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时代
就现存《尚书》廿八篇看来，除掉周书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十六篇或是当时史官的记载外，《商书》的《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这四篇据现在的甲骨文字看来，绝非当时史官所定，或是周初史官据旧史而追记润色。剩下来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牧誓》、《洪范》、《金縢》，大概都是春秋末年以至西汉初年的作品或改作。现在试将这八篇的著作时代略略分述于下：
1.《尧典》。《尧典》开始的第一句“曰若稽古”，本来就告诉我们那不是当时史官的记载；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上说：
《尧典》一字皆孔子作，凡有四证：王充《论衡》：“《尚书》自‘钦明文思’以下何人所作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谁也?鸿笔之人也。鸿笔之人何人也?曰：孔子也。”则仲任尚知此说，其证一。《尧典》制度与《王制》全同，《巡狩》一章，文亦全同。《王制》为素王之制，其证二。文辞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等，调谐词整，与《乾卦》彖辞爻辞“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乘”同，并为孔子文笔，其证三。夏为禹年号，尧、舜时禹未改号，安有夏?而不云蛮夷猾“唐”猾“虞”，而云猾“夏”。……其证四。
康氏以为孔子作，据《孟子》书之引《尧典》看来，似乎孟子时是有《尧典》的。但是其制度与汉文帝时之《王制》相同，而文辞又有一些如是之调谐词整，这明明告诉我们，其不惟不是孔子作，而且至早是西汉初年改作的。近年顾颉刚氏以为：
(1)秦始皇三十二年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又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南海三郡。然今之《尧典》，则有命羲和宅南交、命和叔宅朔方之语，据疆域看来，《尧典》绝不能早过于秦的。因为南交就是汉之交州，所谓交趾，是战国时代的《禹贡》上所没有的；而朔方一名，见于《诗》之《出车》、《六月》，只是今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的地方，与汉武帝时之朔方郡在今之内蒙古阴山山脉以南、鄂尔多斯草原以北者相去绝远，因为据《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诗·大雅·韩奕》的“王锡韩侯，其追其貃，奄受北国”看来，周的疆域是不到今内蒙古的。而汉之朔方郡，在汉武帝以前，在《史记·秦本纪》、《赵世家》、《匈奴列传》上都只谓之“榆中”、“九原”、“高阙”、“河南地”；在《汉书·主父偃传》、《严安传》、《食货志》上也只谓之“北河”、“新秦中”，到了汉武取《诗》语“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来美卫青，才名河南地为朔方郡。可见《书·尧典》“申命和叔，宅朔云”之所的“朔方”，显然地不当指陕西、河南、山西交界的地方而言，而是指汉武帝时的朔方。交趾的命名也是汉武帝元鼎元年才有的。由此看来，现在《尧典》中的《羲和四宅》章显然是汉武帝时编入的了。
(2)现在的《尧典》巡狩四岳章是取自《王制》的。《王制》为文帝使博士诸生谋议巡狩封禅事而作者，其录入《尧典》则当在汉武帝现此种事实之后。且就文字看来，《王制》说：“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尧典》则为“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王制》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尧典》则南巡狩曰“如岱礼”，西巡狩曰“如初”，朔巡狩曰“如西礼”，比较明白简练，显然是《尧典》袭《王制》的。
(3)就“肇十有二州”这一句看来，自有分州之说，只是定为九数，传统悠久，在齐侯镈钟，《左传》之《襄四年传》、《宣三年传》，《国语·周语》下，《禹贡》，《吕氏春秋》上，都是如此的。到了汉武帝穷兵黩武，疆域日大，元封元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就《汉书·地理志》所记，除司隶校尉部等于秦之内史及明清之直隶不在州数外，其余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正好十二州。《尧典》“肇十有二州”，只是当时疆域的反映。
(4)篇末有“咨汝二十有二人”这一句，司马迁、马融、郑玄、朱子、林之奇、王引之诸人的说解共有六种之多。其实本不当是十二牧、九官、四岳，而当是九牧、九官、四岳二十二人。因为改九州为十二州，所以使后人“解不清”，这也显见是删改之迹。他从疆域上、制度上、文辞上、意义上来证明“《孟子》所引为战国时之《尧典》，吾侪所见则为汉武帝时之《尧典》”，真是“援据该博，辨析精详”，不愧为胆大心细的考证，而《尧典》一篇之时代，我们大略地可以推知了。
2.《皋陶谟》。《皋陶谟》的著作时代，现在还没有人来作专门的考证。本来《尚书》是害了“大头症”的，开始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比后来的二十五篇(《洪范》除外)要整齐严肃，就文体上看来，写定是晚的。其中：
关于人格发展的阶段，如云“慎厥身修……敦叙九族”。
