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时代
现存《诗》三百篇，依《毛诗传序》及《郑诗谱》是上起太甲(《商颂·那》篇)，下终陈灵(《陈风·株林》)，但是此说殊不可信。《汉志》上说孔子纯取周诗，三家诗是无以《商颂》为殷诗的。现存《商颂》五篇，魏源《诗古微·商颂·鲁韩发微》已提出了十三证来证明《毛诗》之误，《商颂》比《周颂》文词畅达流利，本是正考父美宋襄公，这在《后汉书·曹褒传》、扬雄《法言》、《史记·宋世家》俱有明说。古书中颇多以商代宋，“盖鲁定公名宋，故鲁人讳宋称商，夫子录诗，据鲁太师之本，犹《卫》之称《邶》、《鄘》，晋之称《唐》，皆仍其旧”。可知《商颂》实在是宋诗。他提出的佐证是：
《商颂》果作于商代，如笺说《那》之祀成汤者为太甲，《烈祖》之祀中宗者为仲丁，《玄鸟》之祀高宗者为祖庚，则皆以子祭父，如成王之于文、武何遽称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且一则曰“顾予蒸尝，汤孙之将”，再则曰“顾予蒸尝，汤孙之将”，岂非易世之后，人往风微，庶冀先祖之眷顾我佑我子孙乎?证五。
又说：
楚入春秋，历隐、桓、庄、闵止称荆，至僖二年始称楚，安得高宗即有伐楚之名?孔疏亦穷于词，故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绎为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审楚君何人?证八。
这都是很明显的《商颂》为宋诗之证。皮锡瑞在《经训书院自课文》卷一《商颂美宋襄公考证》更提出七条证据来作证明，他说：
《那》汤孙奏假，毛无传，笺云：“汤孙，太甲也。”“于赫汤孙”，传云：“盛矣!汤为人子孙也。”笺云：“汤孙，呼太甲也。”《烈祖》“汤孙之将”，笺云：“中宗之享此祭，由汤之功，故本言之。”《殷武》“汤孙之绪”，笺云：“是乃汤孙太甲之等功业。”锡瑞案：毛、郑解“汤孙”之义，似皆失之。祀汤而称汤为“汤孙”，殊属不辞。以为太甲，亦不应商人颂祖德，专归美于太甲。同一“汤孙”，而前后异训，义更不确，“汤孙”乃主祭之君，即当属宋襄公。古者立二王后，以其祖有功德。成王赐鲁以天子礼乐，亦以周公功德比于二王之后，故《鲁颂》称僖公曰“周公之孙”。《商颂》称襄公曰“汤孙”，意正相同。其证一。
“《万舞》有奕”，笺云：“其《干舞》又娴习。”锡瑞案：《春秋》宣八年“《万》入，去籥”，《公羊传》曰：“《万》者何?《干舞》也。”何氏解诘曰：“干，谓盾也。能为人捍难而不使害人，故圣王贵之，以为武乐；《万》者，其篇名。武王以万人服天下，民乐之，故名之云尔。”疏云：“《春秋说》文。”郑君以《万舞》为《干舞》。与《公羊》合。据何氏引纬说，则《万舞》之名始于周。若《商颂》作于商时，不得有《万舞》之文。其证二。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说商颂下》也说：
然则《商颂》果为商人之诗欤?曰：否。《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郑于景山均无说。《鲁颂》拟此章则云：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则古自以景山为山名，不当如《鄘风·定之方中》传“大山”之说也。按《左氏传》商汤有景亳之命，《水经注·济水》篇：“黄沟枝流北径己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此山离汤所都之北亳不远，商丘蒙亳以北，唯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而商自般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丘，距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内，别无名山，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乐(宋)《诗》，不为商《诗》之一证也。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墟卜辞所祭祀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名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诗》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如《那》之“猗那”，即《桧风·苌楚》之“阿傩”，《小雅·隰桑》之“阿难”，石鼓文之“亚箬”也。《长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之“昭假无嬴”，《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师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时靡有争”，与《江汉》句同；“约
