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学与史学

群经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我们先民言行的记载，那自然容易被认为是历史，是古代史料，这一种看法在《庄子·天运》篇即有：“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这以六经为先王之陈迹而非“其所以迹”，即是认六经为过去之史迹而非所谓道。《天运》篇犹可诿之西汉人说，而在《庄子·天下》篇亦有“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书》、《礼》、《乐》为史所传，这种说法也有认经学为史学的意味。在汉代儒学独尊时，这种议论虽少，但如史迁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史记·伯夷列传》)。“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议论也有以经学为史学之倾向。到了袁宏撰《后汉纪》时，他说：“记载废兴，谓之《典》、《谟》；集叙歌谣，谓之《诗》、《颂》；拟议吉凶，谓之《易》、《象》；撰录制度，谓之《礼》、《仪》；编述名迹，谓之《春》、《秋》。然则经籍者，写载先圣之轨迹者也。圣人之迹不同，如彼后之学者，欲齐之如此，焉可得哉!”(《后汉纪》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隋代王通于其所著《文中子中说》云：“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

《隋书·经籍志》也说：“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

袁宏之说，意同庄子；但在《文中子中说》与《隋志》，一个认五经之中三经为三史，一个说“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实已启后来“六经皆史”之渐。到了宋代，陈傅良为徐得之《左氏国纪》序云：

昔夫子作《春秋》，博极天下之史矣!诸不在拨乱世反之正之科，则不录也。左氏独有见于经，故采史记次第之，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以发明圣人笔削之旨云尔。非直编年为一书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已；被之弦歌谓之乐章，为一书，今《诗》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传序为一书，若所谓帝系书是已。而他星卜医祝皆各为书。至编年，则必序事如《春秋》。(《止斋文集》卷四)

他这一段话除了以“夫子作《春秋》，博极天下之史”而外，更以《书》、《诗》、《乐章》、《仪礼》、《周礼》为史，他虽未明言《周易》亦为史，但以星卜、医祝皆明为书列在史中，则亦以《易》为史。四术之《诗》、《书》、《礼》、《乐》以及《易》与《春秋》，所谓“六经”也者，在他看来，已无一非“史”了。不过他还未明言“六经皆史”。到了王阳明在其所著《传习录》中，首先提出“五经皆史”的主张。他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五经亦只是史。”(《传习录》卷一)而其弟子及李贽则更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焚书·经史相为表里》)李氏以为“经而不史”、“史而不经”俱近诬罔，是主张形而上的经学，要有形而下的历史史实作为依据，这更是合经史为一体的一种看法。到了清代章学诚也是主张“六经皆史”的，他在《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地说：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

……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文史通义·易教上》)

这一段话将占卜与玄学的《易》用来证明其与史同科。他曾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文史通义·原道中》，卷二)“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同上)道不离器，则六经虽然是载道之书，无论何如也可以说“六经皆史”的。相比之下，他这一段议论，比起袁枚所说的：“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小仓山房诗文集》卷十《史学例议序》)实较透辟。袁氏之说，不过如《庄子·天下》篇所云，无大发明。章、袁两家而后，主“六经皆史”之说者更有蒋湘南、龚自珍诸家。龚氏云：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纣时，其史尹挚抱籍以归于周，周之初始为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劳周室。改质家跻于文家，置太史。史于百官，莫不有职事。三宅之事，佚贰之，谓之四圣。盖微夫上圣睿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经。经之名，周之东有之。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今夫宗伯虽掌礼，礼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故曰六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殁，七十子不见用。衰世著书之徒蠡出泉流。汉氏校录，最为诸子。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定庵文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之二)

他认为：“史之外无有语言”，“史之外无有文字”，“六经者，周史之大宗”，“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世间上一切的一切，无不可以谓之为“史”，何况六经?何况诸子?但是他说“《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这些话确比章学诚之但以政教典章为史更明了些。不过以语言文字为史，以《诗》、《乐》、《礼》、《易》为史，这些主张在表面上看来似乎近理，但《诗》原本是文学，《乐》原本是歌曲，《礼》原本是仪节，《易》原本是卜筮，我们只能由《诗》、《易》、《礼》、《乐》之中窥见吾先民活动的遗迹，考察出关于古史的史料，不像《尚书》、《春秋》直为记言记动之史。而且《春秋》在前儒看来，亦有不认《春秋》为史而是一部说理的书。例如家铉翁在《春秋详说》中云：“《春秋》非史也，谓《春秋》为史者，后儒浅见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鲁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后世。”“《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记事。”(宋家铉翁《春秋详说·读春秋序》)直以“六经皆史”这种意见，实未免过于笼统。我们至多只能说六经是古代史的史料，而可以将六经当作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