关于天人一致的观念，如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关于折衷主义的伦理，如云“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都好像儒家形成以后的口气，可以疑为孔子以后才写定的。其实，除这三点以外，其可疑为战国末年作品的，还有数证：
(1)是所谓“五辰”、“五典”、“五服”、“五采”、“五色”、“五言”，这都应该是五行观念极发达以后才构成的。所以不谓之四时而谓之“抚于五辰”；“五典”是只可释为五常的；“五言”也只可释为五声之言；服的色彩以五为数，也是含有五行的意义的；这自然要晚于朴素的五行观念，在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之后。
(2)是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无论依今文《尚书》说“中国方五千里”，还是依古文《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其疆域观念与《禹贡》相同，也是与《禹贡》同时写成的证明(说详下)。
(3)是所谓“予乘四载，随山刊木”。这与《孟子》中所谓“禹八年于外”的说法不同，可知孟子未见此篇，而此篇之作者也未见到《孟子》，亦为战国中世以后所作之一明证。
(4)是所谓“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则其所指疆域显然是很大的，这也是战国中世以后才有的。
(5)是所谓虞廷君臣庚歌之辞“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乃庚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这既不像三百篇的诗歌，也不像春秋时代的徒歌，显然可见其出于战国之世的。其他如所谓“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苍生”一词，也是可疑的。要之，合上所列的，足见其所出当为战国中世以后。
3.《禹贡》。《禹贡》不是真的夏代的作品，由殷代文字的始形发达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近年卫聚贤的《禹贡考》更用《春秋》与《孟子》来证明此篇之作期为战国末年，即公元前316年—前290年之间。因为：
(1)《禹贡》上说：“厥赋……”在《春秋》上却是鲁哀公十二年始用田赋。若是真有井田制，则依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按那“同养公田”制是没有赋制的存在，夏代若有井田当无赋制。假使井田的话不确，鲁国于哀公十二年始“用田赋”的；鲁是兖州之一，是兖州于春秋末年始用田赋，何以《禹贡》于兖州说是“厥赋贞”呢?这分明是春秋末年以后的情形。
(2)《禹贡》上说：“作十有三载乃同。”在《孟子》上却说：“禹八年于外。”《禹贡》上明说禹治水十三年，孟子若见到《禹贡》，不应说八年。孟子是吹嘘禹功的，不应把十三年缩短了五年作为八年。
(3)《禹贡》说：“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孟子》说：“排淮、泗而注之江。”《禹贡》上明说淮水入海，孟子若见到《禹贡》，不应说淮水入江。
(4)《孟子》说“决汝汉”，而《禹贡》上有“渭”无“汝”，《孟子》却有“汝”无“渭”，若孟子见到《禹贡》，不应出此入彼。据上两项，孟子是没有见过《禹贡》的。换句话说，《禹贡》在《孟子》后(见《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8期，1928年)。的确，在《孟子》中，只还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不过以为中国方三千里，而《禹贡》上却说：“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这至少是以为中国方五千里疆域观念，比孟子时又不同，当然是较晚些。郭沫若说：“中国古代的疆域只在黄河的中部……而在《禹贡》里面所谓荆州、青州、扬州、徐州等等居然已经划州分贡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并且所划的土如像甸、侯、绥、要、荒的五服，每服规规整整的五百里，这除最近世有以经纬度为疆界的近似的办法以外，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事实。”(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古代的疆域固未必只在黄河的中部，然而规规整整的五百里的五服，确是不当有这样的事实。这只是战国末要求大一统的一种表现，足证其为战国末年的作品而已。
4.《甘誓》。《甘誓》一篇，也可疑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因为：
(1)是所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这里之用六卿六事，在西周时代是没有这种官制的。《诗经》中常说的只有“三事”，《顾命》中列举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也无所谓“六卿”。《墨子·明鬼》篇也只引为“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今本之作“六卿”，当是后来改的。
