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之篇第
《尚书》的篇目是比较《诗》、《礼》诸经稍为复杂些的。据《汉志》云：“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我们现在所由知百篇《尚书》之目者，实由所谓百篇之《序》，但伏生所传今文只二十八篇，加后得之《泰誓》一篇，共为二十九篇。据出土之汉石经《书序》残石可知(参见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史辨》第五册)。《汉志》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注云：“为五十七篇。”经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经二十九卷。”欧阳经之所以成为三十二卷者，在分《盘庚》为三，又加《书序》，多了三篇，故为三十二卷，章句向无《书序》，故为三十一卷；大小夏侯二家，仍伏生旧，不分《盘庚》，不加《书序》，故仍为二十九卷。至于古文，以伏生二十九篇析出《盘庚》二篇、《庚王之诰》一篇、《泰誓》二篇，为三十四篇；于其所得多之十六篇，分九共为九篇，多八篇为二十四；二十四加三十四，故为五十八篇。班固自注“为五十七篇”者，后又亡其一篇，伪《武成》疏引郑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际亡之”是也。至东晋时，更有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出现，增多二十五篇，与孔壁得多于之十六篇析为二十四篇者又不同，宋、明、清儒考订其伪，已成定谳，伪中之伪，本无足论，但此伪书经唐人为之作《疏》，其篇目亦不可不注意。现在我们但就伏生今文与孔壁古文比较来看，我们可以察觉：
(一)《古文尚书》之多于今文者
《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可以分为两组来看：一是分今文廿九为三十四，一是分所得多之十六篇为二十四。
1.在第一组中，分《盘庚》为三而未能合于古本之次，分《泰誓》为三，而此篇实源本于今文，这两点且留待下文再细论。古《书》出《康王之诰》于《顾命》，这实是他貌为增多之绝好的例证，因《顾命》一篇，文并不太长，比较《盘庚》之显当分三篇者不同；伏生于《盘庚》且不分为三，则《顾命》自不必且不当分为二，因为无论如何分法，都是不合理的。清儒戴震曾有《书〈顾命〉后》一文论之云：
马、郑、王本分“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东晋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为《康王之诰》，皆非也。考此篇自“狄设黼扆缀衣”至末，踰年即位事也，必日前陈设，故不书日。踰年即位，礼之大常，不必书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则受册命毕，而“诸侯出庙门俟”，“王出在应门之内”，乃记即位之仪。
《顾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群臣受顾命，一也；踰年即位，康王先受册命，二也；适治朝，践天子之位，三也。说者不察受册命及出至路门外、应门内之治朝属踰年，遂疑西方、东方诸侯为来问王疾者，则新丧内，天崩地坼之痛，而从容兴答，必无是情，又不必论其他事之礼与非礼矣。(《经学专书研究》)
马、郑、王所传之《古文尚书》分《顾命》为两篇，据戴震说，古文与伪古文所分皆非。戴氏非今文家，所论自非偏见。其实依我们看来，古文所分出之《康王之诰》实不如伪古文，因为古文本书者乃“适朝践天子之位”一节，篇幅太短，不如伪古文本，此其一。“大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正叙述康王受册命之事完毕，可为段落，“王出在应门之内”乃记即位之仪与下适治朝践天子之位，正可合为一节。古文所分不如伪古文本，此其二。但无论如何分，都不合理；伪古文之分为伪托，真古文之分，亦足见其非真古文。
2.在第二组中，《古文尚书》有《舜典》篇，是在今文《尧典》之外与伪古文不同的。章炳麟说：
鲁恭王发孔壁得《尚书》，《尚书》篇数就发生问题；据“太史公曰：《书传》、《礼记》自孔氏”，可见孔安国家藏《书传》确自孔壁得来。称《书序》有百篇，而据伏生所传只有廿九篇，可分为三十四篇，壁中所得却有四十六篇(可分为五十八篇)，相差七十七篇。并且《书传》所载和今文更有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孟子是当时善治《诗》、《书》的学者，他所引的“葛伯仇饷”、“象日以杀舜为事”等等，在今文确是没有的，可见事实上又不同了。(《国故学讨论集》一)
