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时代
在上文中，我们从各家的论证看来，卦辞、爻辞不一定是文王、周公所作，《系辞》、《文言》出于孔子以后，《序卦》、《说卦》、《杂卦》本为河内所得，其出更在宣帝以后。《彖传》、《象传》，讨论的人较少，但崔述等也以为出于孔子以后，我们已可以大概知道经传产生的年代了!不过卦辞、爻辞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有的，什么时候结集的?《彖》、《象》两传与《系辞》、《文言》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各有先后?这些地方都应详细加以讨论。现在将《周易》按照内容和篇目，分为四组，略考其年代如下：
(一)卦辞与爻辞
卦辞与爻辞，在旧日认为文王、周公所作，在近代亦多以为西周时代的产物，其实前者固已失之，而后亦未为得也。在近多少年来，考证《周易》卦爻辞时代的文章，要以顾颉刚先生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及他的弟子李镜池所作的《周易筮辞考》两篇较好。顾先生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推定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当为西周的初叶。他是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做分析的：在积极方面，从卦爻辞中的：(1)王亥丧牛羊的故事；(2)高宗伐鬼方的故事；(3)帝乙归妹的故事；(4)箕子明夷的故事；(5)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在消极方面，从卦爻辞中的：(1)没有尧舜禅让的故事；(2)没有圣道的汤武革命的故事；(3)没有封禅的故事；(4)没有观象制器的故事。证明《易》的卦爻辞是作于西周初年。他说：
所以，我们可以说：《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那时没有儒家，没有他们道统的故事，所以它的作者只把商代和商周之际的故事叙述在各卦爻中。《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那时的上古史系统已伸展得很长了，儒家的一套道统的故事已建设得很完成了，《周易》一部新书，加入这个儒经的组合里，于是他们便把自己学派里的一副衣冠罩上去了。(《古史辨》第三册，页二五)
他在结论中更说：
于是我们对于《周易》的经传可以作大体的估量了。作卦爻辞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后来消失了的，作《易传》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辞时所想不到的：从这些的故事的有与没有上，可以约略地推定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它里边提起的故事，两件是商的，三件是商末周初的，我们可以说，它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著作地点当在西周的都邑中，一来是卜筮之官所在，二来因其言岐山，言岳，都是西方的色彩。这一部书原来只供卜筮之用，所以在《国语》(包括《左传》)所记占卜的事中引用了多少次；但那时的筮法和筮辞不止《周易》一种，故《国语》所记亦多不同。此书初不为儒家及他家所注意，故战国时人的书中不见称引。到战国末年，才见于《荀子》书，比了《春秋》的初见于《孟子》书还要后。《春秋》与《易》所以加入《诗》、《书》、《礼》、《乐》的组合而成为六经的缘故，当由于儒者的要求经典范围的扩大。(《古史辨》第三册，页四三)
他这一篇文章所提出的意见，可以使我们认识《易经》著作年代一个大概的轮廓。他在积极方面所举出的故事虽确是殷周之际的，但是依我的意见看来，这不能断定《易》的卦爻辞出于西周初叶，即如《楚辞·天问》篇有：“该秉季德，厥父是臧，故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山海经·大荒东》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楚辞》与《山海经》都是春秋以后的作品，一样地保存有较古的故事，《楚辞》的“该”即王亥，“有扈”是“有易”之误(据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易》卦爻辞保存有王亥丧牛羊的故事，这虽是顾先生的发见，然而还不能以此等故事之叙述，即为其著作时代在西周初叶的铁证。不过他所举的几个消极方面的证据，倒可以使我们相信《易》的时代不至于晚在春秋以后。但是在《左传》、《国语》中所记与今本《易》卦爻辞不同，足证《易》之有定本，其时间是更要晚些，这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顾颉刚先生的弟子李镜池所作《周易筮辞考》中说：
