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公之制作
(一)关于《诗》篇
《论语·八佾》篇：“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述而》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对于周公向往之忱，溢于言表。《孟子·滕文公上》篇也说：“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孔、孟对于于周公都是极称赞的。周公的著作，在后人以为对于六经并有述造。关于《诗》篇，相传《七月》、《鸱鸮》、《文王》、《清庙》、《时迈》、《思文》、《大武》、《酌》八篇为周公作。
1.《七月》。《毛诗序》：“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按，此说出于《毛序》。序为晚出之篇，说不足信。元代金履祥评《七月》之诗，根据其中描写技巧的娴熟与手法的高超，他判定此绝非早在殷商时期的豳人所能为，“其决为豳之旧诗也”(《订话三》)。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四则说：“余按《鸱鸮》以下六篇皆周公时所作，此篇若又出于周公，则是七篇皆与豳无涉，何以名之为《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剥枣’，在在皆然，以民间通行之事而独谓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诗醇古朴茂，与成、康时诗皆不类。窃尝譬之，读《大雅》如登廊庙之上，貂蝉满座，进退秩然，煌煌乎大观也；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然则此诗当为大王以前豳之旧诗；盖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后世因误为周公所作耳。”
2.《鸱鸮》。《尚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但此诗是否为周公作，前人亦有疑之者。
3.《文王》。《吕氏春秋·古乐》篇：“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汉书·翼奉传》：“周至成王，有上贤之材，因文、武之业，以周、召为辅，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犹作《诗》、《书》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书》则曰：‘王毋若殷王纣。’其《诗》则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于殿，骏命不易。’”
4.《清庙》。《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乃上封事谏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甽亩，犹不忘君，惓惓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抒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周文，开墓西郊，杂沓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王褒《四子讲德论》：“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汉儒以此诗为周公作，至明代，季本、何楷并以《维天之命》、《维清》二篇为同时之作。季氏云：“今考《清庙》一节，但言助祭者之肃雍，而尚未详文王之德必合。《维天之命》二节言之而后见其德之纯”。(《诗说解颐》卷二十六)何氏云：“试观首章言于穆，而次章亦言于穆；首章言不显，而次章亦言不显；首章言秉文之德对越在天，而次章即以维天之命与文王之德并言。又首章言清庙，而三章亦曰维清，其前后呼应，井然可数。此非同为一篇而何。”(《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之下)季、何两家之说，究无确据。
5.《时迈》。《国语·周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史记·周本记》说同。
6.《思文》。《毛诗序》：“《孔疏》、《思文》八句。《正义》曰：《思文》诗者，后稷配天之乐歌也。周公既已制礼，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于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为此歌焉。《经》皆陈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国语》云：“周文公之为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与《时迈》同也。”《国语·周语上》原文为：“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并未言是周公所作，至《孔疏》则认定《思文》出自周公之手。虽未足信，然亦大致可讲得通。
7.《大武》。《左传》楚庄王论武乐本有“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之言。《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礼记·乐记》论《大武》之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返，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早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故季札观乐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其后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亦有“六成”之说，故何楷、魏源于《武酌》之外合《赍般》、《桓诸》篇以为武之“六成”。如《武酌》果为周公所作，则《赍般》、《桓诸》篇或亦当为同时之作。
