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纂辑的年代
关于大小《戴记》的纂辑，在《汉书·艺文志》中并无明文。《汉书·艺文志》礼家之中虽著录有“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为七十子后学所记，实未注明其为戴德或戴圣所纂辑的。在郑玄《六艺论》中虽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亦尚无小戴删大戴之说。到了《经典释文》，陆德明引陈邵《周礼论序》说：
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原注：汉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礼》。(《经典释文叙录疏证》)
才明言《小戴》删《大戴》。而据《隋书·经籍志》云：
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这又是不惟《小戴》删《大戴》，而且今本《小戴记》的《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加。《初学记》亦云：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后通儒各有损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汉文时，博士作《王制》，其余众篇，皆如此例。至汉宣帝世，东海后苍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苍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其后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凡四十九篇，则今之《礼记》也。
杜佑《通典》也有相同于《隋书·经籍志》与《初学记》的记载，说：
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所记四百十一篇，至刘向考核经籍，才获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总二百二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七篇，谓之《小戴记》。马融遂传《小戴》之学，又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郑玄受业于融，复为之注。
合以上所引的四条看来，在郑玄以后，关于《戴记》的纂辑，有两种说法流行于晋唐间：一是《小戴》删《大戴》之说，一是马融、卢植增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之说。关于这两个问题，清儒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中说：
按，郑康成《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之数。《隋志》谓《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足，盖以《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二十三篇别见《艺文志》，故疑为东汉人附益，不知刘向《别录》已有四十九篇矣。《月令》三篇，《小戴》入之《礼记》，而《明堂阴阳》与《乐记》仍各自为书，亦犹《三年问》出于《荀子》，《中庸》、《缁衣》出于《子思子》，其本书无妨单行也。《记》本七十子之徒所作，后之通儒各有损益，河间献王得之，大、小戴各传其学，郑氏《六艺论》言之当矣。谓《大戴》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九篇，其说始于晋司空长史陈邵，而陆德明引之。《隋志》又附益之。然《汉书》无其事，不足信也。或谓《汉书》不及《礼记》，考河问献王所得书，《礼记》居其一，而《郊祀志》引《礼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太折，祭地也。”又引《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又引《礼记》：“天子籍田千亩以事天地。”又引《礼记·祀典》：“功施于民则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泽，所生殖也。”又引《礼记》：“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梅福传》引《礼记》：“孔子曰：‘某，殷人也。’”《韦玄成传》亦引《礼记·王制》、《礼记·祀典》之文，皆在四十九篇之内。《志》不别出《记》四十九篇者，统于百三十一篇也。
