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之篇第
《诗》之今古，据《汉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今文三家《诗》之篇数，俱为三百五篇，而且遭秦而全，并无遗佚。但是我们将《毛诗》与三家《诗》比较来看：
(一)《毛诗》篇章多于今文者。此例有二
1.《毛诗》三百十一篇，比“三家”本多六“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笙诗》，据《毛序》说：“《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笺：“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用焉。曰，‘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是也’。……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诗》九之四)《毛序》又说：“《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笺：“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亦用焉。曰，‘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亦遭世乱而亡之’。”(《诗》十之一)这六“笙诗”是古文《毛诗》所多于今文者，但《毛序》说其“有义而亡辞”，然郑玄以为“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汉书·艺文志》明云：《诗》“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在秦遗老所能讽诵之诗，本无一篇亡佚，何至三百五篇全能记忆，而独忘此乡饮、燕礼所常用之六“笙诗”?这完全于理不通，而至汉初，鲁、齐、韩三家《诗》，均无此六“笙诗”，三家所忘，不多不少，同此六“笙诗”；而所同忘者，非六“笙诗”之辞，乃仅六“笙诗”之目，岂非尤为奇迹?究竟是今文所记忆的六“笙诗”少，还是古文所发现的多?这自然要引起人们的疑问。第一个兴问罪之师者为洪迈，其《容斋续笔》云：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苹》、《采蘩》”。窃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则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晳补亡六篇，不作可也。(洪迈《容斋续笔》卷第十五)
其次是康有为，其《新学伪经考》云：
《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王式称“臣以三百五篇谏”(见《儒林传》)；《志》亦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三家说皆同，而《毛诗》多“笙诗”六篇，则篇目增多。其伪十二。他如，《汉广》“德广所及”，《白华》“孝子之洁白”，《崇邱》“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等，率皆望文生义，绝无事实，则空辞敷衙，其伪十三。
其次为皮锡瑞《经学通论》云：
汉初史迁、王式诸人皆云《诗》三百五篇，无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数六“笙诗”甚明。《毛诗故训传》不列什数，则序云“有其义而亡其辞”，亡字当读有无之无。郑君以为亡逸之亡，《笺》云：“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自郑君为此说，陆德明、孔颖达、成伯玙皆以为《诗》三百十一篇，与汉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之《论南陔六诗与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内》)
乃至于古文家章炳麟于《论语》学之派别中，亦不得不云：
诗因叶韵易于记忆，当时并未失传，本无今古之分，毛氏所传《诗》三百十一篇，比三家所传多“笙诗”六篇，而所谓“笙诗”也只有名没有内容的。《毛诗》所以列于古文，是立说不同。他的立说，关于事实和《左传》相同，关于典章制度和《周礼》相同，关于训诂又和《尔雅》同的。(《国故学讨论集》一，群学书社，1927年)