(2)是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与三正、建子、建丑、建寅都像是战国时代才有的名称。因为三正说必起于《春秋》修成以后，在此之前是必不当有的(说更详下)。这一篇在《墨子·明鬼》下引作《夏书·禹誓》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长，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俞樾疑为玉，即宝玉)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虽然也有五行三正之词，但是《墨子》是由三墨传下，其写定也甚晚，未必真是墨子本人所写，而就其所引之文字看来，也很卑近，其为战国时之作品实可无疑。今本《甘誓》文辞比较整洁，当然更要晚些。
5.《汤誓》。《汤誓》据今本《尚书》看来，是没有积极的证明可以见其为战国时作的。《孟子·梁惠王》篇也引过其中的两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但是这一篇文词之卑近，也未必是春秋时的作品。傅斯年在《周颂说》上以为“《汤誓》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作的”。又说：“《牧誓》、《洪范》出来应甚后，文词甚不古，《牧誓》已是吊民伐罪之思想，和《诗》所记殷周之际事全不同义解，当和《汤誓》同出战国，其时儒者为三代造二誓以申其吊民伐罪之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就文体与思想看来，《汤誓》确与《甘誓》相近，恐怕是不能早于战国的。
6.《牧誓》。《牧誓》中的文字不如《周诰》之古，这已告诉我们它的时代之晚。其中如：
(1)“时甲子昧爽。”这种纪日法在《周诰》中是没有的。在《召诰》中的纪月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在《顾命》中纪月日：“惟四月哉生魄……甲子……越翼日乙丑……越七日癸酉。”所记都如是之详细，而此篇则甚为简单，足见其作风之不同，显见是较晚时的作品。
(2)在《诗·大雅·大明》中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谅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与此篇的记载不同，只是作此篇忘了加入诗中的叙事，决不是诗人之作诗时不叙此篇所记的，因为诗人夸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如若武王真有那些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随同伐商，诗人不当不加以夸饰而只描写“维师尚父”的。
(3)篇中说到庸、蜀、羌、髳、微、庐、彭、濮这些部族，而在《立政》中却只说到“夷微庐蒸”。蜀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是始于秦司马错的伐蜀，而在武王时是不当有的。
(4)最显明的其为春秋时代作品的，则是所谓“夫子勖哉”、“勖哉夫子”。“夫子”本是大夫之称，在春秋时才习见的。而此则已屡屡地称“夫子”，亦足见其时代之晚。(关于夫子之称，详见拙著《诸子名谊考》，载《学文》1931年第二期中)
7.《洪范》。《洪范》的写定在战国之世，由于《墨子·兼爱下》篇引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与今本《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略同。足见《洪范》在墨子时还未写定。其文体用“初一日”、“次二日”、“次三日”等等，分析显明，这也足见其出甚晚。但《吕览·贵公》篇已引过《洪范》，则在秦未统一以前，是已产生了的(详见《东方杂志》二十五卷二号及刘节：《洪范疏证》，载《古史辨》第五册)。
8.《金縢》。《金縢》一篇，袁枚等人都已疑过。据现存的《尚书》看来，可无疑其为春秋以后的作品。因为：
(1)篇首云：“既克商二年。”这是不合于金文中记载年时之法的。
(2)篇中说：“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典珪。”这和给小孩玩耍一样，说是你许我，我就给你璧与珪，你不许我，我就藏了璧与珪不给你。周初人的迷信程度相当深，不应该对于鬼神有这样轻蔑的说法的。
(3)篇中说：“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就诗的本意看来，既不像是周公作来送成王的，而《孟子·公孙丑》篇且说是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也不以为是周公所作的。则此篇写定的时代当然甚晚。
(4)篇中云：“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而其结果是“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岁则大熟”。不合情理，不合事实，决不是当日的信史。以这四证看来，可无疑为春秋以后的作品。这一篇在汉代的今古文两派解说不同，“或以为葬疑，或以为信谗”(用王充《论衡·感类篇》语)。而孙星衍、皮锡瑞又主张自“秋，大熟”以下是《州官姑》的逸文，则此篇可疑之点正多呢!(参看卫聚贤《金縢辨伪》，《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十二号，1927年12月)
廿八篇之今文《尚书》，除上列举八篇，证明其为由战国初年以至西汉初年的作品外，《费誓》经近人余永梁的《费誓的时代考》认为是鲁僖公时的作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1927年11月)。其实《吕刑》这一篇也颇可疑的。真的西周作品实在不多。《墨子》引书有所谓距年、术令、相年、禹誓、汤说、禽艾、汤之官刑、武观、三代不国、总德、子亦等等，当是春秋以后人所作。要之，《尚书》二十八篇，其非孔子定则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