钱氏以两《戴记》的篇数相合恰好等于《汉志》百三十一篇之数，所以既不信《小戴》删《大戴》之说，也不信马融足三篇之说。而戴震在《大戴礼·目录一》上则说：
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书传本卷数与《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殆因所亡篇数，傅合为是言欤?其存者，《哀公问》及《投壶》，《小戴记》亦列此二篇，则不在删之数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篇见于《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于《聘义》，《本命》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于《丧服四制》，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隋志》以前，未有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者，则《隋志》不足据也。
戴氏从两《戴记》的篇目文字的比较结果来断定小戴删大戴之说为不足信，证据是比较钱氏所举为确实。戴氏亦不信马融足三篇之说，其所举的理由也比钱大昕的要好。关于这一点，我们只看陈寿祺对于钱说之驳辩以及对于戴说之拥护，便可以知道的。陈氏驳钱氏说曰：
寿祺案：今二《戴记》有《投壶》、《哀公问》两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见《小戴·祭义》，《诸侯衅庙》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小戴·聘义》，《本命》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他篇目尚多同者。《汉书·儒林传·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诗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又《汉书·韦玄成传》引《祭义》；《白虎通·耕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情性》篇引《间传》，《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壶》、《衅庙》之互存而各有详略乎?《大戴记》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见已然。《白虎通》引《礼·谥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五帝记》，《少牢馈食礼》注引《禘于太庙礼》(疏云《大戴礼》文)。《周礼注》引《王霸记》，《明堂月令论》引《昭穆》篇；《风俗通》引《号谥记》，《论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与《小戴》出入者略可举数，岂能彼此相足?谓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各以意断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也。
陈氏引申戴氏说曰：
《隋书·经籍志》因附会，谓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马融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为四十九篇。休宁戴震辨之曰：孔颖达《义疏》于《乐记》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刘、桥所见篇数已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学于融，其《六艺论》亦但曰戴圣传《礼》四十九篇。作《隋书》者徒谓《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遂联归于融耳。寿祺案：桥仁师小戴，《后汉书》谓从同郡戴德学，亦误。又《曹褒传》：“父允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后仓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耶?《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然则谓马融足三篇者，妄矣。
