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武之制作

(一)文王之贡献

我们由甲骨文看来，在殷代已有占卜，有文学，有礼节，有大段记事之文字，可说《诗》、《书》、《礼》在殷代已肇其端。由商、周金文中更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明显地受了西周初年思想之影响。历来儒者，自称为承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尧、舜、禹、汤，事不足凭，自文、武而来者，则为事实，我们研究中国经学的起源，在殷代时，既有萌芽，而在西周初年，有可指名之文王、武王、周公为《诗》、《书》、《礼》、《乐》著作物，这在甲骨文中所见与史文中所记载的是多少有相合之点的。《尚书·无逸》篇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君奭》篇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适。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可见文王对于德以修身，德以齐家，德以治国，已有显著之表现。不过文王是否真有著述则在现在无由考定。《易·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史记·周本纪》说：“西伯之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太史公自序》也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汉志》更有文王作《易·六爻》上下篇之说。这些说法，东汉郑众、马融已颇怀疑，而孔颖达《周易正义》亦不之信，但是还以《彖辞》为文王作。至清儒崔述著《丰镐考信录》始更考定《彖辞》非文王作。崔氏不惟以文王不必演《易》，即拘羑里之事亦不可尽信。其《丰镐考信录》卷二云：

《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纣；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由是后之儒者皆谓文王亲立于纣之朝，北面为臣。余独以为不然。君臣之义，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纣之朝矣，诸侯叛纣而归文王，文王当拒其归而讨其叛，安得俨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悬于纣手，纣亲见其三分有二，其势将移商祚，而漠然不复问，此在庸弱之主犹或不能，况纣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文王果受纣命而为西伯，伐密伐崇，灭之可也，人臣之义不得自私其地，皆当归诸天子，安得据之而迁都焉!晋四卿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当是时，晋之公室已卑，出公犹欲讨之；纣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听其坐大而不问者乎!《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纣脯醢其大臣，文王身为殷相，则当谏；若知纣不可谏，则当去；不言不去而窃叹之，可乎!楚欲戮叔孙豹，乐王鲋求货于叔孙而为之请，弗与。晋之执叔孙昭子也，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见而不使出。叔孙父子，贤大夫耳，犹不欲以货免，岂文王而反以货免，且以货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诗》、《书》言之详矣，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见焉；纣果文王之君，不应《诗》、《书》反无一言及之。况羑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赐乃周王业之所自始，较之虞、芮之质，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当郑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与纣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无所容于讳，岂非文王原未尝立于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见于《春秋传》。《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在《襄公三十一年》)固已失于诞矣；然初未言文王立于纣之朝也。其后《战国策》衍之，始以文王为纣三公而有窃叹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马之献也。《尚书大传》再衍之，始谓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马怪兽美女大贝以赂纣而后得归；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赐也。逮至《史记》，遂合《国策》、《大传》之文而兼载之，复益之以‘为西伯，专征伐’之语。岂非去圣益远则其诬亦益多，其说愈传则其真亦愈失乎!学者奈何不取信于《诗》、《书》、《孟子》而独世俗传闻之是信哉!且《春秋传》以为囚之七年，《战国策》以为拘之百日，其久暂固已悬殊矣。《尚书大传》以为在西伯令戈耆之后，《史记》以为在虞、芮质成之前，其先后亦复抵牾矣。《春秋传》以为诸侯从之而纣归之，《尚书大传》以为散宜生赂之而纣释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说矣。学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异者，《殷本纪》以为窃叹九侯而被囚，《周本纪》则以为积善累德而见谮；《殷本纪》以为献洛西而后赐斧钺，《周本纪》则以为赐斧钺而后献洛西；此一人之书也，而先后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为实耶!曰：纣，天子也，文王，其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悬于其手乎?曰：此后世郡县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则诸侯皆归之，无则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然则武丁以前，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然则成汤以后中衰之世固多有不来享来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间，去商尤远，是以大王侵于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闻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闻有责之者也；去而迁于歧山，亦不闻有安集之者也。盖当是时，商之号令已不行于河、关以西；周自立国于岐，与商固无涉也。自凭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诸侯或服属之耳。是以文王灭密则取之，灭崇则取之，商不问，文王亦不让也；三分有二之国相率归周，商不以为罪，文王亦不以为嫌也。何者?诸侯久已非商之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于商何与焉!由是言之，文王盖未尝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羑里而锡之斧钺也哉!曰：然则《论语》之‘以服事殷’，《传》之‘帅叛国以事纣’，其皆不足信与?曰：孟子曰：‘汤事葛，大王事獯鬻。’汤与大王岂尝臣于葛、獯鬻者哉!所谓‘服事殷’者，不过玉帛皮马卑词厚币以奉之耳，非必委质而立于其朝也。《春秋传》韩厥之言，以喻晋、楚也；晋、楚，敌国也，而以为喻，则亦非谓文王为纣臣也。其后晋司马侯之谏平公，亦以文王喻晋而纣喻楚。假令文王果尝委质于纣，则二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盖自灭崇以后，周日以大，而亦渐近于商，不能不为纣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让，不肯与抗；其实纣无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载羑里之事，及赐斧钺征伐等语。”“曰：文王未尝囚于羑里，则《易》何为演也?曰：此亦《史记》言耳。《易传》但言其作于文王时，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忧患，不言忧患为何事也。《史记》因《传》此文，遂以文王拘羑里之事当之，非果有所据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以后，非厄陈、蔡之时。《吕览》之成，悬诸国门，是时不韦方为秦相，亦未迁蜀。《屈原传》，作《离骚》在怀王之世，至顷襄王乃迁之江南，非放逐而赋《离骚》也。《韩非传》，作《孤愤》、《说难》皆在居韩时，秦王见其书而好之，韩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说难》、《孤愤》也。此三传及《孔子世家》皆迁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乌在其可信乎!至《国语》与《左传》事多抵捂，文亦不类，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说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误耳。《孙武传》既以十三篇为武书矣，而于膑又云‘世传其兵法’，然《赞》但称‘孙武、吴起兵法’，又似膑无书者。七事之中，其谬之显然易见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况已举三隅而犹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断不在羑里时矣。”