章氏在此处以《孟子》所述“象日以杀舜事”，在今文确是没有的，以为古文胜于今文，但我们一细想，章说实误。《古文尚书》虽有《舜典》列于逸《书》之中，但在东汉逸《书》十六篇已绝无师说，其中有无“象日以杀舜为事”之记载，实为疑问。据《书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则《舜典》内容非“虞舜侧微”时事，不当有“象日以杀舜为事”等语。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孟子》所载诸舜事，不称《舜典》，未敢据增。”实较章说审慎。孙氏乃古文家之流，亦不能为古文张目也。
3.至于“葛伯仇饷”事，应见于《汤征》，《汤征》篇名，虽见百篇《书序》，但非孔壁逸十六篇所有。《史记·殷本纪》有《汤征》逸文，云：“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王鸣盛《尚书后案》于此发出“此乃残章零句，不能成篇焉，不审子长何自采取”之疑问。(详见本书第六篇第五章)《古文尚书》仍无以感觉其有胜于今文之处，我们仍无以感觉其为真古本。
4.又，《古文尚书》有《汤誓》，今文《尚书》亦有《汤誓》，显然并未亡佚。但真古本《汤誓》似应有二篇，在《论语·尧曰》章有云：“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今本《汤誓》则为：“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又有与《史记》不同，《史记·殷本纪》：“遂伐桀。汤曰：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以告令师，作《汤誓》。”
古文本明显内容更丰富，文字更通顺，似编订加工过的，如果为真古本，则似不当如此。
以上三事，并足见《古文尚书》虽多于今文十六篇，而其所载，并不足以见为真古本。与上文所述分《康王之诰》于《顾命》及下文所证明《泰誓》误用今文，《盘庚》篇次不合等等看来，可以无疑。
(二)《古文尚书》之误同今文者。此有四例
1.《泰誓》。在上文中，我们可由《书序》残石、今文《尚书》，以见今文《顾命》、《康诰》不分，更由戴震说以明此二篇不当分之理由。据《书序》残石来看，《书序》又非今文所原有，则所谓伏生今文二十九，虽连《泰誓》计算在内，但《泰誓》一篇实晚出于汉。据《尚书正义》说：
案，《史记》及《汉书·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则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曰“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泰誓》书出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传同也。但伏生虽无此一篇，而《书传》有八百诸侯俱至孟津、白鱼入舟之事，与《泰誓》事同。不知为伏生先为此说?不知为是《泰誓》出后，后人加增此语?案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汉书》皆云伏生传二十九篇，则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于后亦据而言之。《史记》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纪》载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刘向之作《别录》，班固为《儒林传》不分明，因同于《史记》。而刘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当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马融所云：“吾见《书传》多矣，凡诸所引，今之《泰誓》皆无此言，而古文皆有。”(《尚书正义》卷一)
可见《泰誓》实为晚出，而马融等更疑其伪(原文引见《尚书正义》，详见本书第六篇第三章第二节)。古文亦有此篇，其非真古，实极显明。钱玄同先生《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云：
至于问今文经是否真书，这要分别说明。若对于古文经而言，当然可以说今文经是真书，因为今文经在前，古文经在后，而古文经是故意对于今文经来立异的。古文家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是这样：“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准；我的解释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没有的书，而你所有的我却一概都有。”因为古文家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就上了今文家一点小当。今文经中汉朝人伪造的篇章，古文经中居然也有了，如《易》之《说卦》以下三篇和《书》之《泰誓》皆是。古文经据说非得之于孔壁，即发自中秘或献自民间，总之皆所谓“先秦旧书”也。先秦人用“古文”写的书中居然有汉朝人所写的篇章，这不是作伪的显证吗?古文经对于今文经而立异，就是对于今文经而作伪。所以今文经对于古文经，当然可以傲然地说自己是真书；而站在今文家的角度来斥古文经是伪书，是可信的，是公允的。(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史辨》第五册)
