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编订
《易》的起源，依据上文的断定，是由于某一民族所习用的占筮法，画卦之人，重卦之人，都是不可考见。但在《易·系辞上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下传》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于是《礼纬含文嘉》等书说：“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马融、王肃之徒并云“伏羲得河图而作《易》”。这是后来的儒者将《系辞》上两种推测，组合而为一说。最初并无伏羲画卦之说，可以想见的，这只是一种附会之词。至于重卦之人，据《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列传》说：“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法言·问神》篇说：“《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汉书·扬雄传》说：“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录其辞。”《汉书·艺文志》说：“《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而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论衡·对作》篇说：“《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三国志·魏书·管辂传》云“上追文王六爻之旨”，是以文王重卦的。但《淮南子·要略》篇云：“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牺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金大定四年《正义》引《易》说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是以伏羲重卦的。《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则云：“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本是较古的传说，但孔颖达等则依据“《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的现象，而不取夏禹及文王之说，又因《易纬》等数《易》历三圣，但云伏羲、文王、孔子，不及神农，而确定依从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将这一件工作完全推到伏羲身上。关于卦爻辞，《史记》、《汉书》及《易纬》看来，并无周公作《爻辞》之说。但是据京房《京氏易传》引大夫云“西伯父子研理穷通，推爻考象”(《困学纪闻》)。又，《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年》云：“先代大儒郑众、贾逵等或以为卦下之象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则是后来亦有周公作《易》之说。《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则更云：“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确定了周公作《爻辞》。清儒沈彤谓：“《屯蒙》以下《爻辞》多作于周公，而乾、坤之《爻辞》，则作于文王，故乾、坤两卦象，《爻辞》并称文言。”(《果堂集》)这种说法，在过去虽没有什么反对的言论，而其实并不合理。崔述在《丰镐考信录》卷五说：
近世说《易》者，皆以《彖辞》为文王作，《爻辞》为周公作，朱子《本义》亦然。余按：《传》前章云：《易》文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初未言中古为何时，而忧患为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于文王时，然未尝言为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平”，皆为疑词，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但就其文推度之，敞露不敢决言其时也，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至司马氏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之，以为文王羑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西伯之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及班氏作《汉书》，复因《史记》之言，遂断以辞为文王之所系。是以《艺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自是遂以《彖爻》之词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甚有可疑者：《明夷之五》称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称王用享于岐山，皆文王以后事，文王不应预知而预言之。《史》、《汉》之说，不复可通，于是马融、陆绩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辞》谓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郑康成、王弼复以卦为庖羲、神农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后后儒始以《彖词》属之文王，而分《爻辞》属之周公。而由是言之，谓文王作《彖词》，周公作《爻词》者，乃汉以后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而辗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夫以卦为羲、农所重，虽无确据，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系《易》，则传记从未有言之者；惟《春秋》、《传》有“见《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语，然此自谓“《易》象”，非谓“《易》辞”也。晋文公之谋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则是《易》辞晋国有之，不待至鲁而后见；且即使起所见者果《易》之词，而卦爻之词果文王与周公所分系，则于文当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汉以后，司马、班氏最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称周公。乃至《易纬》、《乾凿度》、《通卦验》等书，最善附会者，亦但称羲、文、孔三人，而无一言及于周公。乌得分卦爻之词而属之两人也。且《系词》传文云：“其初难知，其上易知。”又云：“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然后承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前后呼应，词意甚明。所谓“辞危”者，正指诸爻之辞而言。若果辞内文王以后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汉》误称之，不得独摘《彖辞》属之文王，而别以《爻辞》属之周公也。
这里他以为谓文王作《彖词》，周公作《爻辞》，乃汉以后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而辗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而且《史记》、《汉书》以及最不可信的纬书都只提到文王，并未提及周公，更不可以《彖词》属之文王，《爻辞》属之周公。《卦·爻辞》内有文王以后的事，只有《易》非文王所作，《史记》、《汉书》乃是错说了的。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中更说：
