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以前之《书》、《礼》

在《左传·昭公十二年》中，虽曾有“楚灵王谓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礼·春官宗伯》“外史”职中，亦曾述及“掌三皇五帝之书”，似三皇时已有《书》、《礼》，但依《左传》杜注，三坟五典“皆古书名”。孔颖达《正义》云：“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贾逵云：‘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延笃言张平子说：‘《三坟》，三礼，礼为大防；《尔雅》曰坟为大防。《书》曰：有能典朕三礼。三礼，天地人之礼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马融说：‘《三坟》，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五典》，五行也。’此诸家者各以意言，无正验。”《三坟》究为《书》抑为《礼》，抑仅“皆古书名”，在东汉犹“各以意言，皆无正验”。我们也难以论定《三坟》必为三皇时代之《书》或《礼》，而且三皇五帝之说，古时并无定论，近人或以“唐、虞、夏之古史，无非神话之演变；所谓五帝，无非各民族之上帝，帝喾或帝舜，实如希腊神话中至上神瑳宇司(宙斯)，并非人王”。“颛顼与尧从高阳之义演出，盖本周民族之上帝。”(参看《禹贡》，1937年第七卷第6、7合期39—49页，杨宽《说虞》)“‘夏后’即‘下后’，即社神之义也，古史传说中尧舜命禹等无非此，‘上帝’命‘下后’神话之演变。”(以上参看杨宽《说夏》)“黄帝实出‘皇帝’之变字。”“‘三皇’、‘五帝’的名称系统和史迹，大部分是后人有意或无意假造或伪传的。‘皇’、‘帝’的名号本属于天神，‘三’、‘五’的数字乃是一种幼稚的数学的范畴，‘三皇’、‘五帝’和古代哲学与神话是有密切的联系的。”(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他们不惟将旧日一切之三皇说推翻，更否认实有其人。然而如必定说五帝时六经已有萌芽，这也未免太将传说认为实事。我们用极允妥的意见看来，“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唐虞之前有《书》大概未可深信。唐虞之《书》本多稽古而成，唐虞以前之《书》，纵真有《尚书》，亦难论定，固尤悠谬难信也。在《墨子·明鬼下》里，明说“《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孔、墨并只以虞夏书为《尚书》，起源于殷商或起源于殷商之前一代，即所谓夏。在夏以前者则不能深信。但我们也可如《隋书·经籍志》说，《书》之起源与文字俱起，有文字时，即有记载，这应该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我们由甲骨文字在商代有较长之记载看来，则文字发明，如“仓颉造字”说为不可信，然则至迟亦当在殷初，或更早于殷，约定俗成的文字即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