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之编订

第三节　三传之编订

《春秋》这一部书，而有了《公羊》、《穀梁》、《左氏》三传来解释，这本是后起的现象。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虽将孔子修《春秋》烘托得如何地神秘，但未叙及三传的编纂。在《汉书·艺文志》中才说到什么“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其实原来只有《公羊传》算是《春秋》的真传，这就西汉多以《春秋》之名来称《公羊传》可以看出来(参看崔适《春秋复始》)。《左传》原不是解释《春秋》的传，《穀梁》也不是《春秋》的真传。三传的问题在历代的学者都是众说纷纭的。三传都列在经之中，我们对于其著述年代，也当加以分别的讨论。

(一)《公羊传》编定之年代

《公羊传》的作者，在从先或疑为并无其人，或疑为即卜商。罗璧在《识遗》中说：“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郑清之也说：“稗官有纪《公羊》、《穀梁》并出一人之手，其始则姜，盖四字反切即姜字也。”(《经义考》引)这种说法到了清末便另生一新解。廖平《知圣篇》说：“左丘明即子夏，‘明’与‘商’、‘羊’、‘梁’同音，‘左丘’即‘启予’，所谓‘左丘明’即‘启予商’。左丘丧明，即子夏丧明事。三传始师，皆为子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也说：“公羊、穀梁音相近，盖卜商之音讹。二书有口说，无竹帛，故传误。”更以公羊即卜商。不过这些推测都是不正确的。在《礼记·杂记下》篇上说，“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可见古来自有此姓，《公羊传》的作者自有其人。过去这些揣测都不可信，《公羊传》的作者，决不是子夏。《公羊传》是在汉初始著竹帛。据何休(《春秋》)《隐公二年传》注说：“至汉，公羊氏及其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著于竹帛。”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引戴宏《序》)则云：

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故《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

这里许多神秘的传说，多不可信，即戴宏所云之公羊传授的系统，也不可信。大抵戴《序》所云：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或系真情。不过著于竹帛虽在汉景帝时，然而不可以此遂决定其著作年代亦在景帝时。关于这个问题，讲《公羊传》的，多承袭旧说，不甚措意。清末的经学家，虽有不信戴宏之说者，然大抵以为传于子夏，其实这一说也不足凭信。章炳麟在《春秋左传读叙录》说：

又案，如子骏说，《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不云《公羊》出于子夏。《史记》、《别录》、《七略》、《汉书》之属，皆无其文。《孝经》说云，《春秋》属商，亦末见其授《公羊》也。又《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亦不云出自子夏。纬书既非确据，其余亦无文可知。徐彦引戴宏《序》云：……则子夏传公羊高之说，实自宏始。宏生桓、灵之季，远在刘子骏后，欲雪传闻之耻，则托名于子夏，作伪可知。又《公羊》所引，有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高子、鲁子。何氏《解诂》：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其不冠子者，他师也。是公羊本师，凡有四人，而独不及子夏，既证弟子异言之说，亦明子夏传承之妄。

他这一段破《公羊》传于子夏之说，颇为明晰，我们可知纬说固不足信，戴宏说亦不足信的。《公羊传》中载有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诸师之说，可见传者本非一人。而用子冠氏上，这样的称呼在《孟子》、《庄子》中并未见，至《荀子》时，才有这样的称呼法，《公羊传》的著作年代，据这一点看来，应当略与《荀子》同时，而约出在秦以前。据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上说：

《公羊》之文，有曰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秦博士稍引其文。有曰拨乱世，反诸正。汉群臣为高帝议谥，亦用其文。疑高盖尝入秦，或在博士之列。何以明之?《公羊》以伯于阳为公子阳生，伯旧或书作白，公旧或书作伀。小篆白字从入从二，隶变作，则字近公：若古文白字作，与纯为小篆，不从隶变者，形皆不得近公。隶书子字、于字形近，小篆作、作，亦有无以讹变，明作此传者，但睹隶书，不及知古文大小篆也。又《公羊》宣十五年传曰：“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解诂》曰：“上谓宣公。”案，六国时尚无直称人君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后，《公羊》遂用之称宣公。然则《穀梁》在六国，《公羊》起于秦末，为得其情。

他这里用古文与来证明“公”与“白”在古文形不相近，不至有了讹误，但是所谓古文，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桐乡徐氏印谱序》说：“《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可见古文并不是殷、周的真正古文，不应当拿来写经文的。王国维是主张战国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所以以为当时齐、鲁间书。但这种见解，是不能成立的。钱玄同在《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中曾对王说加以驳斥(见《古史辨》第一册)。郭沫若《金文丛考·羌钟铭考释》也说：“曩者王国维倡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自以为不可易，学者多已疑之。今此器乃战国时韩器，下距嬴秦兼并天下仅百六十年，而其字体上与秦石鼓、秦公敦，中与同时代之商鞅量、商鞅戟，下与秦刻石、秦权量相较，并无何等诡异之处，仅此已足易王之臆说而有余矣。”(《古史辨》第四册)可见战国时六国古文无非是大篆字体的变种，“并无何等诡异之处”，也不是殷、周的真正古文。章炳麟以为《春秋》原本是用古文，他的大前提已大错而特错了!至于小篆“”字、“”字形本相近，如说不相近，是篆书、隶书不相近，隶书是秦人的发明，《春秋》自不可能用隶书。章炳麟将“形近”误为“形同”，所以发出如此谬论。这一点不成为问题。至于“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上指人君而言，这在《孟子》中如：“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上无礼，下无学”(《离娄上》)，即以上之名斥人君，《公羊》的用法与《孟子》正同，而非如章炳麟所说的始于秦并天下以后。这一点也不成问题。《公羊传》文，既经为秦博士所引用，然《公羊传》之写成，必在秦并天下以前，这却毫无疑问。不过在《荀子》书中，我们还不见有引用《公羊传》的词句，《荀子·大略》篇说：“《春秋》贤缪公，以为能变也。”这虽是《公羊》之义的，但《大略》篇是荀卿弟子集录之辞，不足以为明证，故我们不可附会地说荀子曾见《公羊》，或《荀子》与《公羊》大义相通。《公羊传》用子冠氏上，是晚于《庄子》、《孟子》之明证，则我们说，《公羊传》出于秦以前，其著作时略与《荀子》同，这大概是很正确的。

(二)《穀梁传》编定之年代

《穀梁传》在旧日也以为传于子夏而且与《公羊》同列入今文经的。据《御览》六一卷引桓谭《新论》说：“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人穀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应劭《风俗通》说“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礼记·王制疏》引郑玄《释废疾》说：“穀梁近孔子，公羊正当六国之亡。”《释文·序录》则云：“公羊高受之于子夏，穀梁赤乃后代传闻。”穀梁名“赤”，在《论衡·案书》作“寘”，阮孝绪《七录》作“俶”，穀梁杨疏作“叔”，颜师古《汉书注》作“喜”，钱大昭《汉书辨疑》据闽本喜字作“嘉”。在唐宋以前，关于穀梁的传说已是异说纷纭。颜师古《汉书注》云：“穀梁受经于子夏，传荀卿。”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云：“穀梁子名淑，字符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授荀卿，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瑕丘江翁。”穀梁为子夏弟子，自唐以后，其说始渐定。但是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二《三传论》已云：