由这几说看来，今文所记忆的并不少，古文所发现的也并不多，所多的“笙诗”“也只有名没有内容的”，不是真多，而是假多，那不过是以晚出书冒充古本，貌为篇幅增多，以求胜于今文，一经指摘，便是古文家亦不能为之回护。洪、皮诸家所云尚非彻底之论。我们只看古代用乐凡笙管奏原本无辞，《仪礼》于六“笙诗”言“间歌《鱼丽》，笙《由庚》”，郑注：“间，代也。谓一歌则一吹”。《周礼·春官·乐师》“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郑司农云：“《肆夏》、《采荠》皆乐名，或曰皆逸《诗》。谓人君行步以《肆夏》为节，趋疾于步则以《采荠》为节。若今时行礼于大学，罢出以《鼓陔》为节。”《仪礼·燕礼》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冬十月“诏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惠栋云：“案此则后汉《新宫》之乐尚存。”《肆夏》、《新宫》至后汉乐尚存而辞不传，足知管奏之乐原本无辞，则笙奏之乐亦无辞可知。《毛序》于六“笙诗”言“有其义而亡其辞”，“有”、“亡”相对而言。《诗》云“葛有曷亡”，《论语》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并“有”。“亡”相对之铁证。然《毛诗序》云“有其义”，强立各名目，貌为增多，其为赝古，不待详言。
2.《小雅·都人士》之首章，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辩之云：“此诗毛氏五章，三家皆止四章。《孔疏》云：《左襄十四年传》引此诗‘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二句，服虔曰：‘逸诗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礼·缁衣》郑注云‘《毛诗》有之，《三家》则亡’，今《韩诗》实无此首章。细味全诗，二、三、四、五章‘士’、‘女’对文，此章单言‘士’，并不及‘女’，其词不类。且首章言‘出言有章’，言‘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后四章无一语照应，其义亦不类。是明明逸诗孤章，毛以首二句相类，强装篇首，观其取《缁衣》文作《序》，亦无谓甚矣。”王氏并不如何信今文，而对《毛诗》亦诋为“强装篇首”，“无谓甚矣”，其所持说足见《毛诗》之非真古本。
(二)《毛诗》篇次之倒误者。此例有二
1.《召南》中《采苹》、《草虫》的倒置。据《困学纪闻》引曹粹中《放斋诗说》云：“《齐诗》先《采苹》而后《草虫》。”陈乔枞云：“据《仪礼》，合乐歌《周南》，则《关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则《鹊巢》、《采蘩》、《采苹》同奏。是知古《诗》篇次原以《采苹》在《草虫》之前，三家次第容与毛异，曹说非无据也。”(《三家诗遗说考》)龚橙《诗本谊》云：“《仪礼》合乐皆言《采蘩》、《采苹》，《左传》亦言风有《采蘩》、《采苹》。孔《疏》云：‘《齐诗》先《采苹》而后《草虫》。’”(龚橙《诗本谊》，丛书集成续编，第一〇八册)王先谦云：“曹说即本《仪礼》为说，《三家》皆同。”《毛诗》如果为真古本，则不当与《左氏》、《仪礼》不合。《仪礼》：合乐《召南》，《鹊巢》、《采蘩》、《采苹》三篇同奏。足见原编此三篇本连类相及，《毛诗》次第与古本不合，显非真古写本。
2.《邶》、《鄘》、《卫》诗分卷之讹误。《邶》、《鄘》、《卫》诗的分卷，这一点也是《毛诗》貌为增多的地方，试看龚橙《诗本谊》云：“《艺文志》齐、鲁、韩《诗》皆二十八卷，独《毛诗故训传》三十传，是三家《邶》、《鄘》、《卫》不分卷也。《左传》季札观乐为之歌《邶》、《鄘》、《卫》，曰，是其《卫风》乎?北宫文子称《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今《邶风》之首也。是知太师之旧，本不分三。毛既分三，而同一庄姜诗《绿衣》、《日月》、《终风》在邶，《硕人》在卫；同一宣公宣姜伋寿之诗，《新台》、《二子乘舟》在邶，《鹑奔》在鄘；同一卫女诗，《泉水》在邶，《载驰》在鄘，《竹竿》、《河广》在卫。《泉水》、《新台》倒次，《载驰》、《定之方中》倒次，即以《序》论，亦不相类。”(龚橙《诗本谊》，丛书集成续编，第一〇八册)龚氏据《左氏》，以太师之旧本不分三，而《毛诗》分三，《泉水》等诗倒次，与《序》“亦不相类”，凡所指摘，实有明据，亦是以见《毛诗》与古本不合，非真古本。
(三)《毛诗》章句之少于今文者。此例有四
1.《卫风·硕人》篇“素以为绚兮”句，陈乔枞云：“《鲁》有‘素以为绚兮句’者，《列女传》云‘仪貌壮丽，不可不自修整’正指此章言。《论语》子夏引：‘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说文》：‘素，白致绘也。’《聘礼》注：‘采成文曰绚。’以《列女传》证之，《鲁诗》本有此一句。‘手如葇荑’六句，历述仪貌之壮丽，‘素以为绚’，喻当加修整意。所以儆姜之衰惰，取义深至，而《毛诗》无之，故昔以为逸诗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下)