我们读到钱氏此论，亦可见伪作《古文尚书》者，伎俩如何幼稚，然而这经今古文问题，千载梦梦，竟无人能为之解决，一何可叹。
2.《金縢》、《亳姑》。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金縢》篇‘王亦未敢诮公’下云：经文至武王既丧，至此盖史臣所记，以修周公作《金縢》之是。其‘秋大熟’以下，今文以为周公死后之事，《史记》亦云‘周公卒’及‘秋大熟’，考是《亳姑》逸文，故别行以行之。”又于篇末云“秋大熟”以上自有脱文。郑氏、王充所见本已在《金縢》篇。孙氏所疑，皮氏《今文尚书考证》颇然其说。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孙氏疑《金縢》篇中有《亳姑》，《亳姑》虽是逸《书》中所无，《金縢》篇却是在五十八篇之内，古文亦合意《亳姑》于《金縢》，则是明证孔氏逸《书》实非孔壁真本，故二篇文合同一篇。
3.《酒诰》脱简。孙疏云：“扬子《法言·问神》卷五云：‘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困学纪闻》引《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所谓“俄空”，即脱简之谓，而《大传》引《酒诰》“王曰封，惟曰若圭壁”，今无此句，疑所脱即此等句。《酒诰》依古文谓有脱简，但仍有逸句，则所谓古文亦非足本。
4.“王曰，又曰。”《多士》篇末“王曰，又曰”，江氏《尚书集注音疏》云：“‘王曰下盖有脱文……王曰又曰之文不相连属。’又此篇文体与《多方》篇相似，与《多方》篇末云，‘王曰我不惟多诰，我惟祇告尔命’，乃更云‘又曰’。此篇‘王曰’下当亦别有一二语，而后称‘又曰’，今此则否，故以为有脱文。”(《经解》卷三九六)古文“王曰”下亦有脱文，则古本亦不必为真古本。
(三)《古文尚书》篇章之倒误者。关于此点，例证有四
1.《盘庚》。今文《尚书·盘庚》本为一篇，至欧阳始分为三篇，《古文尚书》亦分为三篇，但其次第，古文一如今文。据俞樾《群经平议·四》云：“《史记·殷本纪》云，‘帝盘庚崩，弟小辛主，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是《盘庚》之作，在小辛时。……《吕氏春秋·慎大览》曰：‘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然则《史记》谓百姓思盘庚，信有征矣。《盘庚》之作，因百姓思盘庚而作，则所重者，盘庚之政也。其首篇述盘庚迁殷之后，以常旧服正法度，即所谓盘庚之政也。此作《书》之本旨也。其中下篇则取盘庚未迁与始迁之时，告诫其民之语附益之，故虽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杨筠如《尚书覈诂》云：“按，此篇首云‘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则当在迁后未定居之时。中篇首言‘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则明在未迁之前。故又曰‘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下篇首言‘盘庚既迁，奠厥攸居’，则明在迁后民已定居之时，更在上篇之后。惟中、下二篇，何以倒置，殊不可解。俞说近似，而以下篇系在始迁之始，其时似在此篇之前，则与经文不协也。”余旧亦疑《盘庚》中篇当为上篇，上篇当为中篇，杨说似稍胜于俞。(见拙著《尚书引论》)
2.《大诰》。《大传》将《金縢》列《大诰》之后，叶梦得曰：“伏生以《金縢》作于周公殁后，故次《大诰》之下，古文之篇次，转不如今文本，可见非真古本。以非古真本，而自谓古本，其亦适足以见其为伪。”
3.《康诰》。此篇之首四十八字，苏轼以为《雒诰》之错简，朱子从之，蔡沈《书集传》亦然，清儒顾亭林亦深取此说。金履祥《尚书表注》则云：“此叙《雒诰》，亦未协，当是《梓材》之叙。”蔡沈又云：“《康诰》、《酒诰》、《梓材》篇次，当在《金縢》之前。”
4.《多方》。《多方》写作之时，当在《多士》前。《书序》疏引郑注云：“此伐淮夷与践庵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郑玄即以《古文尚书》篇次为疑。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云：
声谓，《多士》云“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即谓此时，又不文所云“诰尔四国多方，我惟大降尓命”是也，故引彼文之“来自奄”以当此经之来自奄，于以见《多方》之诰先于《多士》，因遂云然。则《多方》在《多士》前且不比也。云“不比”者，谓《多方》后阅数篇而及《多士》不相比接也。案，《成王政》、《将蒲姑》、《多方》、《周官》四篇之叙事相承次当在一年之内，郑丁《成王政叙注》云：“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编篇于此，未闻。”又《郑志》：“赵商问《成王》、《周官》是周公摄政三年事，此郑谊也。然则郑注《成王政叙》所云，是最括《成王政》、《将蒲姑》、《多方》、《周官》四篇言之也。”又郑注《康诰》云：“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然则《成王政》《将蒲姑》《多方》《周官》四篇当皆在《康诰》前，是不与《多士》联比也。”(《经解》卷三九七)(整理者按：以上原见第六篇第五章，现移至此)
