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孟》、《孝经》、《尔雅》之起源
《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起源由民俗学的观点看来，当源于远古，《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本身也不是私家著述。到了春秋以后，因为时势易转，而私家著述亦因之而起。《论语》、《孟子》是孔、孟的言行录。《孝经》据其首章“仲尼居，曾子侍”及各章“子曰”看来，是模仿言行录之作。这都是有了私学而后才能有这种体例的著述出现。至于《尔雅》本为训诂之书，以通释诸经语义为主，而所谓六经实非周公之所作，其起源则是至少有了“经学”而后才能有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私学虽晚起于春秋之时，但私人言行之记载，则不至于晚至春秋时始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之例，亦史所有，在《尚书·盘庚》篇即有“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之语，在《康诰》中有：“绍闻衣(殷)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酒诰》中，更有“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可见在殷末周初，即有古贤哲之言由传闻而笔之于书。试更考之《左传》、《国语》诸书，则左氏引周任有言者二(隐六、昭五)，引史佚之言者五(僖十七、文十五、宣十二、成四、昭元)，引古人有言者八(僖七、文十七、文十七、宣十五、成十七、襄二十四、襄二十六、昭七)，引先民有言者一(哀十五)。《国语》引史佚者一(《周语》下三)，《左氏·成公四年传》所引“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左传》、《国语》所出较晚，虽不可尽信，然《诗》、《书》所记，应当毫无疑义。可见在春秋前，即有记言之事，不过专记一人之言行而笔之于书，自非有大思想家以后不能引起这种要求。《论语》是孔门弟子所记的，其笔之书，尚不必当孔子之世，则更无论较早于孔子之私人言行，然以《诗》、《书》所记，《左传》所载来看，私人言行之有记载似当远溯于殷周之际。孟子所愿为学孔子，《孟子》之书所以不似《墨》、《庄》体例而模仿《论语》者即在此。《孝经》之作更在其后，所以虽仅论孝，而亦以答问体述之，论其远源，当与《论语》、《孟子》同科。
《尔雅》为训释群经之书，其起源当在有训释经文之后，事甚显明；严格说来，其不惟要在有训释经文之后，更当在“经”成为“学”以后。因为《尔雅》不是偶尔训释经文，而是集合解经之文而始能编，其著述时代固晚，即经有释解亦非起自殷周。在《左传》、《国语》中，有称引《诗》、《书》而加以解释之例，只是其解释较繁(详见后《列国大夫之称引诗书》)。但此亦非释诂释训之体，不过可姑以此为《尔雅》之滥觞。《论语》、《孟子》、《墨子》、《荀子》并无此等繁复解经之例，《左传》、《国语》所载是否确实可信则另是一问题。
杨向奎君《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文(载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2期，1936年)，因受廖平《春秋左氏古经说义疏》、刘师培《左氏不传春秋辨》及《周季诸子述左传考》之启迪，据《国策》、《礼记》、《史记》、《说苑》等书，证“左氏书法凡例”等。其主要提出：
1.其上篇为论《左传》之性质、书法及解经语。认为“自《左传》撰述之初，即与各国策书之记事合编为《左氏春秋》，非出后人之窜加”。
2.论凡例。《左氏》凡例有见于《尚书大传》而谓“《左氏》之凡例与书法同一来源，皆为《左传》原编者所随意加入”。
3.论“君子曰”。更“由《国语》、《韩非子》、《史记》等书证《左传》‘君子曰’，非出后人窜入”。
4.《左传》古本说。谓《左氏》“因其记事多而书法少，不若《公羊传》、《穀梁传》之因《经》立义，故西汉人多已不知其书为传《经》。及经刘歆表扬，引《传》解《经》，乃反遭诸儒之反对。终汉之世，《经》、《传》别行，至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比附’，而因之乃有一事隔为两年者，致使辞声不接，形式乖忤。若《经》与《传》别行，则前后相接，此弊可免。然分《传》解《经》者，如能打破每年冠年，每月冠月之例，而以事为主，年月之上不碍有字，离碎之弊亦可免”。