2.《唐风·扬之水》篇“妨其躬身”句，《毛诗》之《唐风·扬之水》篇则为“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在《荀子·臣道》篇引诗作“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则多一句。对此段玉裁云：“此所云即诗之异文，前二章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汉初相传有脱误也。”王先谦云：“荀子传《诗》于浮丘伯，为《鲁诗》之祖，盖《鲁诗》如此。”(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八)凡所指摘，实有明据，很可见《毛诗》之非真古本。
3.是《雨无正》篇《序》与诗异。《雨无正·序》说：“《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朱子《诗集传》云：“欧阳公曰：古之人于诗，多不命题，而篇名往往无义例。其或有命名者，则必述诗之意，如《巷伯》、《常武》之类是也。今《雨无正》之名，据《序》所言，与诗绝异。当阙其所疑。元城刘氏曰：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诗之文，则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愚按：刘说似有理。……”(朱熹《诗集传》卷五)此《毛诗》少于今文之一例。亦《毛诗》望文生义之一例。
4.《周颂·般》篇“于绎思”句，据《诗三家义集疏》引各家说云，注：“《三家》‘命’下有‘于绎思’句，与《赉》篇同。”王先谦云：“《三家》‘命’下有‘于绎思’句者，《释文》云：‘于绎思’《毛诗》无此句。《齐》、《鲁》、《韩》有之。今《毛诗》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采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臧镛堂云：“此句涉上《赉》篇而误，即在三家，亦为衍文。”阮元云：“《释文》所说，自得其实，臧氏乃并三家此句亦以为衍，误矣。”“愚案：《独断》言‘《般》一章七句’，亦不数此句，陆云三家皆有，或《鲁诗》有二本也。《礼·王制》：‘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赉》封功臣而望其绎思，《般》祭山川之神亦望其绎思，一也。《时迈》之诗曰‘怀柔百神’，若神不能绎思，无为用‘怀柔’矣。臧氏谓在三家亦为衍文，殆不然乎?”(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二十六)
(四)《毛序》、《毛诗》比三家诗多，更有《诗序》一卷
依《汉志》所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比三家多之一卷，实为《诗序》。王先谦《汉书补注》谈《毛诗》云：“此盖《序》，别为一卷，故合全经为二十九。”其说甚是。但以三家全经并以《序》冠篇首，故皆二十八卷；十五国《风》十三卷(《邶》、《鄘》、《卫》共一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鲁》、《商》、《颂》各为一卷，共二十八卷；三家《诗》是否全有《序》，实待明证，不能以零篇断简即信“三家”并有《诗序》的。《毛诗序》非经文，而亦列入经文，这实是《毛诗》所多于“三家”者。《诗序》作者，旧说甚多，然其说诗，而非诗文，实极显明。旧说多认为非孔子、子夏作，实有晚出之嫌疑，不能以为古本如是。在我所编武汉大学《经学史讲义》中，曾有《诗毛序略说》，后摘录一部分为顾颉刚辑郑樵《诗辨妄》序列，举《毛序》之病诗凡十端，以见《诗序》之妄，兹更移录以略见之：
1.杂取传记。叶梦得说：“且宏之《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于《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高克奔陈。’其文全出于《左传》。‘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我们现在看来，《毛序》用《左传》的地方，如《卷耳序》言“求贤审官”，及庄姜、宣姜、许穆夫人、郑庄、郑忽、齐文姜诸诗，比较最多。其次是《礼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采苹》“大夫妻能循法度”，皆本《射义》为言。《潜》诗则全袭《月令》，最为“显露弊窦”。(姚际恒《诗经通论·论旨》：“诗序庸谬者多，而其谬之大及显露弊窦者，无过《大雅·抑》诗，《周颂·潜》诗……《潜》诗则全袭《月令》，故知其为汉人。”)其余同于《论语》、《孟子》的也不少。(范处义曰：“论语曰：‘周有大赍，善人是富’。此夫子记周家之政也。而与《赍》之序同。《关雎序》亦有采自《论语》，《北山序》同《孟子》。”说见前)此皆《毛序》之杂取传记者，若《卷耳》、《采苹》诸序(详下)，其错误更显而易见。
2.迭见重复。叶梦得曰：“‘《载驰》之诗，许穆夫人作也。悯其宗国颠覆矣’，又曰‘卫懿公为狄人所灭’。《丝衣》之诗，既曰‘释，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善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吾所谓杂取诸书之说而重复互见也。”今按《关雎》之序，语多重复。《江有汜序》，语意三截，至疑非一人之词。(王先谦曰：“推究序文，语意三截……且如毛说，末章‘啸歌’义不可通，知《序》之不出于一人。”)其错误也可以想见。(参看《毛诗李黄集解》李樗说)