错衡，八鸾锵锵”，与《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以后之《诗》，而《烝民》、《江汉》、《常武》序皆以为尹吉甫所作，扬雄谓正考父即尹吉甫，或非无据矣。
《商颂》之绝非殷商时代的诗，据其文词、史迹、地理、称谓等等看来，应该是无可怀疑的。王国维说《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这话实甚错误。《商颂》文笔非常之畅达，实在不像东周以前的作品。魏源据楚入《春秋》，隐、桓、庄、闵止称荆，至僖二年始称楚，《鲁颂·閟宫》有“荆舒是惩”，《商颂》有“奋伐荆楚”等句，认为这是召陵之师为“中夏攘楚第一举，故鲁僖、宋襄归侈厥绩，各作颂诗，荐之宗庙”。这种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
至于《周颂》的时代，在毛、郑虽以为“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欧阳修《诗本义》卷十四《时世论》已说：
《周颂·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民《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民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
郑樵《六经奥论》卷三《毛郑之失》还以《周颂》作于成王、康王之世，其识见还不如欧阳修所论。姚际恒《诗经通论》是以“《颂》有在武王时作者，有在昭王时作者”，而对于《昊天有成命》更说：
此诗“成王”自是为王之成王，《国语》叔向曰“道成王之德，及武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此一证也。贾谊《新书》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既，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莅民，故称‘昊天’焉。”此一证也。扬雄谓“康王之时，颂声作于下”，班固谓“成、康没而颂声寝”，此一证也。然则毛、郑辈必以“成王”作“成其王”解，固泥于凡《颂》皆为成王时周公作耳。
他在这里提出三证，更足以推翻毛、郑之说，而见得欧阳修所论是不错的。现在《周颂》中如：1.《清庙》有“秉文之德”；2.《维天之命》有“文王之德之纯”；3.《维清》有“维清辑熙，文王之典”；4.《天作》有“文王康之”；5.《我将》有“仪式刑文王之典”；6.《
》有“亦右文母”；7.《赉》有“文王既勤止”。在这七篇中，都有文王之谥，或据此为武王时或武王以后之作。8.《武》有“于皇武王”；9.《桓》有“桓桓武王”。此两篇有武王之谥，或据此为成王时作。10.《昊天有成命》有“成王不敢康”；11.《噫嘻》有“噫嘻成王”。此两篇有成王之谥，或据此为成王时作。12.《执竞》有“不显成康”，一篇为康王之谥，或据此为康王时作。但我的拙见则以为有文王之谥不必一定是武王时作，也可以是武王以后所作；有康王之谥不必一定是昭王时作，也可以是昭王以后所作。诗篇的时代，仅据谥号为证，殊不足凭。现在《周颂》中，如《清庙》的“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维天之命》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等诗，文句在现在看来虽觉难懂，但比之《周诰》的佶屈聱牙还不及的。我以为现在的《周颂》恐怕全是成、康以后的作品。如认为成、康时诗，还觉得稍早了。否则只有说当时的白话文(《周诰》)比当时的白话诗还难懂，这个恐怕不然吧?但在金文中如《虢季子白盘铭文》说：
不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维四方，博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乡。王曰白父，孔显有光。王赐乘马，足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词句比较畅达。这是宣王时的作品(据《两周金文辞大系》)，则《周颂》无论如何应在其前的。我们如严格地说，《周颂》应是成、康至宣、厉之间的作品，这样来说，实比“大约总在武王至昭王的百余年中”较稳妥些。
《鲁颂》的时代，据《閟宫》末章“奚斯所作”，韩诗《薛君章句》说：“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毛诗》在《
》序上却说：“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用足，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如依《毛诗》的说法，史克卒于襄公六年，则《鲁颂》当作于鲁襄之时，上距奚斯约八十年，下距孔丘之生约二十年，但《毛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段玉裁在《“奚斯所作”解》上说：