此外《尚书》的篇第，据《尚书疏》曰：“《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非唐史所录，故谓之虞书也。案，郑序以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云‘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尚书正义》卷二)“三科”者，据古文家说，谓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者，今文家说谓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据《尚书大传》，《尧典》之前提曰“唐传”，以后题曰“虞传”“夏传”，先有《书》而后有“传”，则伏生所治《尚书》当以《尧典》为唐书，《皋陶谟》为虞书，《禹贡》以下为夏书，《汤誓》以下为商书，《牧誓》为周书(参见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一)
古文家与今文家所列之次第，实有不同，但我们据《墨子·明鬼》篇“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等语看来，古文亦不合于古本。
(四)《书序》、《古文尚书》经四十六卷
据桓谭《新论》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王鸣盛《尚书后案》论之云：“伏书二十九卷，增多十六卷，共四十五卷，加《序》为四十六卷。……四十五卷者除《序》言之。”《古文尚书》有《序》，今文《尚书》原本无《序》。伏生廿九篇不依百篇《书序》分篇，欧阳虽有《书序》，然如《泰誓》不分为三，《顾命》不分为二，仍不依百篇《书序》分篇，可见伏生不见《书序》，欧阳一派亦不信任《书序》。《书序》和《诗序》一样，是后出的，是《古文尚书》多出的。《书序》之作，也和《诗序》一样，杂取传记、附会书史、望文生义，决非古本。兹亦就拙编《尚书引论·关于书序的问题》摘录数说，以见其略：
今文《尚书》没有百篇《书序》，我们从《书序》残石已经获得证明。百篇《书序》是属于古文经的，是在刘、班以后才有的说法。孔子未曾删书，孔子未作《书序》，我们在《尚书之删述》这一篇已略引诸家来说明，《书序》当与古文经一般看待，不当信为自古所传，也不当信为秦汉间经师所作的。这问题在朱子早已说过：“《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是后汉末人。”又说：“《尚书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国作，怕只是撰《孔丛子》底人作；文字软善，西汉文字则粗大。”在蔡沈的《书集传》中也说：“汉刘歆曰：‘孔子修《易》序《书》。’班固曰：‘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于见存之篇，虽颇依文立义，而识见浅陋，无所发明；其间至有与经相戾者；于已亡之篇，则依阿简略，尤无所补。”在朱子、蔡沈后，谈到《书序》的人，大多数是信奉朱、蔡之说的。到了清代，魏源著《书古微》，更以为“古文《书序》，出于卫宏”。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则以《书序》是刘歆伪作。但是他还以百篇《书序》与《史记》相同的是《书序》抄《史记》，不是《史记》采《书序》。崔适著《史记探源》，更以为《史记》中的《书序》是刘歆之徒所窜入。康、崔的说法，虽然有的人相信，但也有人不以为然的。这需要我们从《史记》本文与《书序》本身来作一番检查，然后才能断定其孰是孰非。《史记》有与《书序》“自相乖异”的地方，据康氏所举，共有七证。他的前四证说：“《序》以为‘般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殷本纪》则以为‘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若谓《史记》所载本于《书序》，何与《书序》又自乖异?《史记》非采《书序》，证一。《序》以为‘秦穆公伐晋，襄公帅师败诸殽，还归，作《秦誓》’。《秦本纪》则以为缪公败于殽，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二。《序》以为‘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本纪》则以为‘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以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三。