3.随文生义。朱子说：“《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多就《诗》中诗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为‘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论理。”其实，《序》的随文生义，《汉广》而外，以《雨无正》为最(此郑樵说)。康有为也说：“《白华》孝子之洁白，《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类，皆望文生义，一味空衍。”(朱子《白华诗序辨说》：“此《序》尤无理。”)此类甚多，不可枚举(如以《将仲子》为祭仲，“维暴之云”为刺暴公皆是)。
4.附经为说。叶梦得说：“《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复继之以‘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后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此又吾所谓委曲婉转，附经而成其义也。”我们再看：《螽斯》的《序》，说“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褰裳》的序，说“狂童态行，思大国之正己也”；《荡》序，说“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皆附会经义作解释。此类亦多，不必具举。
5.曲解诗意。《毛序》之不合诗意者，其例甚繁，触目皆是，《小星》一诗，本是奉使言劳之诗。而《序》以为“夫人惠及贱妾”。洪迈《容斋三笔》说“《诗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论之多矣。惟《小星》一篇，显为可议。……诸侯有一国，其宫人嫔妾，虽云至下，固非闾阎贱微之比，何至抱衾而行。……其说可谓陋矣!”《毛诗·终风》的《序》说：“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朱子说是：“详玩诗词，有夫妇之情，未见母子之意。”《雄雉》的序说：“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姚际恒说：“篇中无刺讥淫乱之意。”这都是《序》与诗意不合的地方，其他妄生美刺，附会书史者，其大多如此。
6.不合情理。朱子说：“《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亲昵太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之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这都是序的不合情理的地方。《序》中措辞也多如此，如谓“若螽斯之不妒忌”。(欧阳修《诗本义》说：“诗人安知其心不妒忌。”)“德如鸤鸠乃可以配”，“节俭正直德如羔羊”。(方玉润曰：“羔羊亦何节俭正直之有。”)皆极不近情理，难怪郑樵谓“为村野妄人所作”，非诬也。
7.妄生美刺。朱子说：“变《风》诸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附会以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的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至遂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疏，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说。”更何况《雄雉》、《匏有苦叶》诸诗的非刺卫宣，《伯兮》、《有狐》的并非刺时，直见《序》之妄生美刺。朱子说“未必是刺者，亦皆以为刺”，说甚是也。
8.自相矛盾。《毛诗李黄集解》李樗说：“《鱼丽》之诗，既以为‘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常棣》之诗又曰：‘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此又成王之诗也。”朱子《常棣诗序辨说》曰：“《序》得之，但与《鱼丽》之《序》相矛盾。”我们更看：《北门序》说：“刺仕不得志也。”又说：“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那就不是刺一般的仕。(《静女序》说：“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也不是刺一般的时)他如《抑》诗《序》说：“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儆也。”