我们读《左传》的筮辞，知道了三宗事情：
第一，《左传》所载的《繇辞》，与今《易》略有不同，如“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僖十五年)今《易·归妹·上六》是“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天攸利”。虽然所差甚微，但其有不同的地方可知也。
第二，《左传》所载的《繇辞》与今《易》完全不同，如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僖十五年)今《易·蛊卦》卦辞为“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又，“晋侯将伐郑……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阙目。’”(成十六年)今《易·履卦》卦辞为：“《履》，亨。出入无疾；问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观《左传》所载，我们又不能承认它是一种《繇辞》。但它与今《易》完全两样。前人对于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只好含糊的说，是“卜筮书杂辞”(杜注)；“是杂占之辞”(僖十五年《正义》引刘炫语)。若果我们把“现存的《周易》是完全无缺的”这种观念、这种成见除去，我们就很可以承认那些《繇辞》就是《周易》里的“卦辞”的一部分。……《周易》是编纂而成的，其卦爻辞亦必很复杂。现存的样式，难保不是经过第二次编纂。我们看《左》、《国》筮辞无九六的名目，说它是经过第二次的编纂是很可能的事情。即不然，它也难保没有遗漏。
第三，《左传》所载，还有卜官筮时临时撰辞。如，“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闵二年)又如，“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昭五年)这些话很与卦爻辞有相近的地方。其实卦爻辞的原始也不过卜史作的与此相类的文章。我们虽不敢说《易》卦爻辞有后加的材料，而它总有窜入的可能；只是我们研究卦爻辞，还是保存很古的色彩，可以不必作这样的怀疑。
他这一段话是来说明卦爻辞在秦火以前有遗佚的。他始终因为“我们研究卦爻辞，还是保存很古的色彩”，所以相信“卦爻的编纂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不敢说《易》卦爻辞有后加的材料”，虽然是觉得“它总有窜入的可能”，然而“可以不必作这样的怀疑”的。这种态度当然是很谨慎的。
据我的意见看来，卦爻既是编纂而成，它保存很古的色彩未必即为其著作年代在西周初叶之确证，则其编纂年代实有许多可疑之点。现在我请提出六点来证明《易》之卦爻辞的产生应当是在东周初叶或者说是在春秋的时代。
1.卦爻辞中有许多用“大人”字样的，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统计，“大人”一词，单举的有十一处，大人与小人对举的有一处。他说：“全经中合计大人十二处，君子十九处，小人十一处，大人可以和小人对举，君子也可以和小人对举，而大人不曾和君子对举。但《革卦》九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虽不同爻辞，而对举成文。虎强于豹，大约大人比君子还要强一点罢!”(该书页五四)大人的字样，不见于金文；在《诗》、《书》中，用的也少(《尚书》中无)。只有《诗·小雅·斯干》中有：“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小雅·无羊》中有：“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这两首诗姑且承认其为西周时诗，但是就其文义看来，“大人”决不是高于“君子”的阶级，可见“大人”在西周尚非尊称。但在《论语》中就不同了!《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大人的地位才比圣人高。然则《易经》中用了许多“大人”，岂不明明告诉我们《易》卦爻辞的产生要在东周初叶或是春秋之世吗?此其一。
2.卦爻辞中还有两处用“大君”。例如《师》上六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履》六三的“武人为于大君”。“大君”一词，在《尚书》中无有，《诗经》中也无有。这不合于《诗》、《书》之用词，也是极可疑的。如《易》的卦爻辞为西周初年所产生，则必当有影响，《诗》、《书》亦当见之。而今两书并无此词，则亦足见《易》之卦爻辞的产生要在东周。此其二。