《序》以为‘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晋世家》则以为‘晋文公重耳献楚俘于王，王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缵、虎贲三百人……周作《晋文侯命》’。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四。”他又说：“《序》与《史记》异者，《盘庚》、《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文侯之命》、《秦誓》五篇……若《史记》采摭古书，力求征信，声音训诂之通借，先后详略之同异，则或有之；何嫌何疑，使之剌谬至此乎!《史记》之非采《书序》断矣。”我们从康氏这里所说的看来，《史记》有与《书序》不合之处，可见《史记》不是采的《书序》，是《书序》采的《史记》；我们还可以说，司马迁并没有见到《书序》。我们有以下几点理由可以说明：
1.《史记》在《孔子世家》和《儒林传》中固然没有提到孔子作百篇《书序》，而且并不知有百篇《尚书》之说。史迁在《儒林传》说伏生求《尚书》，是“亡数十篇，得二十九篇”，并不明言亡七十一篇。如若《尚书》真有百篇，则亡其七十一篇，《史记》是不难叙明的。
2.《尚书》在秦以前，没有固定的成书，不惟墨子所引《尚书》有在今古文《尚书》以外的，即如《仲虺之诰》在《荀子·尧问》中尚引作“其在《中归之言》也”，篇名并未固定，可见百篇《书序》不会是先秦经师所作，证据甚明。
3.《史记》说：“孝文帝时，欲求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又说：“伏生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这可见《书序》也决非如朱子及其他的人所说的，是“周秦间低手人作”。秦以前《尚书》没有固定的篇数；在伏生的同时，“治《尚书》者天下无有”。又何处觅此作百篇《书序》的人?这又可见《书序》决不是秦汉间人作。
4.孝文以后传《尚书》学的人多是伏生弟子，伏生弟子更不是造此百篇之《序》的人。百篇《序》中无《尚书大传》中所有的《大诰》、《多政》等篇，可作明证。今文《尚书》无序，从石经《书序》残石也可看出，可作旁证。这也可见百篇《书序》不是司马迁以前的秦汉之际解经的人所作。
5.从《史记》本身来看，盘庚五迁，在《盘庚》上篇及《序》中说得很好，《史记》不引用，而说是百姓思盘庚作，反与本文不合。《秦誓》在《书序》说得也好，而《史记》偏说又去伐晋，晋人皆城守不敢出，比较不合情理。《史记》如采于其他的书，则这合理的《序》，何为反转不采?这岂不是《史记》并不曾采《书序》的明证?这更可令我们想到史迁并未曾见过《书序》。
6.我们再从《书序》的体裁来看，《吕览》的“序意”、《淮南子》的“要略”，都不是这样的序，只有《史记·自序》是这样的。但《史记》并未提到百篇《书序》，然则不是《史记》模仿《书序》，而是作《书序》的模仿《史记》，这也令我们看出《书序》是晚于《史记》。
从这六点看来：(1)书序不是孔子作的。(2)不是先秦经师作的。(3)不是汉初经师作的。(4)不是伏生弟子作的。由这四点来说，司马迁作《史记》时并无《书序》可采。(5)《史记》与《书序》不相合，也并没有采用《书序》。(6)《书序》体裁要晚出于《史记》，司马迁能否得见《书序》，已成疑问。我们不能不说现在《史记》中的一些“作某篇”如“作《盘庚》三篇”，如“作《康王之诰》”，原非《史记》所应有，而是后人窜入《史记》，这是极可能的。(《史记》一书在史迁以后为后人窜改者甚多，说详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崔适的话，乍看虽令人难信，但是是有理由的。宋儒如朱子和蔡沈都已说到《书序》的“依文立义”，“识见浅陋”，“与经相戾”，“无所发明”，并举其中《尧典》、《舜典》、《汩作》、《大禹谟》、《顾命》等篇作为实例说明，说是“低手人作”。《书序》之不可信已了如指掌。至于现存的《书序》，恐怕更经过作伪《孔传》者的窜改。这不等于《尚书》，如若当作史料看待，那是需要审慎处理的。《书序》的可疑，已如上述，我想在本编中不必要再作一番“书序辨”条，如欲知其详，可参考《书序辨》一书。
我们看到各家之说，亦可以恍然，知《书序》之非古矣。
以上《书》今古文之异同，我们用戴震说以见古文《顾命》、《康王之诰》为二篇之不合于古本；据孙星衍、江声说，《舜典》、《汤征》，《古文尚书》亦并不得其实。引用马融、郑、王诸家说以见《泰誓》之伪、晚出于汉，实非古本；而古文本有之，足见古文非真古本。引用俞樾、江声、孙星衍诸家说以见《盘庚》《金縢》、《康诰》、《多方》古文次第之非古本真面目。更综合诸家说以明《书序》之不可信任。《古文尚书》在许多方面已显露其实为赝古。据《尚书》本经及其他古籍，更有显见其文句多寡，有不合古本之明证，其脱误处，其文字之不古，亦足以助证古文本实出于古文家之校改今文，这些亦留待第五篇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