8.《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
以上八诗，大致比较可以信为周公所作者，只有《文王》、《清庙》等六诗，其他尚有《常棣》一篇，《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周襄王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故以为召穆公作。而《国语·周语》述富辰之言，则又以为周公作，云：“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崔述辩之云：“《周语》云：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卫宏《毛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说皆与《春秋传》异。韦氏昭、孔氏颖达咸谓‘召穆公重述此诗而歌之’。杜氏、林氏注《左传》，遂亦沿其说云：‘周公作诗，召公歌之；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盖乐章久废，召穆公始作周公乐歌也。’余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创之之谓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诗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则文当云‘纠合宗族于成周而歌《常棣》焉’，不当云‘作诗’也。周公之事，此传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若此诗果周公所作，则文当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作《常棣》焉，其词云云。’不当于周公绝口不言，而于召公反历历述之也。且其诗云：‘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又云：‘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皆似中衰之后，不类初定鼎时语。况作乱者，管、蔡兄弟也，以殷畔者，管、蔡兄弟之亲其所疏而疏其所亲也，而此诗反云‘兄弟急难，良朋永叹’，‘兄弟外御其侮，良朋烝也无戎’，语语与其事相反，何邪?若周公果因闵管、蔡而作此诗，则当自愧无德以化兄弟，使陷于大戾；不然，则述管、蔡之慕间王室以为兄弟戒，不当反护兄弟之罪而斥异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贤侯，从征之义士，闻之而投戈太息也。盖此传后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外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语》者误会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御其侮’之句为周公之所作；撰《诗序》者又为《国语》所误，因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事当之耳。不知所谓曰‘莫如兄弟’者，但谓其意如此，其言如此，非谓其诗如此也；所谓‘惧有外侮’者，但言其心惧有外侮，非必作诗言‘外御其侮’然后得为惧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诗，如合符节，故云‘召穆公亦云’，非以歌周公之诗为‘亦云’也。所以郑、唐旧说皆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白韦氏、杜氏曲护《周语》、《诗序》之失，于是《传》之明明称为召公所作者，巧辞强说，百计以属之周公；虽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从而附和之，遂致诗人之意大半晦于说《诗》之人，亦可为之长太息矣，且夫说经者惟期定于一是耳：《周语》、《诗序》既与《左传》不同，《左传》果是则《周语》、《诗序》必非，《周语》、《诗序》果是则《左传》必非。周则周，召则召，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两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无非，委曲展转以求两全，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丰镐考信录》卷八《召穆公》)则《常棣》一诗当为召穆公作。
(二)关于《书》篇
在《尚书》中记周公之言行者有《金縢》、《大诰》、《康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立政》、《多方》，共十篇。《金縢》、《无逸》、《君奭》三篇非西周初年作品，说已详具前篇。《大诰》等七篇是否周公所作抑为史臣所记，兹固难为定论，然《书序》谓“周公作《金縢》”、“周公作《无逸》”，其说实未足据。亦记周公及。《书序》又谓《归禾》、《嘉禾》、《将蒲姑》、《亳姑》亦记周公事，此亦未可信。
(三)关于《礼》篇
《周礼》、《仪礼》旧传以为周公所作，据《左传》述及《周礼》者有四：
《闵公元年传》：“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文公十八年传》：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行父还观莒仆，莫可则也。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
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