这是用《别录》，《后汉书·桥玄传》、《曹褒传》来反证马融足三篇之说，比钱氏用大小戴篇数正协百三十一之数来作反证更觉可信。《四库提要》与黄以周《礼书通故》都是舍弃钱说而以戴说的。不过清儒驳《小戴》删《大戴》之说固甚确凿，但以为今《礼记》“实戴圣之原书”，则实在尚有问题。据近人的考证，则二《戴记》纂辑的时代实当在东汉之世，首先提出这个意见的是钱玄同先生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他说：
今之《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这两部书，据我的研究，决非戴德和戴圣这两个人编成的；看它们的内容，虽不见得是删《古文记》而成，但的确采了好些古文记，如《大戴记》中之《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采自孔子《三朝记》；《小戴记》中之《乐记》、《月令》与《明堂位》采自《明堂》、《阴阳》，皆有明证。又如《大戴记》之《盛德》记《明堂》之事，《朝事》与《周礼》相合，当亦采自《古文记》中。这两部书，一定是东汉人编成的，所以其中今古杂糅，不易辨析。今《大戴礼记》已多残缺脱误，所存之三十九编中，有与《小戴记》相同者，是否与郑玄、陈邵诸人所见者相合，无从审知；又其来源，除郑玄、陈邵及《隋志》所记，亦无其他异说，只可阙而不论。单说《小戴记》。《隋志》谓《小戴记》原来只有四十六篇，马融加入三篇，才成为四十九篇。前人信此说者，据我现在记忆所及，似乎只有姚际恒的《礼记通论》。康氏亦深信此说。我则以为这三篇的古文色彩特别浓厚，说是马融加入，固其可信；但此外四十六篇又何尝是戴圣所编?《隋志》之说，虽略胜于郑玄与陈邵，但尚远不及陆德明之说尤与情事相合。陆氏《经典释文·序录》于引陈邵之说之下，接着就有他自己一段极精覈之论，他说：“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这明明说今之《礼记》是为卢植、马融所编定，郑玄所注者即是卢、马编定之本。然则无论戴圣曾否编有《礼记》，即使有之，而今郑注之《礼记》四十九篇，则决非戴圣之本也。故《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固为马融所编入，即其他四十六篇中，卢、马二人编入之篇亦必不少。可惜这样几句极重要的话，自来都把它忽略过了!(《国学季刊》第二卷，1932年6月)
钱氏这一段话，从二戴是西汉的今文经师，其时并无所谓古文记，而两《戴记》中则今古杂糅，不易辨析，以证明这两部书一定是东汉人编成的。可谓一针见血之论。但他相信《释文·序录》之说，以为今之《礼记》为卢植、马融所编定，郑玄所注者即卢、马编定之本。而对于戴、陈两家提出的《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后汉书》的桥仁、曹褒得《礼记》四十九篇之说尚未提出反证。他这种说法尚须加以补证的。后来吾友童书业先生有《二戴礼记辑于东汉考》一文刊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四卷二期(1935年4月)，亦主张“《二戴记》为马融辈所编辑”。他以为可疑之点有五：其一是《汉书》中载《二戴记》；其二是《礼记》传授渊源之渺茫；其三是《二戴记》说之晚出；其四是《二戴记》中之多古文说；其五是《二戴记》中原始材料之不可信。这五个理由比较的详细，他对于《别录》、《礼记》四十九篇的疑问则解释之曰：
刘向《别录》多后人伪窜之文，本不甚可据。……即就本节论，亦疑点滋多：刘向所录之《礼记》，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书名不伦不类，《释文》亦谓“不可谓之《小戴记》”，可疑一也。《七略》成于刘歆，而独不列四十九篇之《礼记》，可疑二也。《隋志》明著四十九篇之《礼记》出于马融，《别录》在马融前，而《礼记》篇次、篇数已同今本，可疑三也。《月令》、《明堂位》、《乐记》、《奔丧》、《投壶》等篇，皆西汉末古文家伪造之书，刘向安得录之?可疑四也。再征之《别录》所著其它《礼记》之文，无一不可疑。《汉志》云：“记百三十一篇”，《别录》则云：“礼古记百三十一篇”，加一“古”字，若《别录》在《汉志》前，以刘歆之崇古，班固之迷歆，断无削去“古”字之理。又，《汉志》无二百四篇之记，《别录》则载：“古文记二百四篇”，亦可疑。此外，如《明堂阴阳记》、《王氏史记》皆极可疑之书，而《别录》皆著之；则所谓“他家书拾撰所取”之四十九篇《礼记》，其可信耶?