武公不与厉王同时，二义不能并存。(说详见朱子《诗序辨说》)《野有死麕》序说：“天下之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又说：“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成淫风则非恶无礼。二义也不能兼有。以上都是自相矛盾的例子。欧阳修《诗本义》也说：“‘《诗序》失于二《南》者多矣!……于《芣苢序》则曰：天下和平，妇人乐有子。于《麟趾序》则曰：《关雎》化行天下，无犯非礼者。于《驺虞序》则曰：天下纯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于《行露序》则反有‘强暴之男侵陵贞女而争讼’。……据《野有死麕》序则又云：‘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惟被文王之化者，犹能恶其无礼也。’其前后自相抵牾，无所适从。”
9.附会书史。朱子《柏舟诗序辨说》：“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若为《小序》者……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附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且如《柏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与之。……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朱子对于《鸡鸣序》之附会哀公、《蟋蟀序》之刺僖公、《宛丘序》之刺幽公、《衡门序》之诱僖公，都以为恶谥得之。(略本郑樵)这都是毛序附会书史之明验。除此而外如：《式微序》说：“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旄丘序》说：“责卫伯也，狄人逐迫黎侯，黎侯寓于卫。”崔述考订这两诗说：“黎之失国，在鲁文宣之世，酆舒为政之时，上距卫之渡河，已数十年，黎侯何由得寓于卫?卫亦安能复黎之国乎?其时不符，一也。黎在山西，卫在山东，而诗乃云‘狐裘蒙茸，匪车不东’。方欲西归，而反以不东为解，岂非所谓北辕将适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国，则其故土为狄所据，黎侯安能归国，而其臣乃劝之。”这也是《序》之附会《书》史而失实者。又如《击鼓》一诗，《序》以为卫州吁用兵暴乱，从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附会鲁隐公四年伐郑之事。《扬之水》一诗，《序》以为刺平王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附会《史记》申侯与弑幽王之说，都不合于史实(详见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
10.误解传记。崔述又说：“《绿衣》以下四篇，《序》皆以为庄姜之诗。《绿衣序》云：‘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日月序》云：‘庄姜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也。’余按《春秋》传文，绝无庄姜失位而不见答之事。桓公，戴妫子也，而庄姜以为己子，立以为太子；非夫妇一体，安能得之于庄公。……原序所以为是说者，无他，皆由误解《春秋》传文，谓庄姜无子，由于庄公之不答。是以《硕人序》云‘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岂尽在答与不答哉?”还有《将仲子序》说：“刺庄公也……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至大乱焉。”郑庄之于叔段，实在并无亲爱之意，“避贤远讥，任其自毙”。(此用马其昶《毛诗学》语)并无小不忍之义。《载驱序》说：“刺鲁庄公也。……人以为齐侯之子焉。”齐侯之子，是文姜的谗言，并不是真的“齐侯之子”也。此皆误解传记者。杂取众说，而又误解，我们可以看出《毛序》的病痛实在是太多了。(以上引自《诗经六论》)
以上《诗》今古文之异同，我们引用洪迈、章炳麟诸家说，以见《毛诗》多六《笙诗》只有名目、没有内容之貌为增多，而非真古本；引用段玉裁、欧阳修诸家说以见《毛诗》有多于或少于三家之文句之不合古本；引用《仪礼》、《左传》及诸家说以见《毛诗》之《草虫》、《采苹》及《邶》、《鄘》、《卫》诸诗次第之非古本之真面目；更综合古籍及近儒说以《诗序》之坏诗，《毛诗》非真古本已可显见。《毛诗》远有一些与《左传》、《国语》、《孟子》、《荀子》所引诗文不合之处，更有文句脱误，以及文字不古之处，这些留待本书第五篇再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