《昭公二年传》：“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哀公十一年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但由这四条明言的“周礼”、“周公之典”看来，什么“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所说的俱是礼意，而未征引及今《周礼》、《仪礼》原文。所以自唐宋以来，学者对于《周礼》、《仪礼》多怀疑其非是周公所自作。在上篇中我们已列举韩愈、欧阳修、苏辙、程颢、张子、胡宏、姚际恒、顾栋、高裳枚诸儒之说，以明《周礼》、《仪礼》不出于周公，其实怀疑《周礼》、《仪礼》非周公所自作者尚不止韩、欧、苏、程诸儒，更有：
1.王开祖曰：“吾读《周礼》，终始其间名为经经而背于周公之志为不少矣，其诸信然乎哉?罗羽刺介，此微事也，然犹张官设职，奚圣人班班与?奔者不禁，示天下无礼也；复雠而义，示天下无君也。无礼无君，大乱之道，率天下而为乱者，果周公之心乎?削于六国，焚于秦，出诸季世，其存者寡矣!圣人不作，孰从而取正哉?”(《经义考》一百二十)
2.范浚曰：“周公作六典，谓之《周礼》，至于六官之属，琐细悉备，疑其不尽为古书也。周公驱猛兽，谓虫蛇恶物为民物害者，蝈氏云：‘掌去鼃黾，焚牡蘜，以灰洒之则死。’鼃黾不过鸣聒人，初不为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爱物者。又牡蘜焚灰，大类狡狯戏术，岂所以为经乎?司关云：‘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说者谓不出于关，从私道出避税者，则没其财而挞其人，此决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远，纵不能不征，使凡货之出于关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设为避税法，没其货，挞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从关出哉?此必汉世聚敛之臣如桑弘羊辈，欲兴榷利，故附益是说于《周礼》，托周公以要说其君耳。不然，亦何异贱丈夫登垄断而罔市利乎?”(同上)
3.晁公武曰：“秦火后，《周礼》比他经最后出，论者不一，独刘歆称为周公致太平之迹；郑氏则曰周公复辟后，以此授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林孝存谓之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昔北宫锜问孟子周室班爵禄之法，孟子谓诸侯恶其害己，皆去其籍，则自孟子时已无《周礼》矣，况经秦火乎?汉儒非之，良有以也。”(同上)
4.魏了翁曰：“‘《周礼》、《左氏》，并为秦、汉间所附之书。《周礼》亦有圣贤礼法，然附会极多。’又曰：‘《周礼》与《左传》两部，字字谨严，首尾如一，更无疎漏处，疑秦、汉初人所作，因圣贤遗言足成之。’”
5.刘炎曰：“或问：‘《周礼》果圣人之全书乎?’曰：‘司门讥财物之犯禁者，举而没之，司关凡货之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周公于民之意虑，不若是之察也。’”(同上)
6.黄震曰：“孔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至此则善为《周礼》解者也。”(同上书)
7.罗璧曰：“《礼记》古今议其杂，《周礼》则刘歆列上之，时包周、孟子张、林硕已不信为周公书，近代司马温公、胡致堂、胡五峰、苏颍滨、晁说之、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盖歆佐王莽，书与莽苛碎之政相表里，且《汉书·儒林传》叙诸经皆有传授，《礼》独无之，或者见其详密，谓圣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遗，不知孔子于礼多从周，使周公礼书如此精详，当不切切于杞、宋求夏、商遗礼，与夫逆为继周损益之辞。又自卫反鲁，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独不能措一辞于《周礼》。即孟子时，周室犹存，班爵之制已云不闻其详，而谓秦火之后，乃《周礼》灿然完备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国之制，与《书》、《洛诰》、《召诰》异；言封国之制，与《书·武成》及《孟子》异；设官之制，与《书·周官·六典》异。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岂有言之与行自相矛盾乎?”
8.王若虚曰：“(吕)东莱云：‘《周礼》者，古帝王之旧典礼经也。始于上古而成于周，故曰《周礼》。’予谓此书迂阔烦渎，不可施之于世，谓之《周礼》，己自不可信，又可谓古帝王之典乎?”
9.崔适在《丰镐考信录》之“《礼经》作于春秋以降”篇曰：“《古礼经》十七篇(今谓之《仪礼》)，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按：此书周详细密，读之犹足以见三代之遗，识其名物之制，以考经传之文，大有益于学者，不可废之书也。然遂以为周初之礼，周公所作之书，则非也。”“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后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
我们就这些人的意见看来，《周礼》所载只是“无礼无君，大乱之道”；“亦何异贱丈夫登垄断而罔市利”；“周公于民之意，虑不若是之察”；“迂阔烦渎，不可施之于世”。即不以之与金文中之职官相较，而见其本非周制，已可信其非周公之典，何况其职官实多与周金文中所有者不同，有真凭实据可验其非周公所作呢?《周礼》、《仪礼》不出于周公之手笔。在现在看来，似乎可以定谳。