文王无囚羑里之事，则文王之未尝重《易》，固极显明。不过崔氏这种意见在信任经传毫无疑义的人看来，自仍以为《易》为文王所作。例如章炳麟在《驳皮锡瑞三书》中说：

《大传》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若文王不系辞，则《大传》为妄说。若曰卦名为辞，名卦者其功微，成书者其功巨，顾不曰《易》兴定、哀，当素王与七十二君之事，独绸缪于姬氏旧王，而没本师之绩，是举其微而遗其巨，详其远而略其近，此其谬七也。若以箕子岐山之属，非文王所宜言者，郑众、马融尝以爻辞出周公矣。要之，文王亲见箕子，何不可录其人?山川群神，帝王所常祀，宁知前王无享岐山者?必谓文王自拟乎?且《易》当殷末，故事状不及周世。徒有高宗、帝乙、箕子而已。若作自孔子者，当有成、康之事，五伯之迹。今近不举周世，远不举虞、夏，独以殷事为言，违其情势，其谬八也。(《太炎文录》)

他仍肯定《易》之卦爻辞为文王作，并以郑众、马融以《爻辞》止于周公为非，与崔氏之见正相反。这两相反的论证，我们据周代彝器看来，如郭沫若在《金文丛考》中云：“《易》之八卦，所托甚古，然可异者，彝器迄未有见；宋人书中有所谓卦象卣者凡二具，乃其一字之名与卦象相似，其一作(博古九卷十六页，啸堂上卅二页，薛氏三卷二页)，又其一作(《续考古图》五)，案此仅与卦象相似而已，绝非卦象也。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上卷十七以第二器之鉴作者为渊卣，盖与渊字形近而云然，然亦必非渊字。古器铭中凡作一二字之图形文字，殆即作器者之族徽或花押，其字不可识也。卦象宜于作花纹图案，然于彝器之花纹中，绝未有见，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为金文所绝无。金文无与天对立之地字、天地对立之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之观念，亦当后起矣。”(《八卦五行》)《易卦》、《爻辞》如果为文王所作，则当影响及于器铭，今金文中绝无迹象可言，而就《易·卦爻》中所用“大人”、“幽人”、“金夫”等词看来(说已详前第一篇中)亦不似周初所能有，则似文王实无作《易》之事，崔述之说，比较允确。文王既未尝作《易卦》、《爻辞》，旧说以为文王有重卦之事，此亦自未足信。章炳麟说：“重卦之象，人人能为之，何必文王?若专定其名者，羑里之囚七年，所定无过六十四名，何其短拙?”(同前书，页十)文王重卦之说，在极端崇古之章炳麟且以为疑，则可见此说之真不可信。