《穀梁》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之违畔而正之。

《穀梁》之有问题，在宋人已提出。关于《穀梁》著竹帛之年代，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其传则士勋《疏》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穀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案此注在隐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条下)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师子夏，不应又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穀梁子曰：“传既穀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穀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著于竹帛，则不可考耳。

《提要》此言，考定《穀梁》著竹帛之晚，其意见是比较进步的。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条理》中说：“按《儒林传》，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又曰：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又《后汉书·儒林儒》，瑕丘江公传《穀梁春秋》，似《穀梁传》著于竹帛者，瑕丘江公也。”(《廿五史补编本》)姚氏此说，其目的则考著竹帛者究为何人，他不知《穀梁》实出于汉宣帝以后，他以为著于竹帛者为瑕丘江公，则颇难信。穀梁非子夏之门人，《穀梁》晚于《公羊》，我们从《公羊》与《穀梁》的比较可以很显明看出来。在拙著《穀梁真伪考》第五《穀梁之晚于公羊》，有论此事者数条，兹节引之如次：

【经】夏，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庄公二年)

【传】国而曰伐，于余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讥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经】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文公十二年)

【传】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

证曰：陈兰甫《读书记》曰：“郑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当六国之亡。’(《王制疏》引《释废疾》)《释文·序录》则云：‘公羊高受之于子夏，穀梁赤乃后代传闻。’”澧案：“宣十五年《公羊传》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语。《公羊》当六国之亡，此其证也。僖二十二年《穀梁传》云：‘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受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语。则不得先于《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先，实在《公羊》之后，《释文·序录》之言是也。庄二年‘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公羊》云：‘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葛为国之?君存焉尔。’《穀梁》云：‘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刘原父《权衡》云：‘此似晚见《公羊》之说而附益之。’隐二年‘无侅帅师入极’；八年‘无侅卒’。《穀梁》皆两说，刘氏亦以为‘《穀梁》见《公羊》之书，而窃附益之’。”(堂案：刘氏于庄十四年亦云然，本篇第三已举其说)澧案：“更有可证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适人，何以卒?许嫁矣。’《穀梁》曰：‘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此所谓‘一传’，明是《公羊传》矣。”案：陈氏之说，非袒《公羊》者，而亦以《穀梁》为晚出，盖“一传”他无所指，说又与《公羊》同，舍《公羊》莫属也。《穀梁》传文多与《公羊》同者(详下)，此更直称之“其一传曰”，其晚于《公羊》，本杂取传记而造者，固百喙所不能辞也。廖《疏》曰：“《丧服》有《大传》、《问传》、《服问》、《小记》、《三年问》、《丧服四制》六篇。鲁学《春秋》，当与之同。即以旧传曰：亦惟一家一本而已。”又曰：“《公羊传》此文，不言传曰。”其说矫诬实甚。《公羊》从无引传曰之说，《公羊》得《春秋》之真传，不须引他传也。即谓鲁学《春秋》，当有数传，《穀梁》所引，亦必《公羊》，谓之旧传，则无据也。柯《注》曰：“其一二字，疑误衍。传者，非经师所口授，著于简策之文。”不认《穀梁》为晚出，惟有以为衍文也。刘师培《左盦集·〈春秋〉三传先后考》曰：“所引‘一日’之文，或系传《穀梁》者所增，或系邹、夹诸传有是说与《公羊》同。非《穀梁》后于《公羊》也。”说并无据。

陈氏又曰：“《公羊》、《穀梁》二传同者，隐公不书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郑伯克段于鄢，皆云杀之，如此者不可枚举矣。僖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云：‘孰灭之，齐灭之。曷屡不言齐灭之?《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此更句句相同，盖《穀梁》以《公羊》之说为是而录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驳之，或与己说兼存之，其传较《公羊》为平正者，以此也。”“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无传，《穀梁》亦无传。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传一条，《穀梁》亦然。此尤可见《穀梁》之因于《公羊》也。”《穀梁》同于《公羊》者十之二三，皆其采摭《公羊》，晚于《公羊》之证。

【经】冬，蝝生。(宣公十五年)

【传】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

证曰：陈兰甫曰：“宣十五年‘初税亩’，‘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此《穀梁》驳《公羊》之说也。《公羊》以为宣公税亩，‘应是而有天灾’，《穀梁》以为不然。故曰：‘非灾也。’驳其以为天灾也。又云‘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驳其以为应税亩而有是灾也。其在《公羊》之后，更无疑矣。”案：陈氏此说，大略近是。《穀梁》晚出于《公羊》之后，其说多务与《公羊》为难，凡与《公羊》所不合者，大率皆欲淆乱《公羊》之说也。如论“鲁隐”、“祭仲”、“尹氏卒”、“宋襄公”诸条皆是。陈氏所举，固未备也。晁说之曰：“《穀梁》晚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之违畔而正之。”(《景迂生集》)《春秋复始》曰：穀梁氏云云者，《左氏》无异说，则与之代兴，以破坏《春秋》尔。《穀梁》晚于《公羊》，驳《公羊》之说者，诚非一也。

《穀梁》晚于《公羊》，我们只看陈兰甫所述也就可以明白。陈兰甫不惟不是治今文之学，而且是一位拥古文经的，他尚且如此说，我们大可以明白这不是偏袒一家之学或是以疑古为能事者之言。《穀梁》晚于《公羊》，曾见《穀梁》传文，有“其一传曰”为明证，这可见其必出于《公羊》已著竹帛之后，至早不能早于武帝之世。其实司马迁作《史记》，他也并未见过《穀梁传》，他对于《穀梁春秋传》的传授，是没有什么叙述的。《史记·儒林列传》叙述汉初传经的八经师，末后叙述董仲舒与胡毋生。《儒林列传》原文说：

董仲舒，广川人也。……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这一段中上下文全是叙述传《公羊》之学的。中间忽插入“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一语，实在与上下文不相承接，试将此九字去掉，在文气上更觉顺适。所以这一节在崔适《史记探源》以为这是刘歆所窜入。钱玄同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亦云：

《史记·儒林传》末有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一节，崔君《史记探源》中谓亦刘歆窜入，其说极是。传首叙汉初之八经师中传《春秋》者上有胡母生和董仲舒二人都是《公羊》家，何以篇末忽然出一个《穀梁》家的江生来?又，此节自“仲舒弟子遂者”以下都是叙《公羊》家董仲舒的传授，把这话记在江生节下，亦觉不伦。