3.卦爻辞所反映的社会也不像是由渔猎初进到农业的社会。在《蒙卦》六三说“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这里“金夫”一词，表示有资财的人，其并非用土地等来表示财富，当然只可解释拥有“金”一类资财或金属货币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在殷代及西周时代才开始使用货币，例如贝币，然而这些货币使用的范围并不甚广泛。在《诗经·小雅·小宛》中说：“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谷?”《卫风·氓》篇上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可见当时尚未脱出自然经济物物交换之域，即如许多赏赐，如：矢令簋之“姜赏令贝十朋”，《诗·小雅·菁菁者莪》“锡我百朋”，也都还在用贝，更可见金属铸的货币尚未流行。而《易》卦爻辞乃用“金夫”之词以表示有产阶级的个体，即便此人仅拥有大批“金”——铜和锡，但这岂是周初业所能有的现象?在国家垄断采矿业、金属冶炼业的条件下，“金”并未普及到民间，“金”作为等价交换物还不够现实，这起码应是手工业、工商业相当发达以后的情景。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也立刻可以感觉到这是西周以后，工商业较发达，货币经济也较发达才能有的现象，《易》卦爻辞所代表的社会很易见其正当在春秋之世的。此外，在《噬嗑》九四说“噬干胏，得金矢”，同卦六五说“噬干肉，得黄金”，《解》九二说“田获三狐，得黄矢”，《姤》初六说“系于金柅”。以得“金矢”、“黄金”、“黄矢”为言，也是重“金”的现象。其时代已渐渐走入货币经济时代，也可以由此得到一个旁证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整理者按，后定名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由爻辞：(1)“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旅》六三)(2)“旅焚其次，丧其童仆。”(《旅》九三)(3)“亿丧贝。”(《震》六二)这三条，说：“资贝是当时的货币，资字亦从贝，金属的货币尚未产生。”他这种推测正是由于估作《周易》是在西周初叶产生的缘故。其实由“旅即次，怀其资”看来，所表示的时代也并非领主经济的现象，而有了一丝小农经济萌芽的意味，这是颇可以想见的。而金属的货币，在西周非可以产生，但就重金的现象看来，其现象是应该要晚于西周的。此其三。
4.在《易·履》九二说：“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归妹》九二说：“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蛊》上九说：“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所谓“幽人”，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实在是有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有了他们隐居生活而后才有的现象。郭沫若说：“这(幽人)好像都是很有礼义道德的君子，不一定就是史巫，或者是所谓‘不事王侯’的当时的智识阶级罢。”他这话还未提出这是有了智识阶级而且有了隐居生活的现象。这种现象，必不发生于周初，因为当时的智识阶级正是贵族，而这一般贵族正是支配着小百姓的，在政治上他们正得势，没有隐居的必要，在经济上他们也未发生动摇，也没有隐居的必要。这种现象，必到西周末叶或者东周之世，贵族逐渐没落，“士”的阶层逐渐被排挤出贵族行列，这样才可以发生出来。我们固可以推测其为西周中叶以后的情形，然而由其他证据看来，如《诗经》的二《雅》中无隐居生活的痕迹，这种智识阶级过着隐居生活的现象是以发生在春秋之世者才逐渐为多，《周易》有“幽人”等词，实当是东周初叶以后才有的现象。此其四。
5.在卦爻辞中，有许多是用韵的，而且有不少是很有诗意的。如：(1)《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斑如；匪寇，婚媾。”(2)《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3)《离》卜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4)《离》九二：“日昃之离，不鼓岳而歌，则大耋之嗟!”(5)《井》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6)《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些句子，不少绘影绘声，亦哀亦怨之作，令我们读来，或如读《诗三百篇》或如读屈原《离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更是很好的比兴的诗歌。