此章自“徂来之松”至“新庙奕奕”七句，言鲁修造之事。下“奚斯所作”三句，自陈奚斯作此《閟宫》一篇，其辞甚长且大，万民皆谓之顺也。作诗之举其名者，《小雅·节南山》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并此篇为五云。“奚斯所作”，即吉父、家父作诵之辞也；曰“孔曼且硕，万民是若”，即其诗孔硕，以畜万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属，“所作”犹“作诵”、“作诗”之云，以作为韵，故不曰作诵作诗耳。(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一)
段氏的这种解释是不错的。现在的《鲁颂》，就其文词言，没有晚于《商颂》的现象，《后汉书·曹褒传》说：“奚斯颂鲁，考父咏殷。”扬雄《法言》说：“正考父尝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父矣。”旧说亦多以为奚斯所作，《鲁颂》、《商颂》，其时代实相去不远。二《雅》的作品，应是在西周宣、厉之间至东周初叶的。其有无宣、厉以前的作品，现在难以确实证明，兹就今所能知者略分说于下：
1.现在可知为平王时之《诗》者六首：a.《节南山》，诗中说到“国既卒斩”，足知其在东迁以后；而且又有“家父作诵”，《春秋·桓公八年》有“天王使家父来聘”，其人当桓王时……而此诗云“乱靡有定”，似平王时情形。则此诗为平王时作。b.《正月》，诗中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可知其与《节南山》同时。c.《雨无正》，篇中有“宗周既灭，靡所止戾”，也当是平王时所作。d.《都人士》，篇中有“彼都人士”，“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曰彼都、曰归周，明是东都人指西都而言矣。”此诗似当为平王时所作。e.《瞻卬》，诗中有“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及“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俱可知与《正月》同时。f.《小弁》“踧踧周道，鞠为茂草”，则似当为平王时所作。
2.现在可知为幽王时之诗者二首：a.《十月之交》，篇中的“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固可作证，而云“艳妻煽方处”，系指褒姒而言，尤足为明证。b.《鼓钟》，篇中有“淮水汤汤”，“淮有三洲”。据《左传·昭公四年》，谓幽王为大室之盟，旧说谓此刺幽王似可信。
3.现在可知为宣王时之诗者十五首：a.《采薇》，篇中的“靡室靡家，猃狁之故”，是说宣王时伐猃狁。b.《出车》，篇中有“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南仲是宣王时的重臣，篇中的“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与《六月》的“侵镐及方”相应，故知此二篇为宣王时所作。c.《六月》，篇中的“吉甫燕喜”、“张仲孝友”，都是证其为宣王时所作。d.《采芑》，篇中叙“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征伐猃狁，蛮荆来威”。《后汉书·南蛮传》说：“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三家诗也是如此说的(详见《易林》等书)。故此诗当在宣王时所作。e.《祈父》，篇中说“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据《国语·周语》，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则此诗亦当为宣王时所作。f.《车攻》，篇中有“驾言徂东”，“东有甫草”，《郑笺》释“甫草”为“甫田之草”，以甫田为地名，在今河南开封中牟县西北，虽与《韩诗》释为“圃草”、“博大之茂草”有不同，但在“东”则无疑问。g.《吉日》，篇中有“漆沮之从，天子之所”。此二篇均可见作成于东迁之前，而叙周王田猎及整饬武备，非幽、厉时情形，当是宣王时诗。h.《黍苗》，篇中有“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召伯实是召穆公虎，召公奭之后，历厉、宣、幽三朝，然据《崧高》及《世本》，其营建申都谢城乃宣王时事，故此诗当作于宣王时。i.《常棣》，该诗作者旧有两说，《国语》记为成王时周公所作，《左传》以为召穆公所作，崔述谓后说较胜。今定为宣王时所作。j.《抑》，据马其昶说：“《国语·楚语》谓卫武公年数九十五，犹箴于国……于是作《懿》戒以自儆。”“懿”即是“抑”，当是宣王时作，或系幽王时作。k.