他对于《后汉书》之《桥玄传》、《曹褒传》的记载则解释曰：
至范(晔)书之说，作者为刘宋时人，处典午之后，文籍散亡，故其所叙儒林渊源，颇多谬讹不可究诘(原注：如《汉书》谓小戴授梁人桥仁，由是小戴有桥氏之学，范书则谓桥仁从戴德学，《汉书》，谓后氏、大小戴三家立于学官，范书则谓二戴、庆氏三家皆立博士；范书如此等谬讹处甚多。)。就此两节论，在马融前，而有四十九篇《礼记》，谬一。桥氏所传《小戴》之学，曹氏所传庆氏之学，皆《礼经》，而此云传《礼记》，谬二。……桥仁著《礼记章句》，曹褒传《礼记》，《汉书》皆不载，绝不可信。(堂案：《经义考》云：“按桥、杨本传小戴之学，班、史序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误。”又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云：“按《百官表》孝平原始二年大鸿胪桥仁，而范书言成帝时。”范书讹误实甚多也)
他更从“《月令》、《明堂位》、《乐记》之必出于古文家”以证明今本《礼记》殆即为卢辈所为，而且说是：
马融即为《小戴记》，复杂取诸古记及子史等书，附益《小戴记》而为《大戴记》八十五篇，与《小戴记》相合，以影射《汉志》记百三十一篇之数，千载疑案，遂已造成。……卢植除分《礼记》四十六篇为四十九篇外，对于《礼记》文字，似尚略有增删修订(故今本《小戴记》与《大戴记》有同篇而文字不同者)……
他这一篇文字对于二《戴记》纂辑的年代，更说得明了而且将许多疑问都相当清楚地解释了。近来友人洪业先生在《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史学年报》二卷三期，1936年6月)一文中又提出一些证明。他说：
窃谓《隋志》之说既不出于数目之附会，则殆有所本，其所本者何书，惜今不能考耳。唯《说文》引《礼记》辄冠以“《礼记》”二字，独其引《月令》数条，则冠以“《明堂月令》曰”，似许君所用之《礼记》尚未收有《月令》。此可佐证《月令》后加之说也。
他因为《月令》之入《礼记》，既在《说文》成书之后，则刘向《别录》中纵有小戴之记，也不能有四十九篇之目。而郑氏所引刘向四十九篇之说，更有可疑之点四：(1)《汉志》绝未道及。(2)在《丧服四制》篇，郑云此于《别录》旧说属《丧服》。孔疏说：“案《别录》无《丧服四制》之文，唯旧说称此《丧服》属《丧服》。”可见不仅唐时尚存之《别录》并无四十九篇篇名次第之记载，而且郑玄之所谓其篇于《别录》属某者，非据《别录》而言。(3)细阅孔氏所引郑氏目录，虽可见《别录》所著《礼记》为四十九篇，但如《奔丧》、《投壶》既为逸经，何混列于记?《明堂》、《阴阳》本有三十三篇，何分其二于此?《乐记》既为篇名，何复分为十一篇，而各有一名，如《乐本》、《乐论》等。(4)《乐记》一篇内分十一篇的次第，郑引《别录》既与本书违异又与《史记·乐书》、刘向《别录》所引之次第也不相合。由这四点看来，可见刘向《别录》中并未著录四十九篇之《戴记》，不过是郑玄于《礼记》四十九篇沿旧说附和于《别录》，并未尝云此四十九篇者在《别录》中已排比编订，合成一书。不过孔疏误会以为郑玄之所注解，即刘向之所著录，而戴圣之所编撰而已。陆德明虽说汉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但他又说明“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记”。陆德明的意思，据其他的地方看来，是以今《礼记》非小戴而乃是他家书，附《别录》所戴篇名，而拾撰以成者。他更依据《礼记》中有许多古说，与《仪礼》不合，不会是戴圣所传之记，而断定：
后汉之《小戴记》者，非戴圣之书也。
他以为二戴的来源是后汉礼博士虽以二戴名家，至其收辑记文以为解经之助者，不必仍前汉二戴之旧，据许慎《五经异义》所引《礼记》看来，不曰戴德、戴圣，不曰《大戴》、《小戴》，而仅有《礼戴》与《大戴》之殊，颇使人疑其初先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大之者，以其书中所辑者，较戴记为多耳。《大戴礼》的意义，好比是说增广《戴礼》。他说：
窃疑二戴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畛域渐泯，而记文之抄合渐多，不必为一手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故经说之牴牾，不必正剔；文字之重叠，不曾剪芟。其至多而滥之《大戴礼》，以遍注《三礼》及《礼纬》之郑玄且不为之注；顾尚信其为《大戴》所传；则其于篇幅较小之四十九篇，遂亦误会其为《小戴》所传者耳。