《诗》、《书》、《周礼》、《仪礼》之外，与周公关系密切者尚有《逸周书》，《逸周书》中记周公言行者有《丰保》、《柔武》、《大开武》、《小开武》、《宝典》、《丰谋》、《寤儆》、《克殷》、《大聚》、《度邑》、《五儆》、《五权》、《成开》、《作雒》、《皇门》、《大戒》、《明堂》、《本典》、《官人》、《王会》，凡二十篇。称为周公之作者，有《周月》、《月令》、《谥法》三篇。要自《丰保》以下诸篇，纯驳不一，不可尽信。明郭棐以《逸周书》为“周之野史”，其说诚然。前举中如《度邑》、《作雒》、《皇门》三篇，文辞大奥，或为西周史官之遗编。昔人或以《王会》篇为奇古，然如“秽人”、“良夷”、“高夷”诸目，孔晁注：“秽人，韩秽；良夷，乐浪；高夷，高句丽也。”果然则非甚古矣。《周月》有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等节气，皆后世之名称，且非周公作，可勿详论。其《月令》已佚，系卢文弨自《吕氏春秋》补之，但这在郑玄已以为不足信，崔述《丰镐考信录》更辩之云：“《月令》一篇，世多以为周公所作。郑康成云：‘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是汉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语林》云：‘《月令》出于《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吕纪》采于《周书》，非《戴记》取于《吕纪》明矣。’则又以康成为非是。余按：《逸周书》本后人所伪撰，所言武王之事皆与经传剌谬，其非周初史官所记显然。然则《周月》、《时训》两篇或即采之《吕氏春秋》或与《吕纪》同采之于一书，均未可知；焉得以《逸周书》有之而遂断以为周公之书也哉!况《月令》所言多阴阳家说，所载政事虽有一二可取，然所系之月亦未见有不可移易者；盖撰书者杂采传记所载政事而分属之于十二月，是以纯杂不均，邪正互见，岂惟非周公之书，亦断非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于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较著者。周公上距尧世止千二百余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虚中’，上距《尧典》之‘仲春星鸟’，‘仲秋星虚’，已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汉之末千余年，至刘宋又数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下至《三统历》，正月中日犹在室十四度，至《元嘉历》，正月中日犹在室一度，才差十余度耳。虽测验或有疏密，然不至大相径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远?下逮汉、宋之世何太近?其为战国时人所撰，毫无疑义。不知前人论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为周公之书也!”(《丰镐考信录》卷五《周公相成王下》，《崔东壁遗书》)陈逢衡《逸周书补注》亦云：“《月令》全文已载在《吕氏》，又载《小戴》篇中，似不必再取以补《周书》，而且出自《吕氏》，其中有无润色损益不可知，恐未必即《周书·月令》之旧，故仍从旧阙。”谥法非周公作，崔氏辩之云：“且周既制此谥法，必先分别夫应谥之人，或通行于诸侯，或兼行于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卫康叔之后五世无谥；齐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铎皆四世无谥。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无谥。周公子伯禽亦无谥。晋唐叔子燮，父子皆无谥。周果制为谥法，何以诸国之君皆无谥乎?盖谥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渐而起者。上古人情质朴，有名而已；其后渐尚文而有号焉。至汤拨乱反治，子孙追称之为‘武王’，而谥于是乎始。然而子孙卿士未有敢拟之者。周之二王谥为文、武，盖亦仿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放亦谥之曰成。而康王以后遂仿而行之。犹之乎商有三宗，西汉亦有三宗，至后汉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无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于天下，故其没也，成王特赐之谥。召公历相三朝，康王遂仿周公之例而亦谥之。然皆以为特典，非以为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诸侯谥者寥寥。数世之后，俗弥尚文，遂无有不谥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拟也。至周东迁以后，而卿大夫始渐有谥。尝以《春秋传》考之，晋自文公以前，惟栾共叔有谥(《国语》有韩定伯)；狐偃、先轸有佐霸之功，而谥皆无闻。至襄公世，赵衰、栾枝始有谥，而先且居、胥臣之属仍以字称，则是亦以为特典也。成、景以后，卿始以谥为常；先縠、三郤以罪诛，乃无谥。降于平顷，则虽栾盈之以作乱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靡不谥矣。鲁大夫有谥者，较他国为独多。然桓、庄以前，卿尚多无谥者。昭、定之间，则荣驾鹅、南宫说、子服、公父之伦，下大夫靡不谥者。郑大夫初皆无谥；至春秋之末，子思、子剩亦有谥。惟宋大夫始终无谥。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后不齐，彼此互异若是?然则谥之由渐而起，彰彰明矣。”(《丰镐考信录》卷三《周制度杂考》)由这几家所举之证验看来，此三篇非周公作，实甚显明。
(四)关于《易传》
在汉儒因卦爻辞中有许多文王以后的事迹，故分《爻辞》以为周公所作。
