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名起源的时代

自来以为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运》篇，但是庄子书中说六经的还有两处：1.《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2.《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但是《庄子》的《外杂》篇从苏轼、罗勉道、焦弘、王夫之以来都很怀疑其“非《庄子》之书”。姚鼐对于《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说：“此亦汉人语。藏书者，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近如对于老子《道德经》不甚信之的胡适之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说：“这二十六篇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九是假造的。《天下》篇决不是庄子自作的。”则与《天道》篇文笔相近的《天运》篇更可见其为秦汉间人的作品了。试将此篇与《荀子》他篇作一比较，则其后人作伪的痕迹显然。《荀子·劝学》篇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在荀子的意思，《礼》还不在经之内的。所以杨倞注说：

经谓《诗》、《书》，《礼》谓典礼。

可见在荀子的时候，六经之名还未形成，所以荀子在《劝学》篇只说到《礼》、《乐》、《诗》、《书》、《春秋》，在《儒效》篇也只说到《诗》、《书》、《礼》、《乐》、《春秋》，都没有说到《易》。在他以前的庄子当然更不会说到什么六经十二经了!这样看来，“六经”一词虽始见于现在的《庄子·天运》篇，但我们决不能说早于荀子的庄子之时已有“六经”之名了。

儒家的《诗》、《书》被称为经，既然不在庄子之时，那经名究竟起于何时呢?现存古籍中，只有管子的《经言》、《区言》，老子的《道德经》上下篇，墨子的《经典》、《经说》，算是比较称经最早的，其余如李悝的《法经》在《汉志》中本称为《李子》；《孝经》一书，虽见引于《吕览》，而儒家正统的孟、荀从未提过，现已可肯定它是汉代人作的；《道经》则不明其为何人之书；《韩非子》内外《雠说》之分经传，都是晚出的书，可以存而不论。我们只一比较《管》、《老》、《墨》三书的后先，则经名起于何时当可以立辨。《管子》一书，前人已疑其伪，吾友罗根泽氏《管子探源》，更疏通而证明之，可无疑其为秦汉间伪托的作品。老子《道德经》是道家的格言集，我曾用“发”字的统计方法来证明其书之出当在《庄子》之后(详见1933年《学文》第四期)，就其“法令滋彰”语，“法令”二字连用必出法家主张重令之后，而且谓之“滋彰”，其成书之晚尤极显明。此三书中，只有《墨子》相对而言要早些，而且经名起于《墨子》的《经典》、《经说》，我更觉有五点可以相信的地方：

第一，《庄子·天下》篇说：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天下》篇虽不一定是庄子自作的，但这篇较六经不称经而叙《墨子》称经，当比较的可信。王、董、宣、姚、梁均以为《庄子》之《自序》，《墨经》比之儒家称经要早。可以说这一篇是能够得到很确切的证明的。

第二，我们知道名、墨是相訾应过的，《墨经》中有驳惠施、公孙龙的地方，其书虽不甚早，但其学理艰深，决非出于追记，或后人所能依托的；其书之称经当然比《管》、《老》二书要可信些，而且在《荀子》成书以前也当早就有了的(详见下)。

第三，就《荀子》书来看，《荀子·正名》篇说：“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这两句是自来不得其解的。有人以为《墨子·经说上》“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若矢过楹”即此“非而过楹”之所自出，“而”与“矢”、“谒”与“过”在篆文上相似，因而致误。这样看来《荀子》本书是引过《墨经》的。

第四，最足以证明的是就影响来看，《墨子》有经有说，既是真书，而墨子之徒又那样诵读，当时孔、墨并是显学，当然很容易引起他家的模仿的。《管子》的《经言》，韩非的《储说》，都是显例。如若真的有哲学诗式的老子《道德经》，或是有教科书式的分章的《孝经》，则一定也当有模仿它的作品。然而就其影响来看，只见有模仿《墨经》的，这尤足以证明《墨经》是称经的始作俑者了。

第五，《墨经》称经也比较他家有理由些。因为经名实是在不“冯傅竹木而起”(详下)，而是因经而径直可为常法而来的。《墨经》中的文体，例如“誉明美也，诽明恶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这种词句确比他家来得简直。而如“平同高也，虑求也”；“圜，一中同长也，方柱隅四”。内中的含义也比较的是永久不易的真理，可以为常法的。故以其形式与内容来看，《墨经》之首先采用经名也比他家有理由些。

所以依据上述的五点看来，《墨经》固比他家为早，而可以相信的理由又多，这是我历年所持的意见而益信其如此的。再只证明经不是“编丝缀属之称”就更可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