这些词句，能发生在西周的初叶吗?我们只看在《诗三百篇》中比较的《周颂》，如：(1)《清庙》：“于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2)《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我们很可以感觉得到《周颂》的词句比较地深奥拙劣，而《周易》中这些词句是比较地浅显进步。《周颂》的著作年代不能早于成康，尚且如是之古奥拙劣；令人读着如读《诗三百篇》，如读屈原《离骚》的《易》卦爻辞，其时代较晚，尤为可知。我们说这些比兴的诗歌，当成于东周初叶，实不为过甚之谈。
6.由上文所引的各家之说，我们可以看出：(1)《周易》的文字在《左》、《国》中有与今本不同者。(2)在《史记》、《战国策》中所引《易》的卦爻辞也与今本不同，例如：《史记·春申君列传》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战国策》作“狐濡其尾”，而今本《易·未济》作“小狐汔济，濡其尾”。(3)惠栋《易例》称今本初九、初六、用九、用六等词乃系汉人所加。(4)孔、孟诸子未曾见过所谓《周易》，所以有人说爻辞现在之形状，或成于汉初之时。则我们亦可由此推知《易》的爻辞实非完成于西周初叶，因为，如果卦爻完成或于西周初叶，则①在春秋之世，早有相当的定本，何须卜筮之人自撰繇辞，如：《左传·闵公二年》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国语·周语》的“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何以在《左》、《国》中竟有完全不同于今本的繇辞，如：《左传·成公二年》的“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成十六年》的“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②《易》的卦爻辞，也颇多与儒家思想相合的，如早有相当的定本，则博学而无所成名的孔子，平时极注重文献的，何以竟不提及?直到荀子之时，还未作为儒家的经典呢?这些也可以使我们很明白地看出《周易》的撰著，不过在东周初叶，所以在春秋时，尚无定本出来，引用不免有些出入，有时还须自撰繇辞，博学如孔子者尚不自知，至东周末尚不为儒家所重。如早成于西周初叶，其影响所及必不同。
要之，我们由卦爻辞之用词如“大人”、“大君”等之不合于《诗》、《书》，由卦爻辞之时代背景之接近东周的情形；由卦爻辞之思想和文学之非西周的产物；由卦爻辞之定本或成于汉初之时，都可想见其著作年代不当在西周初叶而当在东周初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以《易》为西周初叶的作品，但他在《金文丛考》中则亦改变其意见。他说：
卦象宜于作花纹图案，然于彝器之花纹中绝未有见。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为金文所绝无。金文无与天对立之“地”字，天地对立之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之观念亦当后起矣。且《易》之为书，虽诡谲悖谬，然其本身亦有其固有之系统，乃于著述意识之下所构成之作品，与古代自然发生之书史不类。其经部之成，或在春秋以后，即孔子亦必未即见。《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释文出“学《易》”二字，云“鲁读《易》为亦，今从古”。阮元云：“鲁论作亦，连下句读。”惠栋云：“《外黄令高彪碑》云：‘佸虚守约五十以学。’此从鲁论亦字连下读也。”字之当为易为亦虽无究极之证据，然以理推之，则作亦者为近是。盖如本是易字则学易正极现成，《鲁论》何必破字以读之?《易》虽至难，古人读书亦虽至不易，以好古敏求发奋忘食自鸣之孔子，何至有学《易》之心，尚须加之数年，至五十始着手耶?余意《易》之经传均孔门弟子所为，传之作尤在经后，晋时魏襄墓所出竹简，有经无传，即其证。录《论语》者偶以音同误亦为《易》，记《易》者遂造为说辞谓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也。(该书页四六)
他在这里说《易》“经部之成，或在春秋以后”，“《易》之经传均孔门弟子所为”，这尚待详查。他这一说颇足证我所见《易》之著作年代不当在西周初叶而当在东周初叶。但是，我以为其中无尧、舜禅让的故事，无汤、武革命的故事，似乎不至于晚于春秋之世的。不过卦爻之辞的原文，既作之者当非一人，其结集而成为今本，则必在汉初的。
(二)《彖传》与《象传》
在上文中，我们从各方面研究，知道在荀子时《易》尚不为儒家之经典，在战国末卦辞与爻辞并无定本，则《彖传》与《象传》的著作年代不能早于战国末年，我们已可由此知其消息。据李镜池《周易探源》说：