这是以为二《戴记》“不必为一手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大小戴记之分，在其篇幅多寡，不是指戴德、戴圣而言的。
我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很留心的。二《戴记》多古文说，这显然是出于东汉人之手；刘向、刘歆并未获见二《戴记》，不惟向、歆未获见二《戴记》之成书，班固亦未获见，这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证明的。后人误信郑玄之说，以为传自二戴，因而又发生小戴删大戴之说，清儒虽考出小戴不删大戴，然惑于所谓刘向《别录》及《后汉书》之说，仍以二《戴记》传自二戴，直到近来自从钱玄同先生提出“这两部书一定是东汉人编成的”问题，童、洪两君更为补证，真相愈加显明。不过有些地方，尚须加以补充说明，则问题更可以使我们明了。兹分述之如下：
(一)刘向与二《戴记》
清儒之所以不信马融足三篇之说的，正是因为郑玄《三礼目录》、《经典释文》以及孔《疏》俱提到刘向的《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其实刘向未尝有此《别录》。童关于此点之考证，提出五个疑点，洪序提出四个疑点，固可以使我们明了。其实单就《别录》的写定及其与《七略》之关系，也就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刘向《别录》的构成，据阮孝绪《七录序》说：
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
又说：
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撮，故以《辑略》为名。
据这两段看来，刘向所校之书，多属亡逸之书，大戴在刘向卒后数年尚为信都太傅(姚振宗说，参《廿五史补编》页五一2五)，刘向能否读到两戴的书已有问题；而刘歆的《七略》，则本是撮《别录》指要而成，《别录》与《七略》的关系，极为密切。如刘向《别录》有《戴记》四十九篇之目录，则《七略》与《汉志》不容不载，这是极明白的。但现在依《七略》而撰成之《汉志》绝无一言，则实可见刘向《别录》并无所谓四十九篇之目。我们知道，两《戴记》的来源，并不限于所谓《古文记》百三十一篇。
邵懿辰《礼经通论》亦谓：
武王践阼，疑与文王官人并取《周书》，祭法取之《国语》，《月令》、《明堂》取之《明堂阴阳》，《帝系》取之《世本》，《千乘》等七篇取孔子《三朝记》，《立事》等十篇取之《曾子》，《坊记》等四篇取之《子思子》。至若《王制》成于孝文时博士，《劝学》、《三年问》、《礼三本》取之《荀子》，《礼察》、《保傅传》取之《贾子》。
黄以周《礼书通故》云：
《大戴礼》之存者，于《汉志》礼家诸记外，又取儒家《曾子》十八篇，存其十篇；《孙卿子》三十三篇，存其《问五义》、《三本》、《劝学》、《宥坐》数篇；《贾子》五十八篇，存其《保傅》诸篇；又取《论语》家《孔子三朝记》七篇。《小戴记》、《奔丧》、《投壶》诸篇，取诸《古礼经》；《乡饮酒义》、《冠义》、《昏义》、《射义》、《燕义》、《聘义》，取诸古《礼记》，《三年问》、《哀公问》诸篇，取诸《荀子》；又取儒家《子思子》二十三篇，存其《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取公孙尼子《乐记》二十三篇，存其十一，合为一篇。陈、邵二百四篇，据刘向《别录》为言，其实二戴所取，不专在二百四篇中也。
我们细考大小戴《礼记》所采取的篇记，实当有下列的十二种：
(1)有取自礼家之记者：如《冠义》、《昏义》、《射义》、《燕义》、《聘义》诸篇。
(2)有取自乐家之记者：如取《乐记》之十一篇为《乐记》。
(3)有取自《尚书》家之言者：如《文王》、《官人》诸篇。
(4)有取自《春秋》家之言者：如《祭法》、《帝系》诸篇。
(5)有取自《论语》家者：如《孔子三朝记》七篇。
(6)有取自《孝经》家者：如《尔雅》之本为《礼记》。
(7)有取自儒家者：如《大学》、《中庸》、《劝学》、《礼察》诸篇。
(8)有取自道家者：如《武王践阼》之本《太公阴谋》。
(9)有取自杂家者：如《月令》之取《吕氏春秋》。
(10)有取自墨家者：如《千乘》中又有墨家言。
(11)有明为汉代之作者：如《王制》、《公冠》诸篇。
(12)有近于所谓《逸礼》者：如《奔丧》、《投壶》诸篇。