《崧高》，篇中有“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有“吉甫作诵……以赠申伯”等句，故知为宣王时作品。l.《烝民》，篇中有“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知与《崧高》同时。m.《韩弈》，篇中有“韩侯取妻，汾王之甥”。(《郑笺》：“汾王，厉王也。厉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韩侯系宣王时人，此诗当在宣王时作。n.《江汉》，篇中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所叙为伐淮夷之事。诗当作于宣王之时。o.《常武》，篇中有“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据《国语·楚语》，谓程伯休父当宣王时。则此诗亦当作于宣王时。
4.现在可以知为厉王时之诗者二首：a.《巷伯》篇中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汉书·古今人表》列寺人孟子于厉王时，则此诗当为厉王时所作。b.《桑柔》，据《史记·周本纪》“芮良夫谏厉王……厉王不听”。《潜夫论·遏利》篇：“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或可证其为厉王时所作。但篇中有“天降丧乱，灭我立王”。朱子以为其言“灭我立王”，则疑其在共和之后也。《韩诗外传》列以证吴之亡，则此诗似以在共和后作为是。
5.现在可知为成康之世之诗者四首：a.《文王》，《吕氏春秋》以为周公所作。b.《大明》，篇中有“长子维行，笃生武王”，当作于成王时。c.《下武》，篇中有“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当作于康王时。d.《文王有声》，篇中有“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亦当在成王时。但这四篇专以谥号断定时代，确否尚不可知，因为后来也可以称文、武、成之谥号的。
这九项所列共二十九首，是时代略可考的，此外如：a.《四月》之“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据《江汉》看来，当是宣王或幽王时之诗。b.《召旻》的“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据诗句来看，当是幽王或平王时之诗。c.《大东》之言“西人之子，灿灿衣服”。d.《瞻彼洛矣》之咏及洛水。e.《鱼藻》之言“王在在镐”。这五首之时代也略可见。其他则虽难以确定，然大体可认为由西周宣、厉至东周初叶的。在金文中，如伯犀休父彝、录伯
敦、录伯
卣、白犀父卣、仲称父鼎、师雍父鼎、伯雍父敦、师艅敦、曾伯
簋、
卣、受尊等，都记载了伐淮夷之役；兮白吉父盘、邬惠鼎、虢季子白盘、不期敦盖等，多记伐猃狁之役。从金文中可以旁证诗的时代与其词句，如上所引虢季子白盘记伐猃狁之词，一方面可见《周颂》之时代较早，另一方面可见《采薇》、《出车》、《六月》、《采芑》、《江汉》、《常武》诸篇之时代，如以《采薇》、《出车》在厉王时，或以《常武》之在宣王时，更可以由金文正其谬误的。
国风的时代，依《毛诗》的次序是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这次序如以时代而论，是极错误的。《左传》记季札观乐，其次序为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也不甚相合，现在如以每国风中最早的诗来决定其先后，则：
1.最早为《豳风》。据《史记·周本纪》说：“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左传》记“季札见歌豳曰：‘美哉，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豳地在今陕西，据此看来，已足见其非东周时作。现在《豳风》中可考者唯《破斧》，篇中有“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其诗自在成王以后。然以《豳风》全体词语、技法而论，则比《周颂》进步，也决不会早于《周颂》的。《七月》一篇，叙述农事，亦近于《雅》、《颂》，其时代亦当较早。
2.其次为《桧风》。据《史记》说，桧亡于西周的末年，而其《匪风》一诗，有“顾瞻周道，中心吊兮”、“谁将西归，怀之好音”。也好像是在西周末的情形。
3.其次为《秦风》。魏源《诗古微》云：“《小戎》自是秦仲子、庄公以兵七千破西戎，故有兵车甲胄‘在其板屋’之语，且复其先世大辂、犬丘地并有之，居其西故犬丘。故有‘温其在邑’之语。”秦仲在宣王时，诗作于庄公破西戎之后，则实在西周末。但《黄鸟》诗有“谁从穆公，子车、奄息”，则《秦风》又有春秋文公时的。
4.其次为《王风》。《王风·扬之水》有“戍申”、“戍甫”、“戍许”等词句；《兔爰》一诗，《毛序》且以为当桓王时。据诗看来，大约无西周末诗，而纯为东周时诗。
