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
(f)御非尔马之政，若不共命。
(g)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
今本《尚书·甘誓》为：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
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由“大战于甘”这一句看来，篇名当为《甘誓》，今本不误；《墨子》引作《禹誓》应是传误。《兼爱下》篇引有《禹誓》，为禹征苗之辞，此是伐甘，当为《甘誓》，惟此为禹誓师所启师，是未可以臆断，《甘誓》之名，很可能为经师改定，故《墨》书是否为传误，也只可以存疑。又今本虽少一段，文句较简洁，此亦当是经师更定，《墨子》所引，比较地说当为古本，不过这当然是追述，并非真的禹、启之作。
(4)、(5)引《泰誓》而不见今本《泰誓》二条，引《泰誓》与今本有出入者二条。
今本不见者：
(a)《尚同下》：“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
(b)《非命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与今本有出入者：
(a)《兼爱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今本《尚书·泰誓下》：“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
(b)《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
务。天下天亦纵纣而不葆。’”
《非命上》：“于《大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之，弃而弗葆。”
《非命中》：“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
今本《尚书·泰誓上》：“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
今本《泰誓》，出于西汉；马融、郑玄，并疑其伪。《墨》书引《泰誓》而不见今本《泰誓》者，现在无从对照。但可见所谓真古文《泰誓》，并非真古本。至于引《泰誓》与今本出入者，《兼爱下》篇所引，今本比较修整。《天志中》、《非命上》、《非命中》所引，三篇引文虽不尽同，而实大致不差，今本亦较整洁，显非古之原本。
(6)引《吕刑》与今本出入者三条。
(a)《尚贤中》：“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
今本《尚书·吕刑》：“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b)《尚贤下》：“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于!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
今本《尚书·吕刑》：“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c)《尚同中》：“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弗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
今本《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这三条中，第一条《墨子》所引，“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二句在前，次序较当，文义顺。后两条与《墨子》只字不同，或《墨子》为古本，而今本则本有传授，未至讹误或系经过校订而成。这几条中“肆”、“逮”，“名”、“命”，“假”、“殷”，“言”、“非”，“练”、“灵”，“折”、“制”，只是形声之差，伏生所记，与《墨》书所引，并无大差。这些更不能说儒、墨传本不同。
综上六项看来，墨家引书，篇名文字不见于今文《尚书》者有十余则之多，证以《左氏》、《孟》、《荀》、《吕览》引《书》，亦颇与今本不同，可知伏生所传实非完本，然因《孟》、《荀》等书所引，亦有不见于今本者，故不能执此而以为儒、墨所传不同。墨家所引诸篇，或儒家以为不足信，故不转相授受。然经籍由儒家而传墨家，所传无反较儒家为多之理也。我们由(3)之(d)，《墨子》所引“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今本《尚书》无，虽说阻隔文气，多此一段，不如删去，然《墨子》所引或实系原本。与(5)之(b)墨家所引《泰誓》在不同的三段之中，文字虽不完全相同，然而大致不差，俱可见墨家所引，比较为古本。墨家与儒家都祖述尧、舜、禹、汤，墨家自亦可传儒家之经。
墨子对于儒术“其礼烦扰而不说”，对于儒之礼乐在《墨子》书中由《节葬》、《节用》、《非乐》、《非儒》等篇看来，都是很反对的，但墨家并无另外的典礼。在《节用上》曾引“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在《节用中》引“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止。’”《明鬼》篇更述及，“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
位；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腯肥倅，毛以为牺牲；珪璧琮璜，称财为度；必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与岁上下也”。这些概非古《礼》原文。所谓节丧之法，不过是墨子自制为之葬埋之法，实是托古改制之说，我们不当认其为《礼经》原文，而且由墨家所述。除节葬外，与儒术并无大差。墨家《非乐》，在《三辩》篇云：“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说稍不同。《三辩》未必为三墨原文，亦足以备一说，但此亦非与儒有何根本违异。
墨子对于《易》与孔子所修之《春秋》无所称述，但在《明鬼下》引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重答魏收书》引《墨子》有“吾见百国春秋史”(今本《墨子》此文已佚，《史通·六家》篇亦引之)之言，这是“春秋”由私名而变为达名，近人或以《春秋》非鲁史之专名则非。《墨子·贵义》篇载：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吕氏春秋·博志》篇谓：
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我们读这两段可见《墨子》对于讽诵、教训，并极注重。墨家对于《诗》、《书》、《礼》、《乐》及七十子之徒，态度虽不尽相同，但以墨家为显学观之，其传播经术之功，自亦不小，但如孙德谦辈以墨者之徒并列入孔门，未免失实，这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