《史记》如若是叙《穀梁》家的，他也当如“董仲舒，广川人也”，“胡毋生，齐人也”，一样叙出瑕丘江生的藉贯以及瑕丘江生的传授来。今只有此一语在上下文全是叙述《公羊》传授的中间，可见其并非原文，实为后人所窜乱。崔氏之言，极为可信的。从来对于《春秋》的《公羊》、《穀梁》两传，因《汉书·艺文志》论《春秋》有“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又记录《春秋》今文经云“以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所以讲经的人，都以《穀梁》属于今文，在清末的今文经师如廖平、康有为也是如此，廖平著有《穀梁古义疏》，尤其是尊信《穀梁》的。崔适于著《史记探源》外，更著《春秋复始》一书，其首卷《序证》中有“穀梁氏亦古文学家”一节，辨明《穀梁》为古文经，《汉书·儒林传》叙述《穀梁》传授及废兴源流为非事实，我们更恍然知《穀梁》亦古文学，其著述的年代当在西汉之末。崔君所编《五经释要》所言较《春秋复始》又稍加详。今将《五经释要》中辨《穀梁》之语先移录于此：

《汉书·梅福传》：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礼记》相明。

《后汉书·章帝纪》：令群儒受学《左氏》、《穀梁》、《古文尚书》、《毛诗》。

此于《穀梁》，一则明言古文，一则与三古文并列，其为古文明矣。《汉书·儒林传》述《古文尚书》曰：

孔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以明《穀梁春秋》为部刺史。

案：西汉儒者无一人兼授今古文者。胡常所传《尚书》、《左氏》皆古文，则《穀梁》亦古文明矣。

《传》又述《穀梁》学曰：

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王莽时为讲学大夫。

正与胡常以《古文尚书》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亦见《儒林传》)，其事相类。案：王莽时所立皆古文学也。璜、恽以古文《尚书》贵显，则萧秉以《穀梁》贵显，《穀梁》为古文又明矣。

古文为刘歆所造，则武、宣之世安得有《穀梁》?刘歆、班固皆有《汉书》，后人杂之，遂成今之《汉书》(说详《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节注)，故其言多矛盾。以全书互证之，洞见症结矣。

《儒林传》曰：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案上文，“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则此“授”字当作“受”。然西汉人单称《春秋》，专谓《公羊》；且八家经师无一人兼传二经者，申公既授《鲁诗》，未必复授《春秋》，若江公尽传《春秋》及《诗》，何以《穀梁春秋》传子孙，《诗》不传子孙耶?误矣)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复私问《穀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受焉。广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庆、丁姓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闻卫太子好《穀梁》，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侍中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甘露元年……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望之等十一人(案，以上只有九人)各以经谊(义)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大盛。

案：此《传》宗旨与《六艺略》同，亦刘歆所作也。歆造《左氏传》以篡《春秋》之统，又造《穀梁传》为《左氏》驱除；故兼论三《传》则申《左》，并论《公》、《穀》则右《穀》。谓江之屈于董也以呐，而董又藉公孙丞相之助，以见《穀》之非不如《公》；其后荣广论困眭孟，以见《公》之不如《穀》；谓《穀梁》鲁学，则其亲炙七十子之徒，自广于《公羊》齐学矣。

但如此大议，岂不视傅太后称尊事重要相若?彼时媚说太后者为董宏，而弹劾董宏者师丹、傅喜、孔光、王莽也，四人传中皆言之。《后汉书》光武帝建武二年，韩歆欲立左氏博士，范升、陈元互相争辩，二人传中皆言之，《儒林·李育传》又引之。何以廷议《穀梁》，屈江公，申董生，《仲舒》、《公孙传》中并不言；对宣帝问，《韦贤》、《夏侯胜》、《萧望之》、《刘向传》中亦不言也?

江氏之《穀梁》学既为公孙丞相所不用，武帝因尊《公羊》而诏卫太子受《公羊》，则卫太子复安所问《穀梁》?且公孙丞相薨于元狩二年，尝逐仲舒胶西，则用董生又在其前。董生用则江公罢，太子果问《穀梁》，当在江公未罢以前，即使同在一年，是时太子甫八岁，未闻天纵如周晋，安能辨《公》、《穀》之孰善?宣帝尊武帝为世宗，谥卫太子曰戾，抑扬之意可知；独于经学则违世宗而从戾园，亦情理所不合者也。

谓贤、胜、望之皆右《穀梁》，更始、向且为《穀梁》学家。乃考其言，贤子玄成，少修父业者也，玄成为丞相，与谏大夫尹更始《陈罢郡国庙议》曰：

毁庙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萧望之《雨雹对》曰：

季氏专权，卒遂昭公。

《伐匈奴对》曰：大士丐不伐丧。

刘向《上封事》曰：

周大夫祭伯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公羊传》曰：“何以不称使?奔也。”《穀梁氏》亦曰，“奔也”。《公》、《穀》文同，未见其出于《穀梁》也。张晏注引《穀梁》而不及《公羊》，偏矣)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惟下引“卫侯朔召不往”，文出《穀梁》而意同《公羊》。凡《公》、《穀》意同，多由《穀梁》拾袭《公羊》，则向之言仍未见其不出于公羊也)

所引皆《公羊》传文，而无引《穀梁》者，惟胜言于《公》、《穀》皆无所引。若韦、尹、萧、刘明引《公羊》尚不足为《公羊》学之证，岂不引《穀梁》转足为《穀梁》学之证乎?

然则《儒林传》谓《公》、《穀》二家争论于武、宣之世者，直如捕风系影而已矣。

至成帝绥和元年，立二王后，采梅福所上书，引《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穀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是为引《穀梁氏》之始，去河平三年刘歆校书时十八年矣，歆所造伪书已出故也。

他这段议论先证《穀梁》之为古文，后证明《汉书·儒林传》所叙《穀梁》之兴起及《公羊》、《穀梁》二家争论于武宣之世者，直如捕风系影，理论本极透澈。不过他尚未在《穀梁》本身寻出证据来。我在1922年撰《春秋六论》时，尚未敢深信之。后来因自1926年起讲授《公羊》、《穀梁》者凡五年，深觉《穀梁》释经之病甚深，于1931年时撰《穀梁真伪考》一书，由第一，《〈穀梁〉有无经之传》，第二，《〈穀梁〉有不释经之传》，第三，《〈穀梁〉义例之相乖戾》，第四，《〈穀梁〉文词之重累》，第七，《〈穀梁〉之违反孔子》证明其本非《春秋》之真传；更由第五，《〈穀梁〉之晚于〈公羊〉》，第六，《〈穀梁〉之不合鲁语》，第八，《〈穀梁〉之杂取传记》，第九，《〈穀梁〉亦古文学》，第十，《〈穀梁〉晚出于汉》历举《穀梁》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证明其出于两汉之末。(原文太繁，兹不详引)从《穀梁》本身来证明《穀梁》本是伪传，而其与《左氏》、《周礼》、《毛诗》、《礼记》等书相合，正足以见其与古文经息息相通，则其成书之时间亦可以断定。在当时我是从崔氏之说，假定为出于西汉之末，或刘歆所伪造。后来钱玄同先生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一方面说：