(二)武王之著作

据《尚书·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左传·昭公四年》“周武有孟津之誓”，《史记·周本纪》“武王乃作《泰誓》”，“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作《武成》”。《尚书大传》：“武王……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书序》：“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左传·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辑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式定。”其六曰：“绥养邦，屡丰年。”武王之著述，据群籍中所载，可考者约如此。但是据《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吕氏春秋》说：“武王伐殷，荐俘馘于大宝，乃命周公作为《大武》。”可见史籍所载武王所作之书篇、诗篇亦尽有不可信之处。崔氏《丰镐考信录》云：“吾读《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斩纣头悬诸太白，必不封武庚于商也。吾读《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于商，必不忍斩纣头而悬诸太白也。何者?《牧誓》数纣之罪，不过曰‘惟妇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虽纣主之而实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后必将此暴虐奸宄者尽诛之以快人心；至于纣，即使不死，亦不过废而迁之，使不得一有所为，不得复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践之居吴王于甬东者而已，非惟不肯灭其社稷，亦必不肯残其身，况于已死而尚毁其尸乎!而《泰誓》数纣之罪，则曰‘淫酗肆虐’，曰‘罪浮于桀’，曰‘残害万姓’，曰‘毒痡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曰‘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甚至斥为‘独夫’名为‘世雠’，念除恶之务本，必殄歼之乃止。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后必生执纣而甘心焉，然后始泄其忿；至于武庚，不杀亦已幸矣，亦必窜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与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与悬纣头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悬纣头于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于商，肯封武庚于商者必不忍悬纣头于太白也。然则此二篇必有一真一伪，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显然而可见也。”

“楚子所引《武》乐三章中，有‘于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语，则断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郑、孔及《朱传》皆以为武王崩后，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则‘载戢干戈’之颂亦未必即武王所作，《传》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汤之《盘铭》，文王之《南龠》，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乐以象德，季札所赞者其乐也，即其人也，故并附于其人之篇后。遂皆以为其人所自作，则误矣。”《泰誓》、《牧誓》、《武成》等真古文，及《大武》乐章，实不必皆武王自作，或系史臣记载，或属后世赞颂，我们由其记载、赞颂分别看来，可以借知关于武王之一些言语行事，亦无勉强定某之篇为武王所自作之必要。据《论语·子张》篇：“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孟子·公孙丑》篇说：“文王之法，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在《离娄下》篇又说：“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论语》、《孟子》之中，多以文、武并称，文王、武王对于经学，实并有相当之贡献则可信也。崔氏云：“《论语》之记此两节，何也?所以纪武王之新政也。圣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权量法度，古圣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风俗者也。权量不谨，则巧伪日滋，奸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审，则奸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无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圣帝名臣皆有大功于世，其子孙皆当世守其祀而不改。当商之季，贤圣之君不作，诸侯惟以力争，强吞弱，众暴寡，圣帝名臣之裔殄灭者盖亦不少矣。至于任官用人，尤经世之大政：官废则民事无由理；不得其人则虽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观于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东海，天下之大老且犹如是，则贤才之伏处于草茅者固不可以枚举，但无由尽归于周耳。贤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则圣帝名臣之祀遂听其灭绝乎?奸民乱俗，奸吏害民，遂听其纵恣乎?职废而不举，贤才隐居而不任职，遂听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圣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圣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兴灭继绝即《史记》所称封蓟、祝、陈、杞之事。举逸民即上文‘周亲不如仁人’，《周颂》‘求懿德，肆时夏’之意，即成汤所云‘帝臣不蔽’也。后世学者习见汉、晋以后之事，遂以为三代亦复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圣人，甚至有以汤、武之征诛为得罪于名教者；而岂知圣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

说经学者，多以经学为周公或孔子所作，不知在周、孔以前之文、武实并有相当之贡献，文王虽未必作《易》，然后世已极称之，武王之制作《诰誓》、乐章，虽亦不可尽信，然其影响于周公者，自不待烦言而明。说经学者，言周、孔而遗文、武，那都未免数典忘祖。我们须知周公至多“集禹、汤、文、武之大成”，不能以经学开辟之功一概诿之周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