崔述辩之云：“近世说《周易》者皆以《彖词》为文王作，《爻词》为周公作。朱子《本义》亦然。余按：《传》前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初未言‘中古’为何时而‘忧患’为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于文王时，然未尝言为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乎’，皆为疑词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决言其时世，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至司马氏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之，以为文王羑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西伯之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纪》所云‘益八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及班氏作《汉书》，复因《史记》之言，遂断以词为文王之所系。是以《艺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谓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词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称‘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称‘王用亨于岐山’，皆文王以后事，文王不应预知而预言之。《史》、《汉》之说不复可通，于是马融、陆绩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词》谓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郑康成、王弼复以卦为包羲、神农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后后儒始独以《彖词》属之文王，而分《爻词》属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谓文王作《彖词》，周公作《爻词》者，乃汉以后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而展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夫以卦为羲、农所重，虽无确据，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系《易》，则传记从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有见《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语，然此自谓《易象》，非谓《易词》也。晋文公之谋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则是《易词》晋固有之，不待至鲁而后见。且即使起所见者果《易》之词，而《卦爻》之词果文王与周公所分系，则于文当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汉以后，司马、班氏最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称周公。乃至《易纬乾凿度》、《通卦验》等书最善附会者，亦但称羲、文、孔三圣人而无一言及于周公。乌得分《卦爻》之词而属之两人也!且《系词传》文云：‘其初难知；其上易知。’又云：‘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然后承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此文朱子分为两章，古本合为一章)前呼后应，词意甚明。所谓‘其辞危’者，正指诸爻之词而言；若果词内有文王以后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汉》误称之，不得独摘《彖词》属之文王，而别以《爻词》属之周公也。乃朱子《本义》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详其展转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系，此周公所系，若传记确有明文可据，传经以来即如是说者。无乃非阙疑之义，而使后之学者靡所考证乎!故今但录《易》、《春秋》传原文以存疑义；而不敢据汉儒展转猜度之说，遂直断何者为何人所作。仍略记其为说之因，庶使学者有所考焉。”(《丰镐考信录》卷五《周公相成王下》)马融、陆绩分《爻词》以为周公所作，或是根据《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云然，但《左传》所言者为《易象》而非卦爻词。周公作《爻词》事，西汉诸儒，并无明言，我们实未可以信此展转猜度之辞。《春秋》之五十凡例在汉儒亦并无明言为周公所作者，至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始有“其发凡以言例皆周公之旧制，而夫子润色之”，这也是附会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等语而然。其实这一段话不过是见鲁有《易象》与《春秋》，因是而云周之文物制度犹存于鲁，而鲁之能保存此文物制度是由于受周公之德泽的关系，并非是说《易象》与《鲁春秋》为周公所作。《春秋》凡例之中有弑君例，岂有周公作五十凡预设弑君例之理?唐儒啖(助)赵(匡)尝辨杜说之误，杜说之为附会甚明。
(五)关于《尔雅》
《尔雅》亦相传为周公所作，崔述曾辩之云：“世或以《尔雅》为周公所作。或云：‘周公止作《释诂》一篇，余皆非也。’余按：《释诂》等篇乃解释《经》、《传》之文义，《经》、《传》之作大半在于周公之后，周公何由预知之而预释之乎!至于他篇所记制度名物之属，往往有与《经》、《传》异者，其非周公所作尤为明著。大抵秦、汉间书多好援古圣人以为重，或明假其名，若《素问》、《灵枢》之属，或传之者谬相推奉，若《本草周官》之类，皆不可信。”(同上书卷五《周公相成王下》)《尔雅》乃释经之书，周公之时六经并未完全成立。《释诂》一篇之非周公所作，可勿作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