二《戴记》所取范围至广，决不是限于礼家之记，自为一书，毫无疑义。如刘向时果有其书，则必有录以详记之。而《七略》不容不言，《汉志》亦不容不言。今依《七略》而撰成之《汉志》绝不道及。则所谓《别录》不为赝作，亦必诚如陆德明所谓，“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记》”。“名为他家书拾撰”所以云云者，已深致疑于《别录》四十九篇之目与《小戴》之关系及其与刘向之关系也。
(二)刘歆与二《戴记》
我们试由《别录》、《七略》以外来探寻证据以见刘向、歆父子之于二《戴记》并未曾寓目。这样子也可明了《别录》四十九篇之目之本无其事的。如果在刘向时有二《戴记》的流传，而且《别录》曾录其编目，是已有二《戴记》之流传，则当时诸儒之征引《礼记》，是应当依据二《戴记》为准绳的，但我们试看：
(1)《汉书·郊祀志》：“莽又奏言：……《礼记》祀典，功施于民则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泽，所生殖也。”
(2)《汉书·律历志》：“《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
(3)《汉书·韦玄成传》：“刘歆议曰：……《礼记》祀典曰：‘夫圣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
他们这里所引《礼记》祀典、祭典都是现在《小戴记·祭法》篇文。但他们或谓《祀典》，或谓之《祭典》，绝不援用《小戴》的《祭法》篇名。如若我们说这是今古文的关系，则无所谓今文之《礼记》，而据《汉书·韦玄成传》看来，韦氏引《礼记》有：
《祭义》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
这几句在今《小戴·丧服小记》及《大传》中，并不是《祭义》之文，可见当日二《戴记》并未如何流行，王莽、刘歆、韦玄成等似乎并未见过《小戴记》，故引《祭法》为《祀典》，而引《祭义》之文乃不在《祭义》中。如若我们以为《祭法》是《小戴记》的篇名，《祀典》是《大戴记》的篇名，则在《大戴记》亡篇篇名之中，实则有《祭法》之名。唐皮日休《皮子文薮》有补《大戴记·祭法》，可见《大戴记》并非以《祀典》为《祭法》。而且《郊祀志》作《祀典》，《律历志》作《祭典》，当时并无一定之称，而可以断言其所依据的为古文本、《大戴》本或《小戴》本的。不过我们由莽、歆等之引《祀典》、《祭典》而绝不引作《祭法》，颇可见二《戴记》当日并未成书，刘歆实在并未见过所谓《别录》四十九篇之目，所以一方面只用《祀典》篇名，而《七略》中绝无一言道及二戴之《记》。由刘歆与二《戴记》之关系也足可以推证《别录》是不足信的。而且由韦玄成之引《祭义》文看来，一方面固可见当时并无定本，一方面也可见《后汉书·桥玄传》所谓“桥仁著《礼记》四十九篇”，《曹褒传》所谓“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后汉书》误以桥仁从戴德学，而仁为大鸿胪在成帝时，执谬多端，是不足为凭的。我们只看韦玄成引《祭义》之文不在今《祭义》中，大、小《戴记》篇章之互见，文字之出入，就可以知道“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编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这种说法实是事出有因，今洪《序》既证马融足三篇之说为可信，则《小戴记》之为马融、卢植辈所编定，似可无疑义的!
(三)班固与二《戴记》
上文说过，如二《戴记》在刘向时果有其书，《七略》不容不言，《汉志》不容不言，而依《七略》撰或之《汉志》，对于二《戴记》既未著录，则已可见在班固时尚未有二《戴记》之成书。现在我们更从班固的《白虎通》所引《礼记》来作证明，我们可以知道在班固时二《戴记》尚未成书。《白虎通》引《礼记》之文者甚多，例如《王度》记者有六条，引别名所记者亦有几条，这据唐人的《五经正义》看来，可知其为《大戴记》之逸篇，但也有许多引《礼记》为今《小戴》所无，而不能断其为出于《大戴记》者，例如：
(1)《檀弓》：《白虎通·崩薨》篇引二条，《明堂论》引一条，为今《小戴》所无。
(2)《王制》：《白虎通·崩薨》篇引一条，为今《小戴》所无。
(3)《曾子问》：《丧服》、《耕桑》、《礼乐》、《通封》诸篇各引一条，为今《小戴》所无。
(4)《礼通记》：《性情》篇引一条，为今《小戴记》所无。
(5)《大传》：《丧服传》引三条，为今《小戴》所无。
(6)《杂记》：《蓍龟》、《丧服》、《通崩》诸篇各引一条为今《小戴》所无。
(7)《间传》：《性情》篇引一条为今《小戴》所无。
(8)《祭义》：《耕桑》篇引一条为今《小戴》所无。
(9)《乐记》：《礼乐》篇引二条为今《小戴》所无。
(10)《内则》：《如名》、《嫁娶》篇各引一条为今《小戴》所无。