据《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扬雄传》，《论衡·对作篇》，皆谓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有以为作《卦辞》者。是自汉以前，皆以为孔子作，无异辞，惟王辅嗣以六十四卦为伏羲所自重。《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一说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则影响附会，妄变《杨何传》史公之真说，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羲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见《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在《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託于周公，《易·爻辞》之託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以《爻辞》并是文王作，《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如《正义》言，《爻辞》又不得为文王作，则《艺文志》谓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者，谬也。
康氏又说：“三圣无周公，然则舍孔子，谁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画于羲、文，《易》之辞全出于孔子。”他要定《易》上下篇为孔子所作。这也是无稽之言，不足凭信。不过他主张文王无作上下篇之事，这在西汉的传说本是如此，这一点却有明证。
至于《十翼》的作者，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艺文志》也有孔子作《十翼》之说，自来并无异论。所以《周易正义·论夫子十翼》说：“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真的，关于《十翼》的作者，除了梁武帝谓“文言为文王所制”一种臆测而外，在唐以前，大概都信孔子作而以为实的。但在宋儒，就有提出《易》之《系辞》、《文言》非孔子作的论调。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三说：
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肴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乾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手，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耶?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简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
他还有一篇《传易图序》也是攻《文言》、《系辞》的。与他同时的李清臣也说：“《十翼》皆孔子之言乎?不得而言也。然有疑焉。《序卦》者，韩康伯虽已明非《易》之蕴，而未明其所以然也。《易》卦之序，二二相从，今《序卦》之文，盖不协矣。有义之苟合者，有义之不合而强通者，是岂圣人之言耶?”苏轼也是不信《序卦》的。在他以后有赵汝谈也曾著论辩孔子作《十翼》之说。据北宋的程迥说：“朱待制新仲尝谓迥曰：《序卦》非圣人书，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阴阳万物必讼而成之，君臣养万民，亦讼而成之。’然则今《序卦》亦出于经师可知也。”又说：“张芸叟疑‘大观在上’之文，且言陆希声病爻辞之不类，车欲去取。欧阳公《童子问》，王景山《儒志》亦疑《易》文。”疑《易》者甚多。朱子也说：“六十四卦，只是上经说得齐整，下经便乱董董地。《系辞》也如此，只是上系好看，下系便没理会。”
叶适的《习学记言》说：
班固用刘歆《七略》，记《易》所起，伏羲、文王作卦、重爻，与《周官》不合，盖出于相传浮说，不可信。言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亦无明据。《论语》但言“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而已。《易》学之成，与其讲论问答，乃无所见。所谓《彖象》、《系辞》作于孔氏者，亦未敢从也，然《论语》既为群弟子分别君子小人无所不尽，而《易》之象为君子设者五十有四焉，《彖象》辞意劲厉，截然著明，正与《论语》相出入，然后信《彖象》、《系辞》为孔氏作无疑。至所谓上下系、《文言》、《序卦》，文义复重，浅深失中，与《彖象》、《系辞》异，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
他对于上下系所怀疑之点更说：
道者，阳而不阴之谓也。一阴一阳，非所以谓道也。历考《诗》、《书》正文，自尧、舜至文、武，君臣相与，造治成德，虽不为《疏》以致败，亦无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论杂霸战国之时事可也，去帝王远矣。
……
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
他对于《序卦》说：
按《上下系》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鄙，于《易》有害。按诸卦之名，以象取之，与文字错行于世者少。圣人重复殷勤其词以训释之，多至数十百言而未已，盖其难明如此。今《序卦》不然，以是为天地万物之所常有也，鳞次栉比而言之，以是为铅椠篆籀之常文也。
他对于《序卦》的批评，如：“《序卦》：‘物稚不可以养也’，物之稚者养，而壮者不养乎?‘饮食必有讼’，饮食则曷为必有讼?《序卦》‘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讼而有众起乎?从起而后讼乎?‘师必有所比’，师者不比之谓也。比则安能师?”对于这些所谓先圣之言，是毫不信任的。元、明两代，疑《易》的有王中子，他说：“《序卦》之义乖理浅，决非圣人之旨。”洪化昭亦云：“若夫《说卦》、《序卦》、《杂卦》则非圣人之言。”王元美谓为汉河上公所增入者，理或然也。清代怀疑《十翼》的有姚际恒之《易传通论》，但其说不传。戴震虽是所谓正统派的经学家，但他在《周易补注目录后语》中云：
武帝时博士之业，《易》虽已十二篇，然昔儒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泰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辞旨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