5.其次为《唐风》。《唐风·扬之水》有“从子于沃”、“从子于鹄”等诗句，这是昭公分国以封沃，沃强盛；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时当东周初年。
6.其次为《卫风》。《卫风·硕人》咏庄姜有“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等句，诗当作于东周初年。但《击鼓》诗有“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据姚际恒谓“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则此诗正当鲁宣公十二年时。“三家诗”以《燕燕》为卫定姜归其妇所作(《列女传》、《礼记·坊记》郑注)，则未可信。
7.其次为《齐风》。《南山》、《敝笱》、《载驱》、《猗嗟》叙鲁文姜、哀姜及鲁庄之事，其时代正当鲁桓、庄之世，在春秋的初年。
8.其次为《魏风》。魏风七篇，咏魏亡以前之诗。魏亡在晋献公十六年，则亦当春秋鲁庄公先后，而为春秋初年之作。
9.其次为《郑风》。《郑风》中可考者《清人》一篇。《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诗云“河上乎逍遥”，“河上乎翱翔”，实合于《春秋》“郑实其师”的记载，则此诗当作于春秋初年。《毛诗》谓《郑风》中多利郑庄、郑忽，殊不足信。
10.其次为《曹风》。方玉润谓《候人》中“三百赤芾”，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谓“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及《史记·晋世家》所谓“美女乘轩者三百人”。鲁僖之世，亦当为春秋之初。
11.其次为《陈风》。《株林》篇中“胡为乎株林，从夏南”，这是咏陈灵公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左传·宣公九年》)之事。其诗正当春秋中叶。《毛诗》以为“《诗》讫於陈灵”，其实则《卫风·击鼓》相较更晚；当然还有一些较晚的，不过我们现在不可确定而已。
至于二《南》的时代，旧说误认为在西周，其实二《南》中无一篇可证明为西周，而倒有几篇可证为东周诗的。例如：(1)《汝坟》：“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正是西周末的情景。旧说以为时盖文王以修职贡之故，往来于商，汝坟之人得见而喜之(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商人苦纣之虐，归心文王，作是诗(申培《诗说》)，以“王室如燬”指纣而言。崔述《读风偶识》说：“桀纣之暴，原不行于畿外，诗人何必代为之忧?而汝之距丰千有余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窃意此乃东迁后诗，‘王室如燬’，即指骊山乱亡之事。”这种说法实较合理。《毛诗》的“文王之化自北而南”的说法既不可信，也决无在纣时即有汝坟之人归向文王的；而且《周颂》是较早的诗篇，其技法远不如二《南》。《周颂》中尚无文王时诗，此“王室如燬”绝非指纣而言。此诗当为东迁以后之诗。(2)《甘棠》：《甘棠》的“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说”，牟庭的《诗切·序》说“思召穆公也”，这话是不错的。旧说以召伯为召公奭(《郑笺》)，但据《小雅·黍苗》“悠悠南行，召伯劳之”；《大雅·崧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召伯指召穆公虎而言。《大雅·江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大雅·召旻》“先王受命，如有召公，日辟国百里”，此召公始指召公奭而言，则此诗之召伯自是指召穆公虎的。召伯卒于何时，不可考之；假定与宣王崩时相近，则此诗之作当在其崩后，如若距离有十余年而幽王在位只十一年，则正是东周的开始。此诗时近以将它断在东周为合理的。(3)《何彼襛矣》：诗中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据龚橙《诗本谊》，则此诗是“美王姬之女也”。齐侯之女，平王之外孙女，嫁于诸侯，以其母始嫁之车送之，则此诗之作当在东周庄王四年(前693)之后。《春秋穀梁传·庄公元年》记载“王姬归于齐”，则王姬之女出嫁，又尚得十余年，此诗作于春秋时自不待言。《毛诗》释“平”为“正”，以为武王女、文王孙，则郑樵早已驳过了。章潢说：“若必指为文王时，非特不当作正义，而太公尚未封齐，则齐将谁指乎?”毛说显然是错误的。二《南》诗中如《汉广》、《江有汜》等篇所说地域涉及江汉，必是周的文化渐及于南方，而南方也有了中原民族式诗歌，这也是较晚的现象，故二《南》诗自当大部认为东周以后的作品，即令有一些是西周的，也当在西周末年宣幽之际，因为二《南》中的作品比较进步，也不像太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