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笔削”
《春秋》本是鲁史，经过孔子“笔削”而成。但是孔子做这样一件事情，在《论语》上并未曾提过；到了《孟子》才行提出。自来的学者，都没有异议。即如以疑古为能事的人，如姚际恒、崔述之流，也都是拥护孔子作《春秋》之说的。崔述说：“《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都在积极方面承认《春秋》为孔子所作。开始怀疑孔子不修《春秋》的要算钱玄同先生。他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十期(1923年6月10日)的《答顾颉刚先生书》(此文今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中)中以为《论语》中无记载关于《春秋》之事，他说：
《论语》之中……关于《春秋》的话，简直一句也没有。“答子张问十世”和“答颜渊问为邦”两节，今文家最喜征引，说这是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我们仔细读这两节话，觉得真是平淡无奇，一点也看不出是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且《春秋经》、《公羊传》、《春秋繁露》中也并没有和这两节相同或相近的话。这样一件大事业，《论语》中找不出一点材料来，不是极可疑的吗?
又说：
《春秋》，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账簿”，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而后《春秋》作，孔子《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
从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但《春秋》因为经孟轲底特别表彰，所以二千年中，除了刘知幾以外，没有人敢对它怀疑的。孟轲是第一个讲“道统”的人，他底全书底末章，由尧、舜、汤、文王、孔子叙到他的时候，明明有“独力肩道统”的意思。他全书中讲到《春秋》，共有三处：
A.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B.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C.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尽心下》)
B的话实在不通，《诗》和《春秋》的系统关系，无论如何说法，总是支离牵强的。我以为这三则都是孟轲要将自己底学说依托孔丘，正与朱熹自己底格物穷理说和王守仁自己底致良知说要依托《大学》同样心理。他要辟杨墨，为了他们是“无君无父”的学说，所以有A说；他是贵王贱霸的，所以有B说；他是说“善战者服上刑”的，所以有C说。A底后面，有“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和“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等语，则依托孔丘以肩道统之意昭然若揭了。前人讲《春秋》，很相信孟轲的话，很不相信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的话。其实照孟轲的意思，必须像孙复那样讲法才能圆满的。(《古史辨》第一册)
他这一封书中，虽说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但他对于“孔子作《春秋》”之说，亦不过认为“可疑”而已。整个的“六经”当然不是孔子删述或制作，但是以孔子与《春秋》毫无关系，而对于《孟子》的说法一概抹煞，这也是不尽然的。钱先生在1925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中又发表他的《论春秋性质书》说：“以为此书只有两个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一)认它是孔二先生的大著……(二)认定是历史。……”他说：“我近年来主张后一说的。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惟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他对于《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实是疑莫能定。他在1931年5月《北平师范大学国学丛刊》一卷二期所发表的《左氏春秋考证书后》，更由钟鼎款识以及《春秋》本身，断定《春秋》是经过“笔削”。他说：
《春秋》一定是一部托古改制的书。你看它对于当时的诸侯各国，称某某为公，某某为侯，某某为伯，某某为子，某某为男，用所谓“五等封爵”也者把他们都限定了，不能随便乱叫。今取钟鼎款识考之，知道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王、公、侯、伯、子、男”六个字都是国君的名称，可以随便用的。然则《春秋》中那样一成不变的称谓，一定是儒家“托古改制”，特地改了来表示“大一统”和“正名”的理想的。又如“公子庆父如齐，齐仲孙来”，“公朝于王所”，“天王狩于河阳”，“孟子卒”，等等，都是用特殊的“书法”以明“义”，不是普通记载事实的态度。所以《春秋》的原本虽是鲁国的真历史，但经“笔削”，则事实的真相一定改变了许多，断不能全认为史料。
他这里说，“《春秋》一定是一部托古改制的书”，有许多“都是用特殊的‘书法’以明‘义’，不是普通记载事实的态度”，“所以《春秋》的原本虽是鲁国的真历史，但经‘笔削’……断不能全认为史料”。他这种意见，即不认《春秋》是一部历史而是孔二先生的大著。他本人也曾对我说过，当他说《春秋》与孔丘毫无干系的时候，不过是有为而发，也不一定主张孔子未曾“笔削”过《春秋》。不过在他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后，有许多人直以为孔子未曾笔削《春秋》。其实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现在我请提出八证以明《春秋》之必经孔子之“笔削”：
