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以前各家言群经之次第

第一节 刘歆以前各家言群经之次第

1.《论语·泰伯》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2.《论语·述而》篇:“《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3.《礼记·王制》篇:“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4.《礼记·经解》篇:“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易》在《礼》前,《乐》更在《易》、《礼》前)

5.《商君书·农战》篇:“《诗》、《书》、《礼》、《乐》。”

6.《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7.《庄子·徐无鬼》篇:“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韬》。”

8.《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9.《列子·仲尼》篇:“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

10.《荀子·劝学》篇:“《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

11.《荀子·儒效》篇:“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并未及《易》)

12.《春秋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

13.《淮南子·泰族训》:“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议者,《春秋》之靡也。”(案:序《易》在《礼》、《乐》之后)

14.《史记·儒林传》:“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于赵自董仲舒。”(西汉初鲁中诸儒弦歌之音不绝,而史迁不言有传《乐》者,此亦《乐》本无经之证)

以上所列的序六经之次第者,除伪托的《列子》而外,大体都可以认为是西汉以前乃至刘歆以前的说法。康氏说:“史迁述六艺之序,曰《诗》、《书》、《礼》、《乐》、《易》、《春秋》,凡西汉以前之说皆然。……无以《易》为先者,更无以《书》先《诗》者。……其有舍史迁《儒林传》而颠倒其序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他这话只可相对地承认,因为我们在《荀子·劝学》篇就可以得到反证,而且在西汉之时这种次第是更无一定的。例如《淮南子·泰族训》和《礼记·经解》篇就不遵守这种次序。此外如《史记·外戚世家》:“《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嫠降,《春秋》讥不亲迎。”《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司马迁本人也是不守这种次序的。康氏以为“史公于此数条,皆有颠倒,此则行文无定之笔,于传经体式次序无关者也”。这完全是一种遁词。其有的颠倒,有的不颠倒,正是当时并无一定的体式的缘故。否则决不当为行文便利而偶尔颠倒,乃至于随便乱写的比守秩序的还要多(例如《史记》)。但是现在偏有人要盲从康氏之说,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今文学派对于六经的排列,是按六经内容的浅深,而且颇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的。我们试看从今文说的史迁对于这次第之随便乱写,就足以知道今文学派对于此事并不注意,而且我们知道《乐》本无经,知道《乐》的内容决不比《诗》、《书》还要深,《书》的内容也未见得比《礼》、《乐》还要浅,更何以见得是按六经内容的浅深而排列的次序?六经本是由《诗》、《书》、《礼》、《乐》而加上《易》、《春秋》,顺着这次第而说的,只是由六经的构成的历史来说,其实在刘歆以前是没有人来规定这个次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