《穀梁》为汉人所作之伪传，得崔、张两君之考证，殆可成为定谳。

一方面说：

我疑心《穀梁传》乃是武、宣以后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颠倒之，如取《公羊·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下“大居正”之义，改系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之下；取隐公六年“秋七月”下“《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之文，改系于桓公元年“冬十月”之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而删削《公羊》大义，或故意与《公羊》相反，或明驳《公羊》之说，或阴袭《公羊》之义而变其文。作伪者殆见当时《公羊》势力大盛，未免眼红，因取《公羊》而加以点窜涂改，希冀得立博士，与焦、京之《易》相类。刘歆要建立《左氏》，打倒《公羊》，于是就利用它来与《公羊》为难耳。

他这一段话主张：“《穀梁传》乃是武宣以后的陋儒所作。”“作伪者殆见当时《公羊》势力大盛，未免眼红，因取《公羊》而加以点窜涂改，希冀得立博士，与焦、京之《易》相类。刘歆要建立《左氏》，打倒《公羊》，于是就利用它来与《公羊》为难耳。”这种意见，在我现在就汉代今文经学之分化以及古文经学之兴起的关系看来，是很对的。《穀梁传》或者在元、成之世已有了，而后来又经过刘歆之徒为窜乱，故与今古文颇有相通之处，而被列为古文。钱氏也说：

古文经自康氏此书(《新学伪经考》)出世，先师崔君继之而作《史记探源》与《春秋复始》等书，张西堂氏又继之而作《穀梁真伪考》，伪证昭昭，无可抵赖，其为伪经，已成定谳矣。

他也是承认《穀梁》为古文学，然则《穀梁》与刘歆之徒之伪窜总是多少有些关系，说是武宣以后的陋儒所作，尚须附带说明一句：又为刘歆之徒所窜乱。这样子来估定《穀梁传》著述的年代，大约“虽不中亦不远矣”。在1931年吴兴王树荣又作有《绍邵轩丛书》五册，其中亦阐明《穀梁》为古文学。而以为《穀梁》出于东汉之初，这种意见，在我们现在看来，则不敢苟同。

(三)《左氏传》编定之年代

《左氏传》在原来并不是解释《春秋》的传，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虽说：“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在《汉书·艺文志》虽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但是据《史记》、《汉书》看来，《史记·儒林列传》中根本未叙《左氏》。《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说：“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这些地方，说到左丘明的，都只说他作《国语》，可见左丘明所作的只是《国语》，并非《春秋》的传。而在《汉书·刘歆传》又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可见《左氏传》本是到了刘歆治《左氏》才引传以解经，原非《春秋》的真传，所以西汉的《五经》博士对于刘歆的提议置之不理。“谓左氏为不传《春秋》……诸儒皆怨恨……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王莽传》公孙禄议“曰：……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从这上面所述看来，我们已可见所谓《左氏传》，原来只是《国语》，到了刘歆，才改窜成为《左氏春秋传》。从刘歆起，引起了《春秋》的今古文之争，在东汉也闹过几次《公羊》、《左氏》之争，范升、李育也攻击“《左氏》不祖孔子，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不过因为《左氏》的文辞靡丽，史料丰富，从东汉至三国六朝，文学、史学又比较发达，所以《左氏》虽不是《春秋》的真传，然而世之好治《左氏》者，渐比治《公羊》者为多。

到了唐代，虽然刘知幾在《史通·六家》篇说：“予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他的《申左》篇更说：“《左氏》之义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将《左传》的价值抬得愈高。但是刘歆改《国语》为《左传》这一案终不会令人忘了的。在唐代即有攻击《左氏》最力的人——啖助及其弟子赵匡、陆淳。

啖氏说：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

赵匡也说：

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邱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若邱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夫子自比，皆引往人……邱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邱明为其人。……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

他们一个提出了《左氏》不是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的；一个说《左氏》是后代学者编次年月所作的传记。这比范升所说的证据确然可靠得多了。

到了宋朝，叶适说：

《左氏》有全用《国语》文字者；至吴、越语则采取绝少，齐语复不用。盖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也。(《经义考》卷一六九《春秋二》)

罗璧说：

《左传》、《春秋》，初各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所相附，于是《左氏春秋》及《春秋》合而为一。(《经义考》卷一六九《春秋二》)

这两位更差不多将《左传》的原本和它的改编者完全发现了。从啖、赵起，考证《左氏》的书如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刘敞《春秋权衡》，叶梦得《春秋三传谳》，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有的攻驳《左氏》的条例，有的批评它所述的义理，有的考证它所记载的事实，都有不少的发现。明末郝敬的《〈春秋〉非〈左〉》更是专对于《左氏春秋》而发的。《左氏春秋》的真相一天比一天暴露了!

宋、元、明的学者，受了啖、赵的影响，攻击《左传》者甚多。到了清代，考证《左氏春秋》有成绩而使案情大白的要算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他这一部发前人所未发的突破约有三点：

第一，发现了《左氏传》之旧名《左氏春秋》，他以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上只有“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话，无所谓《左氏传》。他说：

《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也。(《左氏春秋考证》)

又说：

曰“鲁君子”，则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

这一问题，后来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更说：

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不得其根原也。

崔適在《史记探源》中更立七证以明康氏此说，崔氏曰：

《七略》曰：“仲尼以鲁史官有法，与左邱明观其史记，有所褒毁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其本事而作传。”与此表意同。《七略》与上下文意相联，此与上下文意相背，详下，则非《七略》录此表，乃窜《七略》入此表也。证一。

此表上云“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中云“左邱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是书见，而非口授矣。若太史公一人之言，岂应自相背谬若此。证二。

刘歆誉《左氏》，所以毁《公羊》。此表下称董仲舒，无由先誉左邱明。贾逵曰：“《左氏》义长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逵此说，非实也。《左氏》以兵谏为爱君，可谓不任权变乎?《公羊》谓“君亲无将，将而诛”，不可谓不长于君父也)《太史公自序》：“余闻之董生云：‘为人臣者不知《春秋》，守变事而不知其权。’”此说正与逵之称《左氏》义相反对，若此篇亦以“惧弟子失其真”称《左氏》，则知权之说正在失真之内，不犹助敌自攻乎?证三。

据以上的论证看来，可见《左传》原名不惟不是《左氏春秋》，而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本为刘歆所窜乱，《左传》的原名是什么?它如若原名不是《左氏春秋》，那我们就当相信，其原名为史迁所称道的《国语》!