据上列的各条，《白虎通》所引《礼记》之文不在今《小戴记》者甚多，如一概委为在已亡逸的《大戴记》中，这实在是一种臆测之言。而且《耕桑》篇引《祭义》一条，在《大戴记》中，《祭义》之文作《曾子大孝》；《蓍龟》等篇所引《杂记》几条在《大戴记》中，《杂记》文见于《诸侯衅庙》，其篇名并不同。可见《白虎通》所引《礼记》各篇之文为今《小戴记》所无者，不可以任意地说是在《大戴记》之中。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班固时所谓之《礼记》，其内容与郑玄所注本不同，在班固时，尚无现在所流传之《小戴记》。我们看《白虎通》所引诸书之文，如云《士礼》、《士冠经》、《春秋穀梁传》、《韩诗外传》、《曲礼下记》之类，分别得相当的清晰，如当时大小《戴记》内容不同而各自为书，班氏必当略有分辨，以表明其所引者为何书，而竟毫无辨别，则亦可见当时二《戴记》尚未有成书，故得任意征引。《别录》四十九篇之说，范晔《后汉书》之《桥玄传》、《曹褒传》云《礼记》四十九篇之说，实不足信。《释文·叙录》说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说，汉末马融遂传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这种说法，必有所本，不可一概抹煞。我们可确实断定二《戴记》是辑于东汉的。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拾补》上虽则有《礼·大戴礼》八十五篇，《礼·小戴记》四十九篇之说，但
他也说：
按：《释文·叙录》附注云：“汉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礼》。”按小戴与刘光禄同时，岂《别录》会著其篇目欤?《七略》唯有古记原编(孔五种二百十五篇，分著《礼》类、《乐》类、《论语》类中)，若大小戴、庆氏诸节本，皆所不著也。
这是他误信刘向《别录》附著有《小戴记》篇目，其实小戴与刘向同时，《别录》中不至于附著，陆德明明言“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记》”，《别录》篇目不为后人羼入，亦必后人误会郑目录之意而以为《别录》真有四十九篇篇目的。
姚氏又云：
又按，《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于郑注《礼记》之前，别有戴圣《礼记》二十卷，岂《小戴记》原编至宋犹在耶?似以《礼记》白文而即谓之《小戴记》，不知郑本《礼记》与《小戴记》实有不同者。
他这一说法，也是说郑本《小戴记》实为东汉马融、卢植所辑，这不是以疑古为能事者之言，而一样认为陆氏《释文》是不可不从，可见这一问题再没有什么疑义了。
今存的《大戴记》之纂辑，则尤不可信为出于《大戴》，刘向《别录》于《大戴》篇目更无记载，刘向是卒于《大戴》之前的。班固《白虎通》于《礼记》篇目之征引，亦毫无区别两戴之文。郑康成《六艺论》虽云戴德传《礼》八十五篇，然有无成书，殊极为可疑。《诗灵台正义》云：“《大戴礼》遗逸之书，文多假托，不立学官，世无传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称太学，明堂之东序，皆后人所增，失于事实。”在唐人的义疏中已深觉可疑。则今本《戴记》之为后儒所窜乱，是尤为可能之事。
至于两《戴记》中各篇之撰述的人物与时代，《隋书·音乐志》引梁沈约奏答云：
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礼既是行己经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补缀以备事用。
《释文·序录》说：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郑玄云《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
宋、明儒者，或以《学记》出毛生(罗璧)，《礼运》子游作，《乐记》子贡作(胡寅)，《三年问》荀卿所著(郝敬)，其实则大抵不可信。我们现在要确定某篇的时代，非重新予以估定不可，如若盲从旧说，而以为可信之依据，这实在是要当特别谨慎。今本大小《戴记》，经马融、卢植之考诸家同异，实不免有所增删，重新估定各篇之著作年代，不是简单几句话所可了结的，兹姑从略。(《礼记》之《明堂位》、《祭法》两篇，唐儒赵匡已疑之；宋叶适疑《檀弓》不出于一人之手；清儒有疑《中庸》、《大学》者；日本武内义雄《礼运考》谓其中有墨家言，其《大学制成之年代》谓出董仲舒以后，其《中庸考》则谓是篇亦不出于一人之手。近冯友兰有《〈大学〉为荀学说》一文；顾颉刚则疑《月令》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