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焚书坑儒之原因
在上篇中，我们已略述经学流传至荀子时代，对于各经精义，荀子已俱有阐发，与他同时的《吕览》的编纂者，也颇显著地倾向于儒家的色彩；经学在晚周，确是发生过极大的影响。不过晚周战国时代毕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侵伐兼并毕竟不大用得着儒术，而且由素来不重儒术的秦来统一天下，以至于统一八年之后就发生焚书坑儒事件，而使经学在发展的途径上有了中绝的现象，这一过程是颇耐人寻味的。
现在我们分析起来看，这大约有三个原因：
第一，历来政策之发展。
从秦国的历史上看，在其立国初期，在文化上是倾向于全面向周王朝学习，对《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并不排斥，这只要看在缪公时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秦，双方在宴会上相互赋诗，完成政治交易便可知。缪公自己也称是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秦本纪》)，可知在此之前秦国必是崇尚《诗》、《书》、《礼》、《乐》的。只是在缪公时由余自西戎至秦，并给缪公讲了“此乃中国所以乱”的道理，缪公任用由余以“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为政治原则实行变革以后，秦国才舍弃了“《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这是儒家经典在秦的第一次挫折。
到秦孝公时，用商鞅进行变法，提出“燔诗书”、“明法令”、“务耕战”，这是儒学经典在秦所遭遇的第二次大的挫折。商鞅主张“不法古，不修今”(《商君书·开塞》)；“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商君书·壹言》)；他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君书·靳令》)。对于《礼》、《乐》、《诗》、《书》等儒家经典，他是主张焚毁的。《商君书》在今日看未必全然可信，然而到战国末的韩非则说：“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韩非子·和氏》)这话是可信的。秦长期不重视儒术，并且本有过焚书之事，故“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篇)而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答以“……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可见自穆公以后至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数百年间，秦国一直“无儒”，甚至于连儒学的经典也不允许流传。秦国历代君王既然认为“儒无益于人之国”，那么到秦始皇时，因于传统，对于焚书的建议就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何况在统一以后，随着集权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加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成为皇帝制度的威胁，秦始皇自然很容易地援用秦国一贯的政策，这也就必然会发展到“焚书坑儒”的一步。
第二，是时势的驱使。
本来商鞅的“燔诗书”是“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商君书·壹言》)的，到统一前夕的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仍坚持认为儒学为“五蠹”之一，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并说：“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讘
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韩非子·奸劫弑臣》)“今学者皆道书筴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韩非子·六反》)所以他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韩非子·说疑》)他已经主张：“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还说：“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韩非子·显学》)韩非很明确地又提出，《诗》、《书》、儒、侠都不当要。他的主张使得“李斯自以为不如”，以及“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与李斯都极佩服他，自然与他的思想有相通之处。韩非曾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的主张完全是为专制集权制度服务的，是受了时势的趋势而产生，因此与他同时的人，特别是在集权专制制度已初步形成的秦国，掌握了最高权力的秦王，是很容易赞同和实施他的主张的。不过韩非曾说“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韩非子·显学》)，从这一点来说，秦始皇和李斯在统一后实行焚书坑儒，更多的是着眼于儒学及其伴生的私学对皇权的威胁，而与韩非的这一主张没什么关系。李斯在秦二世之时还说：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对于仁爱礼义、谏说论理，一概都要灭去，民只可使，不可使知，君主必须实行绝对专制。这样的理念，对于主张集权专制制度的秦国统治集团，自然会主张“焚书坑儒”以愚黔首。
第三，是当日的情形。
秦代所以“焚书坑儒”，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是受时势的驱使，但同时也实在是当时的儒生不识时务所致。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上看来，始皇自称“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任命了七十位博士，还给他们配备了至少两千名“诸生”为助手，均“尊赐之甚厚”，时常招宴宫中。这些博士与诸生，应该有不少就是儒生。本来秦始皇给他们的任务，是“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是甄别“天下书”中哪些对于秦王朝是有用的，哪些是“不中用者”，须“尽去之”，这已经有了焚书前奏的意味。然而这些儒生却不明白此中道理，依然固守原六国地区“私学”的传统和习惯，在咸阳宫宴会上博士淳于越就公然讲“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结果招来了丞相李斯的批驳：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可以看出，李斯焚书之议的提出，与儒生对秦国的历史和传统茫然无知，对法家的一贯主张也茫然无知，对秦代已发生集权专制的变革更是茫然无知有着直接的关系。
只看《史记·李斯列传》就明白：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史记·李斯列传》)
秦始皇被后世称为是“千古一帝”，本来是有雄才大略的。他在统一天下后，并非一定专逞淫威，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以暴力手段去触动儒生和私学，对儒家经典如同对其他书籍一样，也并没有去禁止。在统一天下的措施中，实在也做了一些“丰功伟绩”，即如“车同轨”、“书同文”，这些事迹亦并非不足称道，而这一般“书生”，“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自然引起始皇和李斯产生“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韩非子·奸劫弑臣》)的反感，而要“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结果，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咸阳宫宴会上，针对儒生淳于越的言论，“‘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终于演变成焚书之巨变。
至于坑儒，则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这一次焚书坑儒事件当然是经学史上不幸的事，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说：“细看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般主星气、求仙药的方士。(《史记·儒林列传》也说：‘秦之季世坑术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故我说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学中绝的真原因。”不过《诗》、《书》、六艺是否从此而亡缺则又是一问题，我们只看在汉代，经籍流传、师承授受的情形就可以更可以理解。这是一桩很重要的公案，我们要解决经今古文问题，首先对于此事要十分注意。现在就着重从一方面来看，这次事件的影响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