1.从《孟子》书来看，孟子曾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孟子距离孔子时世与乡里都极相近，他说：“孔子惧，作《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他说的话，我们很难完全不信。而且，孟子的弟子公孙丑曾问孟子说：“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孟子曰：“姑舍是。”(《公孙丑上》)孟子的志愿是：“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他对于孔门的大弟子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子夏之流，都是看不起的。假如《春秋》未经孔子“笔削”，而是孔门弟子或其他的人物所假托的，他决不会认定地说：“孔子惧，作《春秋》。”他距离孔子的时间与地域都很相近的，如若有人伪托，他也不应该不知道，而且屡屡地以为孔子作《春秋》。所以孟子的话，在其他方面，纵有不可信的地方，然而关于《春秋》，我们是不容不信的。此其一。
2.从《荀子》书来看。《荀子·劝学》篇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荀子在此篇认儒家之业只有《诗》、《书》、《礼》、《乐》、《春秋》，绝不及《易》。从“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一语看来，可见《荀子》是颇得当日之实情的；《荀子》所说《春秋》之“微”与“约”，又正合“《春秋》推见以至隐”的要旨；足见《春秋》在当日已成为儒家的经典，而其“微言大义”在当日已有了传授。荀子晚于孟子不过数十年，又在齐曾三为祭酒，距离孔子时世、里居也不甚远，如《春秋》果非孔子所“笔削”，他应当一反《孟子》之说的。我们知道，《荀子》的《非十二子》篇是包括攻击子思、孟轲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闵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如若“孔子惧，作《春秋》”是子思、孟轲伪托之言，荀子是必定加以攻击。又，《非十二子》篇说：“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是子夏氏之贱儒也……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是一样地看不起孔门弟子，如若《春秋》不是孔子所“笔削”，而是孔门弟子或孔子再传弟子所伪托，荀子距离孔子的时间与地域都很相近，必不至即以《春秋》为儒家之经典而加以崇奉的。故由《荀子》看来，一方面足证《孟子》之言为可信，一方面也可足证《春秋》为孔子“笔削”之说为可信。
3.从《春秋》的内容看，《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记，在《公羊传·庄公七年》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公羊传》也是以为《春秋》有原本的。但《春秋》的原本是历史，而《春秋》则是一部托古改制的书，钱先生说得好：“你看它对于当时的诸侯各国……用所谓‘五等封爵’也者把他们都限定了，不能随便乱叫。今取钟鼎款识考之，知道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又如‘公子庆父如齐，齐仲孙来’，‘公朝于王所”，“天王狩于河阳’，‘孟子卒’，等等，都是用特殊的‘书法’以明‘义’，不是普通记载事实的态度。”我们再看《春秋》中只用“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而不像钟鼎文中，连王九月、王十月、王十二月都有，这可见《春秋》的体例，确是经过一番整理，不是如后人所讥的“断烂朝报”。据文法的统计看来，《春秋》中所用之“于”，无一字与“於”相混，不像战国时的作品。而其中所含的思想确具有正名的意思，可确知其出于孔子，或略后于孔子之人，不是前于孔子或孔子同时之史官所为。不过就《孟子》看，如《春秋》非孔子所为，孟子必不至于许为孔子所作。而据《公羊传·定公元年》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是《春秋》有讥切时事的地方，不像晚于孔子之人所为。就《春秋》的时代背景看来，也不像晚于孔子的人所作的。这样看来，《春秋》既非前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之史官记载史迹的作品，就时代背景、思想内容看来，亦不似晚于孔子之人所为，且有人托为孔子所为，孟、荀诸子必不贸然信之，我们如说现在流传下的《春秋》不是孔子所修，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来都不能正确。
4.从《春秋》的背景看。《春秋》所代表的时代背景，当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也正是孔子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如《春秋·宣公十五年》记“初税亩”，而在《哀公十一年》记“用田赋”，这是两重纳税，与《论语·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情形正合，大约是旧时田制与税则俱破坏，而鲁君又令人民二重纳税的现象。这种君王不行“仁政”的情景，孔子是目睹了的，与孔子的政治理想是相去甚远的。但这也恰恰表明《春秋》与孔子的时代相合。再，在《春秋》中，尊王攘夷的观念颇浓厚。《史记·孔子世家》叙孔子修《春秋》曾说：“乃因史记修《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这种尊周攘夷的观念，在稍后的儒家，因为时易世异，即不会发生的。例如孟子总算是贵王贱伯的，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告子》)然而在他的书中，却不见有如何维护周室尊严的论调。后来有人嘲笑孟子说：“当日尚有周天子，如何声声竟王齐?”可见在孟子时已不觉地忘了尊王攘夷的观念了!这正足见时代不同，则思想因之而异。如说《春秋》是孔子以后孟子以前的人所作，则既所处之时代不同，自然也不会产生尊王攘夷的观念，“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故由其思想之背景看来，《春秋》也不像孔子以后的人所“笔削”。这些都是很确切的证明。
5.就《春秋》的来源看。《春秋》是依鲁史“笔削”而成，不是可以任意向壁虚造的。假如不是孔子所修，而为孔子以后之人之所伪托，则他从何处能得来鲁史已颇成问题。故必如孔子生于鲁国而且又身居显位，才能得见鲁史，才能伪为“笔削”之业。儒家的后辈在鲁国居显位的，除子思外，实无他人。如为子思所作，则必为荀子所攻击，而且也不必有“《春秋》正名”、“尊王攘夷”等等观念。如非子思所为，则从原始材料一方面看来，既有点不可能，而且也不必有“《春秋》正名”、“尊王攘夷”等等观念，因为时代总是不同了，必有露出马脚的地方。