在此文中，作者本人虽颇攻击康(有为)、崔(适)之说，为《左氏》辩护，但依我看来，此文实证成今文说。因为既认《左氏》古本以事为主，年月之上不得有字才能免去每年必以年建首，年前则归之上年尾之陋习，而后才文义可通，无文法鹘突之病。可见《左氏》体例本与《国语》相似，本不足编年的。作者承认前人“有因书法凡例多有截断上下文字之处疑为后人伪加者，此自有相当之理由”。可见《左传》之书法凡例实有可疑之处，但是他忘记了，《左氏》不足编年不是依经为传的大前提，而以“书法凡例与《左传》记事固非同一来源”，盖《左传》之记事本于各国策书旧文，《左氏》作者取而编裁再加入当时之礼俗禁忌以成其所谓“书法凡例”，故有不相协之处；更未一想《左氏》文辞如何流利，如系“原编者所随意加入”，何至如是之多有截断上下文字之处，而至于有不相协?这如非后人伪加，则其故安在?我觉得作者依廖、刘二家所举之例，实是大上刘氏之当!如，其例1举《战国策·魏策三》“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作者谓“此用《左氏》义也”。“《公》《穀》皆同情于虞而讥晋”，他却忘了《春秋·僖公二年》有“虞师、晋师灭夏阳”，《春秋》以“微国序乎大国之上”已经罪虞，而《公羊传》更有“使虞首恶”之言，并非“同情于虞”。不能认为《战国策》所引者一为“《左氏》书法及解经语”。
其例2以《礼记·坊记》、《史记·周本纪》为证，但作者于正文即云，“未知《坊记》何所本，似有袭《左氏》之可能”、“似为《史记》所本”，其实“三传皆有讳取同姓之义”，“三传皆有不与致天子，为天王讳之说”，何能指为袭《左》之证?作者明知《史记》有“记载较详，或史有所本”，则可知《史记》之不必“用《左氏》义”，而必以《史记》袭《左氏》，然则安知非《史记》所用乃原本《国语》或其他史籍之不传于今日者?更何以知《史记》既有窜乱而所引《左氏》乃绝非窜入?此文所举四十六例，散见于《国策》、《礼记》、《史记》、《说苑》等书，在《国策》、《礼记》二书无确证，《史记》、《说苑》系晚出书，实不足凭。其论书法中谓《尚书大传》“凡宗庙有先王之主曰‘都’，无曰‘邑’”，乃引《左氏·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亦无明文为证，故只可云“当为《左传》所本”。其论“君子曰”依刘文所举《韩非子》难四有君子之例，这可以说是铁证，然是否《左传》之原有“君子曰”，因《左传》本身非依经为传，其书法凡例仍无足信。这一点亦当仍属疑问。而且在《左传》中之“君子曰”，在《国语》、《吕览》及《说苑》等书，或作某人某人曰，《左氏》中之“君子曰”，其有经修改而成，有为编者杜撰，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词，自当修正，而即无《韩非子》中之铁证亦当修正，然仅据《韩非子》中之孤证，而忘《左氏》以事为主、年月上不得有字之大前提，而以《左氏》传经这也是不然的。总之，《左氏》不惟并不依经为传，而且比年文阙，年月无考，《左氏》原本体例实与《国语》相似，不过经刘歆之引传解经，而遂被认为传《春秋》，而且虽知其书法凡例阻断上下文，不能不为《左氏》回护，以为原编者所随意加入，不知原编者绝不会如是之文理不通。其改编之迹，即如是显明，仅凭一二能驳倒前人于经义之改订之反证，实无以证明古本《左氏》为传《春秋》。吾人固不同意康、崔之流谓《国策》、《礼记大传》、《韩非子》等书有刘歆窜改之迹，然是数书者，实无有力之证明，足以见《左氏》古本传《春秋》，有书法及解经语。王充《论衡·书篇》云：“公羊高、穀梁实、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实、胡毋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左氏》之言与二书合”，“远不如近，闻不如见”，王充之言仍为古文家所蒙蔽，然而在《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则实泄露刘歆改编《国语》为《左氏传》的秘密。康氏说：“今本《国语》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我们如对《左传》、《国语》的大前提认清，自可以了解《国语》实“为《左氏》之残余”，而今本《国语》实“补缀为之”。近人更有《国语真伪考》，以《国语》为刘歆辈所伪造，而谓《左传》、《国语》“非出一人之手，而为一时之书”，皆由忽略其本属补缀为之而生疑义。不知以今本言之《左传》、《国语》固为二书，若以原本言之，以《左氏》书不传《春秋》言之，则何必有记事、记言之分?而《鲁语》所记之言，又何以过明了于《左传》?太史公又何以专歌颂左氏之作《国语》?王充又何以有选录《国语》之词?凡此种种，都可以告诉我们，“《左氏》、《国语》原本为一，现行《国语》，乃《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