他是根据《论衡·正说》篇的“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及《隋志》的“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来断定《说卦》、《序卦》、《杂卦》之不类孔子之言，然而他说辞旨不类，则是就内容说，不一定依据旧说，他也怀疑《十翼》的。其意见较佳者，则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云：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于唐、宋，咸承其说。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后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系辞》、《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后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于《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于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彰孔子也，不遗余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后通于《易》者为之，故其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后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他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于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于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无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于彼处为宜。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遂以为“善之长”。“会”者“合”也，故前云“嘉之会也”，后云“嘉德足以合礼”。若云“嘉会足以合礼”，则于文为复，而“嘉会”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干事，是以虽随无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于四语之上，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然则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非孔子所为也。《论语》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欤?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所自言；而《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后之人所为，非孔子所作也。
他的理由实为：(1)《易》之文词不类《春秋》、《论语》。(2)不应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3)《孟子》不言孔子赞《易》。(4)汲冢书中无《十翼》。(5)《文言》袭《左传·襄公九年》文。(6)《象传》用曾子语。这些议论都是很确当的。后来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也说：
《十翼》之名，史迁父受《易》于杨何未之闻，殆出于刘歆之说。按：《史纪·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无《序卦》、《杂卦》。《汉·艺文志》亦无《杂卦》。《论衡·正说》：“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此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得存，自商瞿传至杨何以至史迁，未尝云亡失，又未尝有《序卦》、《杂卦》。《论衡》以《说卦》出于宣帝时，则史迁所未睹，其为后出之伪书，《孔子世家》为伪窜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内后得之事而附《序卦》、《杂卦》，是《序卦》、《杂卦》为刘歆伪作，可见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系辞》，欧阳永叔、叶水心以为非孔子作，考其辞频称“子曰”，盖孔子弟子所推补者，故史迁以为《大传》也。《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属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己所伪作之《序卦》、《杂卦》附之河内女子所得之事，而以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孔子所作而与之文王、周公，以己所作而冒之孔子，诪张为幻，可笑可骇。
他又在《新学伪经考》中说：
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内神》篇：“《易》损其一也，虽惷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扬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宋叶适尝攻《序卦》、《杂卦》为后人伪作矣。歆既伪《序卦》、《杂卦》二篇，为西汉人所未见。又于《儒林传》云“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此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又叙《易经》十二篇，而托之为施、孟、梁丘三家，又于《史记·孔子世家》窜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颠倒眩乱，学者传习，熟于心目，无人明其伪窜矣。
他是主张：其一，文王但重六爻，无作上下篇之事；以为周公之作，更其后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无十篇之说，以为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亦见《伪经考》)。他以为《易》之上下篇为孔子作，这虽然是的，但他能坚决地说文王、周公无作上下篇之事，孔子无作《十翼》之事，这两种主张都是很正确的。孔子与《易》并不相干，《论语》上记录关于《易》的共有三则：
(A)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B)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路》)
(C)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
这三条与《易》似有关系的话，据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说：
关于《易》的虽有三则，但是三则不特不足以证明孔丘曾经赞《易》，而且反足以证明孔丘与《易》无关。(A)的文句，《鲁论》与《古论》大异。今本出于郑玄，郑于此节从《古论》读。若《鲁论》，则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见《经典释文》)。汉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即以《鲁论》。我以为《论语》原文实是“亦”字，因秦汉以来有“孔子赞《易》”的话，故汉人改“亦”为“易”以图附合。……(B)只引《恒卦》的爻辞，也与赞《易》无涉。至于(C)曾参语，在《易》为《艮卦》的大象，但多了一个“以”字，作“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这明明是作大象者袭曾参语而加一“以”字，使与别卦大象的词例一律。崔述曾据此以为《象传》出于孔丘以后之证。这岂非反足以证明孔丘与《易》无关吗?
《易》与孔子无关，在《论语》中可以找到证明，由《易》的卦爻辞在周末尚无一定的写本，《易》在荀子时尚不列入儒家的经典，都可以见孔子不惟未曾作过《十翼》，即康氏以孔子作卦爻辞，这也不能成立的。至于或以天道观念、功利思想在《论语》中者与在《易传》中不同，只足以证明《易传》为晚出，不足以为《周易》晚出的铁证，我们当从《易》的卦爻辞本身上着手，这才可以见出原来《周易》之完全当在于何时。各家所提出的疑问，不过使我们知道《易》的编定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无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