第二，他证明了《左氏传》体例与《国语》相似。他在桓公十一年说：

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

又在桓公二十年说：

《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

他这话比叶水心更进一步了!叶氏只说“《左氏》有全用《国语》文字者”，尚未从体例上着想；他历举《左氏》比年阙事，年月无考，证明其与《国语》相似，提出《左氏》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的确证了!康有为说他“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这确是他的第二个大贡献。我们必须知道了《左氏春秋》原本的体例，然后才可想出它的“原料”是什么，这样子的过程是最重要不过的。

关于这一问题，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因刘氏所举《左传》文阙及《左氏》经传不相符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以见虽尊信《左氏》者亦不能不以为后人附益。他说：

《左氏春秋考证·隐公篇》“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篇》，“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必不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亦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庄公篇》，“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盖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公篇》“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己甚矣”证曰：“是年文阙”，《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重定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

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

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惜不得歆作伪之由，未达一间，卒无以塞陈元、贾逵之口耳。

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废。”(《晋书·王接传》)《朱子语类》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

又不止王接、林黄中、朱子也，即尊信《左氏传》者亦疑其有为后人附益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而后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释者仰为之说。”番禺陈氏澧《东塾读书记》曰：“孔冲远云：‘《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又：“《传》之《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如庄十一年《传》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释例》曰：‘令狐之役，晋人潜师夜起，而书“战”者，晋讳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师，以战告也。’成十八年《传》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释例》曰：‘庄六年，五国诸侯犯逆王命以纳卫朔，朔惧有违众之犯，而以国逆告。’此明知《凡例》不合而归之于‘告’，是遁辞矣。”

且《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却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名罪宛。”种种邪说出矣。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预《释例》畅衍其说。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若是之类，近儒番禺陈氏澧皆以为后人附益，是虽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为后人附益矣。

他更一方面主张现存的《左传》即刘歆分《国语》以释经而改造成的。他说：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穀》，《公》、《穀》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穀》者。以《公》、《榖》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歆本传称“歆始引《传》解《经》”，得其实矣)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穀》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

又说：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臣》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

他这种说法，将叶适所暗示与我们的《左传》和《国语》的关系，由《汉志》中《国语》篇数的记载，《国语》之《周语》、《郑语》、《鲁语》详略的关系，《齐语》、《吴语》、《越语》笔墨不同的关系，以证明今本《国语》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论证是极明显的。钱玄同先生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更为之补充的说明。曰：

《左传》与今本《国语》，既证明系原本《国语》所瓜分，则瓜分之迹必有可考见者。此事当然须有专书考证，我现在姑举出一点漏洞来：

(勹)《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周语》所存春秋时代的周事尚详(但同于《左传》的已有好几条)。

(攵)《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薄薄的两卷中，关于公父文伯的记载竟有八条之多。

(冂)《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绩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

(匚)《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

(万)《郑语》皆春秋以前事。

()《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

()《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霸业相同。

()《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

你看，《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至于彼此同记一事者，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和支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露出删改的痕迹来了。

《左传》与《国语》是由一书瓜分为二的痕迹是再显然也没有了!

第三，他攻破了伪造的《左氏》传授系统。《史记》中无所谓《左氏春秋传》，在《汉书·儒林传》却有了《左氏传》传授的源流；孔颖达《春秋疏》，陆德明《经典释文》也都载有；忽然《左氏》师徒相传又有其人了!这当然是刘歆之徒所妄造的。刘氏将他们一一驳斥了!现在引崔适《春秋复始》上一段话来证明：

刘逢禄曰：“《张苍传》曰‘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术事’而已，不闻修《左氏传》也。……《贾生传》……曰‘颇通诸家之书’而已，亦未闻其修《左氏传》也。……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皆与《左氏》不合……《张敞传》曰‘本治春秋……’，其所陈说以，《春秋》讥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则从傅母，皆《公羊》义……《萧望之传》曰‘治齐诗’，曰‘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其《雨雹对》以‘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伐匈奴对》以‘大士丐不伐丧’，亦皆《公羊》义……未闻引《左氏》也……”适案：尹更始与韦玄成上《罢郡国庙议》，亦引《公羊传》文，文见上篇。《翟方进传》曰‘受《春秋》’，则与公孙丞相、董生、《张苍传》所云无异，皆谓《公羊传》也。无一人可见其为《左氏》学者。

这种传授系统本来很令人信仰的，刘歆之徒，为了使人尊信起见，为了避免攻击起见，所以要托之于张苍、贾谊。其实他们至多不过见到《左氏》的原本——《国语》及其他，并非现在的《左传》。否则《史记》的《儒林列传》上不会漏了《左传》学的传授，而张、贾等人的传不会每个都遗漏的。刘氏将这伪传授系统一一打破，崔氏又加以补充的证明，我们更可以明白《左氏》不传《春秋》了!

刘氏考证《左氏春秋传》为刘歆所伪，康、崔二氏更从各方面为之补充证明，我们可信今本《左传》为刘歆改窜《国语》而成。近来瑞典人珂罗倔伦著有《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一文，由文法的统计，如(1)“若”与“奴”，(2)“斯”字作“则”字解，(3)“斯”字作“此”字解，(4)“乎”字作“于”字解，(5)“与”字作疑问语尾，(6)“及”与“与”，(7)“于”与“於”七项，证明《左氏》的文法不同于《论语》、《孟子》——珂氏所谓之“鲁语”，证明《左氏》的作者不是鲁人。他说：

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和《左传》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接近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

这一段既证明《史记》“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那一段之不足信，而且又是《左氏》和《国语》本是一书的一个旁证。刘、康诸人所说《史记》那一段有窜乱及《国语》、《左传》的关系，我们可因之而更加相信的。

不过这一桩真伪问题，正如《伪古文尚书》问题一样，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以后，虽有许多人拥护他的主张，而反对之者亦不乏其人，直至清末的洪良品、吴光辉、王照，还是反对阎氏之说的；刘氏之书出后，在古文经学家的眼中自然不欢迎，而且要推翻它。章炳麟著《春秋左传读叙录》就是企图推翻刘氏之说的。章氏的意见，现在也可分为三点来说：

首先，是《左氏》的名称问题。关于这一点，章氏以为名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以为：“名者实之宾，《左氏》自释《春秋》，不在名传与否也。正如《论语》命名，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名扶卿所名，无害其为孔子语也。”他在总结论上说：“《左氏春秋》之名，犹《毛诗》、《齐诗》、《鲁诗》、《韩诗》、《孟氏易》、《费氏易》、《京氏易》、《欧阳尚书》、《夏侯尚书》、《庆氏礼》、《戴氏礼》，举经以包传也。以为不传孔书而自作《春秋》者，则诸家亦自作《诗》、《易》、《礼》乎。”