我们研究《彖》、《象》二传，比较其思想与释典之法，很有不同的地方，我们断定它决不出于一人之手。……原来这两篇传是两个人作底，——至少是两个人。一个在前，作了《彖传》，解释六十四卦与其卦辞。《彖》的意思与《象》相同，《系辞传》说：“彖者，言乎象者也。”它解经之法，着重于卦的爻位之象与卦底取象，所以它用了个与象字同义的彖字。它所以不兼释爻辞的缘故，或许是以为有这全卦的总解释就够了。用不着再去每爻作传。到了《象传》作者出来，看见《彖传》只解卦辞，以为不是完全之作，于是采用《彖传》的方法，把爻辞也解释了。……《彖传》注重解释卦意、卦辞，虽间或插入一两句议论，并不是有意安排，只是触机而发。《象传》便不同了，他解释《爻辞》是一套，他在每卦之下发挥的议论又是一套：是很有系统很有组织的一种作法。其格式是“君子以……”、“先王以……”或“后以……”，其范围不出伦理、政治两方面。这样整齐的文章，显然是较后的写作。《彖》、《象》二传的著作年代，最早不出于战国末，最迟不到汉宣帝。大概以作于秦汉间为最可能。秦皇不是行愚民政策，焚书坑儒吗?只有《周易》以卜筮之书没有殃及，儒家既把它尊为经典，所以在这独存而不禁的书上做功夫，把儒家思想附存上去。那时的作品，当不祇这两传，不过这是幸存的完整的两篇，其余像《文言传》乾卦四段文字中“‘潜龙勿用’，下也”，及“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两段，跟《象传》很相近，恐怕也是同时代作品。只是散亡殆尽，就是西汉人也无从搜集了。
他这里由《彖传》与《象传》比较其思想与释经之法很有不同的地方，断定其“不出于一人之手”，“《彖》、《象》二传的著作年代，最早不出于战国末，最迟不到汉宣帝，大概以作于秦汉间为最可能”，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他以《象传》比较《彖传》，显然是较后的写作，据我个人看来，则以为问题尚不如是之简单。
1.《系辞传》说：“彖者言乎象者也。”《彖传》解经“着重于卦的爻位之象典卦的取象”，《彖传》既着重在象，它为什么不采取“象”这个名称，而反用这一个比较晦涩的“彖”这个名称?由它的命名看来，似乎《象传》发生在前，《彖传》的作者为避免雷同起见，才用了个与“象”字同义的“彖”字。
2.《象传》与《彖传》之释经之法，其不同的地方，是《彖传》有释卦义的词句，如：“师，众也”，“离，丽也”，“咸，感也”之类，而《象传》则没有。《彖传》较之《象传》方法多了一种，而且着重训诂，都是比较晚的现象。
3.在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已说过：“其实，《象传》之解《易》，虽然模仿了《彖传》，但它对于象位等，却没有《彖传》作者高明。……它没有像《彖传》作者把全卦烂熟胸中，把卦辞解释无遗。它虽然有意模仿《彖传》，可惜学力未到。”《象传》不如《彖传》，恐怕《彖传》之解《易》是比较进步之作，其出现要在《象传》以后。
4.《彖传》作者并不是纯粹的儒家，他可以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等自然主义之哲学。他可以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迹近无为主义的思想。《彖传》的作者确是多多少少受过道家的影响的。儒、道思想之交流，是以在汉初较盛，据这一点看来，《彖传》也似乎较晚些。不过，《象传》对于爻辞的解释，颇依爻辞的文句来解，而对于卦辞则不然，似乎小《象》为一人所作，大《象》又为一人所作，大《象》之不依卦辞作解释，似乎是见有《彖传》而后才如此，而《荀子·大略》篇引《易》的有一处接近于《彖传》，又似乎《彖传》先于《象传》。二者之先后，实疑明能明。要之，《彖传》与《象传》，由《彖传》之颇受道家影响，其著作年代，与其说在秦汉间，不如说在西汉之初，更觉适合的。
(三)《文言》的系辞
《文言》的著作时代大约晚于《彖传》、《象传》而早于《系辞》。文言有解释《象传》的，例如乾卦。《象传》说：“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文言》则说：“潜龙勿用，下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这是很明显地依据《象传》为说。其解释《彖传》的，例如乾卦《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文言》则说：“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里许多解释都是《彖传》之说。从这两点看来，可知《文言》作者确曾过见《彖传》与《象传》。在《系辞上传》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地之象。”