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诸家之反对儒学
经学在晚周虽然经孔门弟子孟、荀诸儒的提倡，获有相当的发展，但在战国群雄交争之际，拥有政权的人，主张富国强兵的人，他们对于仁义礼乐都认为无禆实用，对于王道中庸也不过视为迂阔之谈。而且因有儒墨之争，更引起主张自然主义的学说——道家的主张，他们自然也不会以儒说为绝对的真理。
法家是主张以加强君权和重法来达到富国强兵的，在商鞅佐秦孝公变法之时，他曾极力攻击《诗》、《书》、《礼》、《乐》，他在更法时即说，“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又说：
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认为务求《诗》、《书》则将妨碍农战，所以他认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王亡”。他更有所谓“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而谓“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这些意见，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激烈的，不过现存《商君书》并非商鞅自作，其说容有不可尽信处。但在《韩非子》中也曾述及商君“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之说，《韩非子·和氏》篇更谓“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是商君在秦更有过“燔《诗》、《书》”之事。我们可见在战国初，法家为了国家富强，从实用出发，已如何地反对儒说。不过商君终因执法太过，且刑太子之师傅，遭车裂以殉，他的主张仅行于秦国，而在其他国家法家尚未获得大的成功。
其次反儒学的当是道家，《庄子·齐物论》中虽曾述及“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但他终因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之争在他看来，仍是“辩也者有不见也”，所以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他只是主张“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竞”。(以上均见《庄子·齐物论》)仁义之端，在他看来只是“樊然淆乱”。《老子》书中，更主张“绝圣弃智”，老庄后学更以“自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骈拇》)“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毁道德以为仁义，是圣人之过也”(《马蹄》)在《庄子·天道》篇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曰：……夫子乱人之性也!”《天运》篇有“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等，都足见老庄后学之反儒术。但在《庄子·天下》篇说：“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种论调，与《齐物论》所云“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并未过于攻击儒家，只有《老子》书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等等较为激烈。法家主张富国强兵，反对儒术，不过为了农战，尚无若何理论根据；道家起而批儒说仁义非人之性，非人之情，“毁道德以为仁义”，是“以仁义易其性”。后起法家因而主张燔诗书，重刑名。法家之论虽与时势有关，实受道家影响不浅。
综合道、法家诸家的理论，以反儒术而最出色的人物是韩非。他是荀卿的大弟子，更能运用经说来反儒术。本来商君之反儒术，是“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韩非也正感觉“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所以他认为“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的。“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讘
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故以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应当是“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这是很鲜明地揭出反儒术的旗帜。所以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又谓：“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仁义智慧之士，一概不当要，藏书策、习谈论这种事也不当做；不惟仁义智慧之士不当有，即轻物重生之道家亦不当有，一切当以法律为上。韩非在秦焚书前己经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与主张焚书己相去不远。但是我们知道，儒、墨在当时早已私学成群，早已成为顕学，韩非虽极以“孔、墨不耕耨”、“曾、史不战攻”，然而他有一些理论仍不能不借重儒书，例如：
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
《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
《康诰》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
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这也是或“引《诗》、《书》以明己意”或“引《诗》、《书》更加解释”。最有趣味的是，韩非往往利用《诗》、《书》传记之言以解释其法理，例如《五蠹》篇说：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韩非子·忠孝》篇说：
《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然则有道者进不为臣主，退不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为家，乱世绝嗣；而外矫于君，朽骨烂肉，施于土地，流于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从而效之，是天下遍死而愿夭也，此皆释世而不治是也。
他这也正是赋诗断章，不一定必须遵循原文是如何意义。《备内》篇曾说道“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在《内储说上》曾引“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有“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韩非子·奸劫弑臣》末一段也有“春秋记之曰……”韩非反对儒家，然其本身受儒学影响实深。以反对儒术之人，而不能脱离借重儒书，可知儒家之经典，本是古史，本含有许多的哲理，自有许多不可磨灭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