章氏这见解确具相当的理由。但在西汉时只有《公羊传》本名《春秋》，“其余一概算不了《春秋》”。(详见《春秋复始》)一个真的名称可说是没有关系，一个假冒的名称却应当追究。“齐诗”、“鲁说”之类，是因为家派多了，不得不加地域或氏姓以示区别；如果左氏真是鲁之夫子，他何须用“左氏”二字来表示区别；《左氏春秋》之不同于《左传》，正如《鲁诗》不同于《鲁故》、《鲁说》，《齐诗》不同于《齐后氏故》、《齐后氏传》，《欧阳尚书》之不同于《欧阳章句》，《大小夏侯尚书》之不同于《大小夏侯章句》，不能一概说是“举经以包传也”。《左氏春秋》是解经的，它的命名应该先确定，不能拿《论语》来作比。这个假冒的名称，刘氏追究出来，使《春秋左氏传》冒名的真相暴露出来，是有价值的；何况连《左氏春秋》这个名称根本就是假的呢!所以章氏的辩驳，仔细看来，至多具有相当的理由，而不能使我们完全赞同。

其次，《左氏》的体例问题。关于这一点，章氏以为：“所谓传体者如何?惟《穀梁传》、《礼丧服传》、《夏小正传》与《公羊》同体耳!毛公作《诗传》，则训诂多而说义少，体稍殊矣。伏生作《尚书大传》，则叙事八而说义二，体更殊矣。《左氏》之为传，正与伏生同体。然诸家说义虽少，而宏远精括，实经所由明，岂必专尚‘裁辨’，仍得称‘传’乎?”他说：

凡言“传”者，有传记、有传注……同此传名，得兼传记、传注二用。亦犹裴松之注《三国志》，撰集事实，以见同异；间有论事情之得失，订旧史之韪非，无过百分之一；而解诂文义，千无二三。今因《左氏》多举事实，谓之非传，然则裴松之于《三国志》亦不得称“注”耶?且《左氏》释经之文，科条数百，固非专务事实者，而云非传之体，则《尚书大传》将又何说?

章氏在这里所说的意见，表面上看来似乎理由充足，但是这些话实在都是极牵强的。《春秋》这部书是孔子所作，“‘笔则笔，削则削’，两‘则’字见得极快……盖褒贬予夺，因事裁制，非一端所可拘，唯化裁因心者能之”。(用刘绍攽《春秋笔削微旨》语)“《春秋》言是其微也”，“《春秋》推见至隐”，替它作传的当然不能像《尚书大传》“叙事八而说义二”，故《尚书大传》说义甚少；《左氏传》是不应当如此的。“《左氏》之为传，正与伏生同体”，这是《左氏》不传《春秋》的明证。裴松之注《三国志》，是“奉诏采三国异同”，左氏却未闻受命采取异同。《左氏》记事，将许多重要的大事失于记载，或者兼有误，如记齐桓霸业之简略而失真，这也是不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同日而语的。《左氏》释经之荒谬，纵有科条数百，也正是不传《春秋》的明证。章氏以为“经无而传有者，悉皆经之微言”，然则《左氏》所记与经毫不相干的话，如怪力乱神之类(详见《〈春秋〉非〈左〉》下)与经之微言有什么干系?《左氏》好恶与孔子不同，硬要说他就是左丘明，能亲见夫子，蔑视一切的铁证，这未免太牵强了。

再次，是《左氏》传授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章氏费了许多力量，来证张苍、贾谊等之引用《左氏》，并确都治过《左氏》，《左氏》是真有传授的。袒护《左氏》的人们大都如此说法。刘师培《左盦集》中也有两篇《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这一类的文章，他们用力虽勤，而其结果之不足信还是毫无疑义。我们只看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便可以知道了。刘歆移书是为《逸礼》、《古文尚书》，尤其是《左氏春秋》而力争的。他说：“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遗学与此同。”他只举桓、贯、庸三家传《书》、《礼》之学者，而不举出当时的《左氏》学者来；他连民间的儒生桓、贯、庸三家都要提到，而不引据朝廷执政的《左氏》大师如张丞相、尹咸、翟方进来说；个中消息，不够使我们知道当时《左氏》并无师传，张丞相、尹咸、翟方进等传授之说是确实靠不住的么!(参看廖平《古学考》)刘歆既未说出，则《汉书·儒林传》之谓张苍、贾谊等传《左氏》当然是伪托的了!张、贾等既经刘逢禄、崔适证明其“无一人可见其为《左氏》学者”，而章氏、刘氏不问所根据的材料是否真实，有无窜乱，究竟张、贾之引用《左氏》，是现行的《左氏》，还是《左氏》的旧文及其他，而一概认为是治过《左氏》的：这是不严谨因而不足信的。刘氏说“苍均有书，情不可考”，足见张苍之治《左氏》是有疑问的。刘氏说：“贾子《新书》足补《左氏》之缺。”章氏也以为：“贾书、楚惠王等八事，不知采自何书；各记别事，本与《左传》丝毫无涉……又有《左传》所不载者。……自古人异事同，传记所载所止一端。”足见贾书所说的事不一定根据《左氏》，贾谊之治《左氏》也是有疑问的。章氏、刘氏以为在他们书中有许多与《左氏》相同的话，便认定他们是治过《左氏》的，那我们可以说：“梅赜之伪古文《书》，其亦三代经传袭用梅氏耶?”(魏源《诗古微》语)而这未免太不足信了。

由以上所述的看来，章炳麟、刘师培的驳论实不足以变更刘、康、崔三人所考定的，我们且不必详细推论它。在珂罗倔伦之后，在外国的学者注意这一问题的，更有卜德(DerkBodde)著有《左传与国语》一书，依他的结论看来，好像《国语》与《左传》原本非一书，而《左传》似乎不伪。他于珂罗倔伦用七种助词研究之外，更加以引《诗》及引用“帝”与“上帝”来判断《左氏》、《国语》的内容。他关于前者的结论说：

《左传》最欢喜引《书经》和《诗经》，《书》它引过四十六次；《诗》引过二百零七次。但是那部比了《左传》分量约少一半的《国语》，所引《诗》、《书》并不止减少了一半，它只引了十二次《书》，二十六次《诗》。这实在太少了!尤其是《诗》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况且《国语》引《诗》不但只有二十六次，而在这二十六次之中，有十四次都在一篇里。所以，除了这一篇之外，其余十分之九的书里，只引了十二次《诗经》而已!