在《系辞下传》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所谓“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所谓“其旨远，其辞文”都是因有《文言》而后有的解释。《系辞下传》中有伏羲、神农观象制器的故事，这种现象，在《文言》中没有其痕迹；是《文言》之作，必在《系辞》之前。《文言》的著者亦未必为一人。乾文言、坤文言繁简不同，对于卦《爻辞下》以解释的次第也不同，这也很显而易见的。至于《系辞》，则顾颉刚先生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系辞传》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些观象制器的故事，是“《系辞传》袭用《淮南子》之文而改变其议论的中心”。他在《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一文中更说：
《系辞传》中这一章，它的基础是建筑于说《卦传》的物象上的，是建筑于九家《易》的互见和卦变上的。我们既知道说《卦传》较《象传》为晚出，既知道《说卦传》与孟、京的《卦气图》相合，又知道京房之学是记之于孟氏的，又知道京房是汉元帝时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断说：《系辞传》中这一章是京房或京房的后学们所作的，它的时代不能早于汉元帝。
《系辞》这一章为京房之学所窜乱，但其全文似乎早就有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引《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董仲舒《对策》引：“《易》曰：‘负且乘，致冠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韩诗外传》卷三引《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则在汉武以前，早已有了《系辞》，不过尚未名为《系辞》，而且未必有了定本。所以这一篇也不能估计其时代过早，必在有了《彖》、《象》以后才能发生的。
(四)《说卦》、《序卦》、《杂卦》
这篇在戴东原已说：《说卦》三篇与今文《泰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一篇词旨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康有为则更谓“《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这两说在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一文中说：
康氏谓“《序卦》肤浅”，诚哉其肤浅也；然意义肤浅，不能作为刘歆伪造之证。刘歆造了许多伪经，固是事实，然其学实不肤浅；肤浅之评，惟彼焦、京之徒适足以当之耳。《杂卦》仍是说明卦义，与《说卦》、《序卦》性质相同，与训诂之方法根本有异；说它‘言训诂’，实在不对。即使言训诂，亦不能断为刘歆所作。
他是主张：“《说卦》以下三篇系西汉中叶所伪作，出现之后，即系之三家《易》本经之后。”钱氏此种论断，在我们看来，实比较妥帖。《说卦》等三篇的著作年代，实当在西汉中叶以后，刘向、刘歆著《七略》以前。因为如说《序卦》、《杂卦》为刘歆所伪作，则《七略》与《汉志》必记在所谓十二篇以内；如说是东汉人所伪造，则在东汉时忽然增入二篇，必有记载流传。东汉时增入此二篇，既无记载可凭，则这两篇自是产生在西汉中叶以后。不过，《论衡》说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隋志》说唯失《说卦》三篇，我们当信《论衡》之说，在汉宣时，只增多了一篇《说卦》。至于《序卦》、《杂卦》，其出恐稍在后。因为《序卦》、《杂卦》，究竟不与《说卦》相同，《序卦》好像是《易》的目录，《杂卦》是多少带有一点训诂的意味的，不能与《说卦》并为一谈。我疑这两篇本是附在《易传》之后。原来所谓《易传》，其篇数计算，本未确定，《周易正义》云：“但数《十翼》，亦有多家。”可见篇数的计算，本是异说纷纭的。《周易正义》云：“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序卦》、《杂卦》列入十篇之中，当不过是一派的算法。(《史记正义》谓：“上彖，卦下辞；下彖，爻卦下辞。”“上象，卦辞；下象，爻辞。”此亦一家数《十翼》异说)其实目录式的《序卦》，训诂式的《杂卦》，或如他书之序，不在正篇之内。《序卦》已是最后一篇了，《杂卦》或者更是附录。则刘歆时，才列入十二篇之中，亦未可知。从《尔雅》无关于《易》的训诂这一点看来，似乎《杂卦》这一篇刘歆以前本就有了，所以《尔雅》不为《易》作训诂。我们不可因《杂卦》之名《汉书》不载，东汉诸书也没有称引，而遂疑心宣传孔子作《十翼》的刘歆与班固之流未必见到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