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名起源的缘由

上面我们推证经名起源的时代是当以《墨经》为最早，就它的时代而论，那已不是书籍初起之时，因为在《墨经》以前，有《诗》、《书》的存在，如若经名果是“冯傅竹木”而起，则《诗》、《书》在《墨经》前早当称经了!而章炳麟的说法更觉有五点可以令人怀疑的地方：

第一，在《论语》、《孟子》的书中，屡屡提到《诗》、《书》，这些在儒家典籍中都极重要的，而不见有经名。孟子说过，“于传有之”，又有“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有书有传有籍而不称经，显见《书》之称经是比较晚的，不是“冯傅竹木”而起的。

第二，《荀子》说：“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礼》在《诗》、《书》等经之外。依照简册制度看来，《礼经》是当与《诗》、《书》一样的，何以《荀子》不将《礼》也列在经内呢?可见经在荀子时还不是书籍通称，更无论其为“冯傅竹木”而起，或是“编丝缀属之称”了。

第三，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都用的是方策，经以竹简书写，用“编丝缀属”成书而称之为经，此则专指简策。当然要“编丝缀属”；“纶”也是比竹成册的，当然也要“编丝缀属”；何以同样的装订法，一则为之经——线装书，而传、纶偏就以长短说，独不得“锡以经名”呢?且依简策长短而言，“经”亦当以长短言，则当称为长书、修书，不当占有“编丝缀属”之专名。所以依装订与简策长短来区分都是不很合理的，且恐怕也不是古代书籍方萌芽的时候所应有的吧?故就分类而言，“经”也未见得是“编丝缀属”之名。

第四，更就简册制度来论，据汪继培、徐养原的《周代书册制度考》，日本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来看都可以见得“经”不当占有书籍之名。《书林清话》说：“古书只有竹简，凡竹简必编以绳，亦护以革。《史记》记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刘向《别录》：‘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南史·王僧度传》：‘楚王家书青丝编。’”《古文旧书考》说“大抵上品用韦，下品用丝也”。此古书简策的繁重，自当以韦以绳编系的多些，故叶氏只说以绳以革，而岛田翰则谓下品用丝，然则即令是将“冯傅竹木”而起的，不当专以下品用“编丝缀属”之经命名是显然的。

第五，现在我们更从卜辞和金文来检讨吧。在卜辞中，据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所列，“册”字共有七个形式，作、、、、、、。在金文中，据容庚的《金文编》所列，共有二十三个形式(详见《金文编》卷二，兹不一一列举)，也和卜辞中的相去不远。这些“册”字虽各不同，我们却很可以见得《说文》“册”下所说“像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由这些“册”字之象形，而明了所谓二编只是横的而不是纵的。若然，则即令古代简策是以丝编缀的，也只可以谓之为纬，而不当名之为经。所以，依据上述的理由来说，无论由字形来看或由简册制度来看，或由简策的分类来看，“经”都不应当是“冯傅竹木”而起的“编丝缀属”之称，何况在荀、孟之时“经”还不是一切书籍的通称。章炳麟对于经名的说解是不合古代实际情况的，经名产生的缘由是在其意义上而不在简策上，我们由此也可以断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