这真是一个大不相同的情形，我们要替这种现象作解释，只有两种法子：(1)《左传》和《国语》所根据的材料不同；(2)《国语》的学者对于《诗》学未有深研，或者他对于引《诗》的癖好及不上《左传》的作者。

关于后者，卜德说：

《左传》和《国语》中提到“天”字的，真是多不胜数。然而“帝”或“上帝”两个名词(用作“天”解，不作“皇帝”解)，在《左传》中只有八次，而在分量少了一半的《国语》里却说到十次。“上帝”不单称“帝”，《左传》中只有四次，而在《国语》的十次之中只有一次单言帝，余俱为“上帝”。这样大的差别，又岂可说是偶然的。

总之，《左传》专用“如”字而《国语》用“如”兼用“若”；《左传》最好引《诗》而《国语》则否；《左传》不大说“上帝”，比较《国语》中用的这名词只占得四分之一。

他对于钱玄同先生所举《国语》与《左传》此详则彼略的八证也逐条加以辨正，说：

这两部书的宗旨是不同的。

无论如何，一个人决不能从一部原有的书里著成或改成两部分——《左传》和《国语》。

卜德在作此文之时，曾说：

这(珂罗倔伦把《左传》和《国语》的文法比较研究)真是一个最有力的凭证，不过还有学者不甚信服，例如胡适先生。

珂罗倔伦的话，因为他所举的例较多，在大体上比较可信；若卜德氏所说，依我看来，则实不足凭信。因为引《诗》的例，这实在是较晚起的现象，《国语》引《诗》实在太少，或者转而成为《国语》是原本，《左传》是经过改本的明证，此其一。至于“帝”用作“天”解，在《左传》中用得少而《国语》中比较多，这也只能作为《国语》是原本，而《左传》是经过修改的明证，因为在卜辞中是以帝代表天的，据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书中历举卜辞中的八条卜辞而说：

这几条是比较上文字完整而意义明白的纪录，大抵都是武丁时的卜辞。这儿的“帝”自然是至上神无疑，凡是《诗》、《书》、彝铭中所称的“帝”都是指的天帝或上帝，卜辞中也有一例称上帝的……在这儿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卜辞既不称至上神为天，那么至上神称天的办法一定是后起的，至少当得在武丁以后。(《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他在《金文丛考·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则说：“宇宙之上有至上神主宰，曰天，曰皇天，曰皇天王，亦曰帝，曰上帝，曰皇帝，曰皇上帝。”可见以“帝”作“天”解本是较古的风气。《国语》是原本，虽亦经过窜乱，犹保存许多较古的用法；而《左传》则经刘歆之修改，较古的用法保存更加少了。至于卜德以《左传》专用“如”字而《国语》兼用“若”字，单凭这一个证据也不能推翻珂罗倔伦之说，因为两书关于助词的用法大多数相同，一个证据是不能推翻的。至于卜德不信钱氏此详则彼略，显然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现象，这也错误。因为如《国语》与《左传》不是瓜分为二，则何以二书此详则彼略?除了钱先生所指出的《国语》、《左氏》相较存在问题的数例无法回答之外，《吴语》、《越语》还颇似《左传》编到到后半篇幅已不少，故不需要太多材料而不取用之迹。卜德氏谓“无论如何，一个人决不能从一部原有的书里著成或改成两部书”，这更不成话。我们试举一二反证来说明此事，如：《小戴记》与《大戴记》，其来源是相同的，而可成为两部书，有相同的篇目，而又有相异的处所；例如《祭义》与《曾子》、《大学》、《投壶》等篇，此是一证。在《汉书·艺文志》上明说《新国语》五十四篇，是刘向分《国语》而成，他所分出来的，能比《国语》二十篇还多，这岂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且是不容我们否认的。此是一证。《新序》与《说苑》，体例相同，大旨亦复相类，据《别录》对《说苑》之说，“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可见两书原来也在一书之中，而《说苑》又有“新苑”之名，这也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一例，此又是一证。二《戴记》，《国语》与《新国语》，《说苑》与《新序》都是将一书瓜分为两书，而且这都是无目的地分为二书，则《左传》与《国语》可由一种分为两种，更属可能。刘歆模仿他父亲之所为，抽取《国语》部分篇章内容为《左传》，是有计划的，故其详略之迹，自属显然，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有何可疑?卜德的话，依我看来，他的论证，都是极脆弱的。

近来许多的人，或因为《左传》与《国语》同记一事，有的时间不同，如：“晋惠公卒”，《左氏》以为九月(僖公二十四年)，《晋语》则以为十月；有的人名不同，如：《常棣》之诗，《左氏》以为召穆公作(僖公二十四年)，《周语》则以为周文公作；有的地名不同，如：宋之大城，《左氏》以为萧亳(昭公十一年)，《楚语》则以为萧蒙；有的事实不同，如：晋楚争盟，《左氏》以为乃先晋人，《吴语》则以为吴公先歃等等，而认为决不是一人所作。殊不知这在康有为已经说过：现在的《国语》已是《左传》之残余，歆补缀为之，则无怪乎两书同记一事而有些不同的。我们试看《说苑》与《新序》两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苑》说：“以今考之，春秋时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大抵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四库简明目录》则说：“所录皆春秋至汉初轶事可为法戒者，虽传闻异词，姓名、时代或有抵牾，要其大旨主于正纲纪。”而《简明目录》于《说苑》更云：

《说苑》与《新序》体例相同，大旨亦复相类。其所以分为两书之故，莫之能详。中有一事而两书异词者，盖采摭群书，各据所见，既莫定其孰是，宁传疑而两存也。

这可见在刘向、刘歆之时，记载关于春秋时事甚多，“传闻异词，姓名、时代或有抵牾”，故有一事而两书异词者。刘歆在当时采摭补缀甚易，我们何可因为《左传》、《国语》两书同记一事而有不同的地方遂怀疑其本非一人所作，而忘却了“现在的《国语》已是《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的话?

近来又有的人以《史记》所引有些确是《左传》而非《国语》，遂疑心《国语》与《左传》非一书之分化，“《左氏》三十卷者，即《国语》之旧文，刘歆喜而治之，并无割裂之事”。这种见解，也极好笑。因为我们知道，《史记》确经后人增窜，而据《史通·正史篇》看来，刘向、刘歆都是相次撰续的人。现存《史记》中所引《左传》原文，是否为司马迁本人所引，而非后人依《左传》以改窜，已成问题。我们暂且不这样考虑，而另外来作假定，即是刘歆改《国语》以为《左传》，他明知史迁是有许多地方依据《国语》的，他可以将《史记》所引用尽量收入，以显示《左氏传》本为史迁所引，而不是他的改窜。他如有意作伪，这样提防人的攻击，是极可能的。那么，《史记》所引即完全是《左传》，一个字也不差，亦无以确定《国语》与《左传》非一书之化分，“《左氏》三十卷者，即《国语》之旧文”。问题是在刘歆之改《国语》与否，不在《史记》所引是今本《左传》与否。我们如相信“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这几句话，《左氏》原不名《左氏春秋》，而是叫作《国语》；《左氏》原不是解经的，而从他起才解经；《左氏》原来只是史文，而从他起才有凡例，则是他化分《国语》为《左传》。我们如相信《左传》早就有了，只要你能解释“传自解经，何待歆引?歆引以解，则非传文”的疑问，则更无妨说《左传》在先秦时已有了的。现在更有一些人以为《国语》有晚于《左氏春秋》的痕迹，而疑心《左氏》、《国语》非一书之化分，这也是仍未注意“现在的《国语》已是《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的现象。如若我们承认《国语》有晚于《左氏》的痕迹，那只是有许多真的《国语》的材料已经编入《左传》之中，故将其他较后的材料凑在《国语》之中，因而发生《国语》所述的事实有晚于《左传》的痕迹。但是不能说任何哪一个人伪造整个《国语》，因为如若整个地编造《国语》，决不可能《鲁语》所记恰好多半是琐事，《晋语》、《楚语》所记无关晋、楚之霸，而《郑语》恰好又皆春秋以前事。从《国语》的详略看来，从《国语》的体例看来，很明显地是《左传》之残余。它有晚于《左氏》的部分，则当是刘歆补缀为之，康氏之言，还是很有见地的。我曾说过，“我们根据现在的《国语》和《左传》，说它们完全出于一人之手，这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根据现在的《国语》和《左传》，说它们是两部各不相干的书，这也是不尽然的”。“我们不可以随便说这两书完全出于一人之手，或者以为是两部各不相干的书，因为作伪者有时与所采的原料持相反的论调，如《国语》‘民可近也，不可上也’，在伪《古文尚书》中作‘民可近，不可下’，上下相反了!康氏说：‘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我们如因此而认定《国语》晚于《左传》，这也似乎是不应当的。”到现在，对于《左氏》、《国语》的问题，我还是作如是解。