6.就《左传》的续经看。《春秋》本是终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但在《左传》中则有续经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这三年中，《左氏》续经为数不多，但在这不多的续经之中，据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看来，已有很多与《春秋》不同的地方，例如：
“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六月……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证曰：……弑君之罪重矣，何暇详其先幽后弑哉?“执”为中国讨罪之辞，岂可以臣下施之君上?既曰陈恒，又曰齐人，孔颖达引伪例曰：“齐君无道，以纵释陈恒之罪，大违夫子请讨之义。”
“有星孛。”证曰：经无此阙疑法。
“成叛。”证曰：经无此书法。
在两年的续经中就有这些毛病，可见纂修《春秋》，本出一人之手，若稍有伪窜，也并非易事，很易受后人不谨严的批评，不合孔子的思想的批评。由这一点看来，也似必为孔子所修的。
7.从《公羊传》来看。《公羊传》的著作年代，我们不能断言其早，但是《公羊传》的作者似乎未曾见过孟子，这一点是可以推证的。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在《公羊传·昭公十二年》解释“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说：“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注：子谓孔子，乃，乃是岁也。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后作《春秋》，案史记，知‘公’误为‘伯’，‘子’误为‘于’，‘阳’在，‘生’刊灭缺)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其文词与《孟子》不同。在《孟子·告子》篇说：“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世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在《公羊传》是记在僖公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的，《公羊传》说：“此大会也，曷言末言尔?桓公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而在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下则云：“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尔?贯泽之会，桓公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犹曰莫我若也。”这尤可见《公羊传》的作者未曾见过《孟子》，所以文词大相出入。这一种现象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春秋》曾经孔子“笔削”，在《孟子》与《公羊传》上都有记载，不过说法稍有不同，《孟子》非取之于《公羊》，《公羊》亦非取之《孟子》，而是各有其所依据，并非无根之谈。
8.从《论语》书来看。答“子张问十世”，和答“颜渊问为邦”两节，最为今文家所喜征引，说这是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现在我们仔细读这两节话，真的觉得平淡无奇，一点也看不出是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是如说《论语》之中，关于《春秋》的话，简直一句也没有，这样一件大事，《论语》中找不出一点线索来，依我个人的意见看来，这也殊不尽然。讲《公羊传》的人讲起《论语》来有的颇好附会《春秋》的微言大义，例如《颜渊》篇：“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他们以为这是就鲁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云，季辛又云，鲁昭公利用云聚众以逐季氏而言。樊迟之问，孔子之答，都是有为而发，不过这也不足证明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只可说这是他们游于舞雩的感想。不过在《卫灵公》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这可见得孔子确曾见过原撰的《春秋》，这一章当与孔子修《春秋》有关。至于《论语》明不载孔子修《春秋》，则《论语》中所未载的事情正多，殊难以证明孔子未修《春秋》，所以《论语》虽未明显记载，然而并不可以以此来加以否定。
近人因《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之“笔削”《春秋》，或以《孟子》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而以为只“取”其义，而非“作”其义，故云“《孟子》此说，与他的孔子‘作《春秋》’之说不合，而却近于事实”。又说：“孔子主张正名，是《论语》上说过的。不过按之事实，似乎不是因主张正名而作《春秋》，如传说所说；似乎孔子取《春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孟子》所说：‘其义则丘窃取’者是也。”这一个解释是很好的。但决不能说只“取”其义，就不能“作”《春秋》，因为“取”与“作”并不是矛盾的。或者孔子因为读到未修的《春秋》，而感觉其义可“取”，感觉历史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训，因取不修《春秋》而“作”之。《孟子》此说，与他的“孔子作《春秋》”之说，并没有什么不合。至于或因《孟子》之说多不可信而不信孔子作《春秋》，这在我们要看事论事，不能因《孟子》之说有不可信的地方而否认其一切可信的地方。《春秋》曾经孔子“笔削”，从种种方面都可以推证出来，而且那位使人误会了他要取消他的真姓而以疑古为姓的钱玄同先生也说，“《春秋》一定是一部托古改制的书”，“不是普通记载事实的态度”，是“经笔削”过了的，则我们也大可看出孔子“作《春秋》”之说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话虽如此，但汉儒谓“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样的以修《春秋》是如何神秘的说法，似乎渲染过甚，我们当仍视为无根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