至于原本《左氏春秋》著作的时间，在前人的考定，是以为当六国之时。关于这一点，我们先试引皮锡瑞《经学通论》“论赵匡、郑樵辨左氏非丘明，《左氏传》文实有后人附益”的一段来看，他说：

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其书不传。叶梦得疑传及韩、魏、智伯、赵襄子之事。郑樵《六经奥论》辨之尤力。曰：《左氏》终纪韩、魏智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若以为丘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后，丘明犹能著书，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说，而称帝王子孙。案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始之运，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案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案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明证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当作楚，此误)，其为雄辨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如“楚师熸”、“犹拾渖”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节，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或问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传无丘明字，不可考。”真知言欤!朱子亦谓“《左传》有纵横意思，‘不腊’是秦时文字，二条盖本郑樵”。锡瑞案《史记》张守节《正义》云：“秦惠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则以不腊为秦时文字，固未可据。“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即子家子谓“公以一乘入于鲁师”之意。一乘仍是车乘，亦未可据为乘马之证。传及智伯，或后人续增，不更、庶长之类，或亦后人改窜。《左氏》一书，实有增窜之处。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刘炫、孔颖达已明言先儒插此媚世。僖十五年传，“上天降灾”至“唯君裁之”四十一字，服、杜及唐定本皆无。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王应麟曰：“八世之后，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者乎?皆非《左氏》之旧也。”近儒姚鼐以“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及季札闻歌《魏》，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传中盛称魏绛、魏舒之类，为吴起附益以媚魏者。陈澧以《左传》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可见凡例未必尽是，而传文亦有后人所附益。刘逢禄以《左氏》凡例、书法皆出刘歆，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辞，唐、宋人已有此疑矣。(皮锡瑞《经学通论》)

他这里历举自唐宋以来以及清儒的意见，说明《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辞，其实如左氏本非鲁君子左丘明，则除凡例“书曰”、“君子曰”之类是后人增入以释《春秋》者外，当大体认为《左氏》之原文，不过其著作时代要稍晚，而其人决非与孔子同时之左丘明。郑樵所提出的八证，前五证都是极好的，后三证则不大可信。皮氏驳第六证尚可，若第三证，他根据《史记正义》说来驳郑樵，其实张守节的话，也未必就可相信。一、二两证，皮氏也说“传及智伯，或后人续增；不更、庶长之类，或亦后人改窜”，则是无法否认，可见《左氏》著作年代至早不出秦孝公以前。据第四证看来，《左传》的著作年代总要在齐威王以后，在《左传》涉及五行的地方，不胜枚举，例如：

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昭公二十五年)

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昭公三十二年)

我们可断言这必在五行思想颇发达以后才能有的迹象。郑樵所举的五证，是用分野来说明的，这虽不必如崔适之以为刘歆所窜入，但是它的迹象也当是在六国之末才有的。据它里面用五行分野看来，似其著作年代定在齐威、宣之后，必不能早于荀子，因为在荀子的书中，五行分野的观念，都不大常见，然则其著作年代也应当与荀子同时。不过，《左氏》书中，也保存不少较古的史料，这些史料，写成较早，这又当与《孟子》、《荀子》之书不能混为一谈的。

左氏之书，本是“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所以这些记载时代较晚之事实，不能认为附益。即如桓公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桓公十六年“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庄公十二年“楚子臧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不言”。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襄公十九年“季札闻歌《魏》，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这些事情，或出于杂占书，或出于小说家言，不能因为其与他书不合，而有些迹近于预言，而认为是后人的附益。我们须知《左传》本非丘明之作，而是杂采诸书所成。《左氏》的文体，也决不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这本极容易辨别，故纵有附益，也决不会如后人所指摘的附益太多。如若我们说，《左氏》原本的写成在孔子殁后、《论语》未修成之前，则以《左氏》浮夸的文体要在《论语》产生之前，这也未免是奇迹了。

“……唯君裁之”四十一字及《文公十三年传》“其处者刘氏”五字，很明显地为东汉以后的人所为外，其他就是“书曰”、“凡例”、“君子曰”之属。《左传》共有五十凡例，这本是刘歆引传以解经后才有的。现在试举一二例来证明其为刘歆之所伪为。

(1)《左传·隐公七年》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我们知道，在荀子时，《礼》犹不必为经，而这凡例上竟特别提出《礼经》，这是晚出于《荀子》的现象。

(2)《左传·庄公二十五年》说：“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我们知道，在《春秋》中并无注重月食的事情，这里说到月食，已与《春秋》不相合。而阴阳对立的观念是在战国中晚期才发达，但也没有注重月食的迹象。在《周礼》中，才“救日”与“救月”并举，可见《左传》这一凡例，是有了《周礼》以后才发生的。

(3)《左传·庄公二十九年》说：“凡物，不为灾，不书。”庄公二十九年有蜚，据《汉书·五行志》说：“刘歆以为负蠜也，性不食谷，食谷为灾。……《左氏传》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说曰：“凡物不为灾不书。”“说曰”是《左传》的凡例，而不作“《左传》曰”，这也可见凡例本是刘歆之辞。

(4)《左传·僖公五年》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必书云物”之事，其起也甚晚。这与《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相合。《周礼注》云：“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郑司农云：‘以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故《春秋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这也可见《左传》的凡例是受《周礼》的影响的。

我们只看这四个例证，可以明了凡例著作时代之晚。其自相矛盾，以及不合理的处所，前儒攻击之者甚多，这也可见不是本来的《左传》就有，而是刘歆等人引传以解经之后才有，其为刘歆所伪，固甚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