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篇第

《春秋》三传解述十二公经，在篇数上应无异同。《汉书·艺术志》云：“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在经文异同上未有叙述，仅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云：“《公羊》、《穀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于《夹氏传》注云“有录无书”。《汉志》以《公羊》、《穀梁》、《邹》、《夹》四家并属今文，经、传并十一卷，与古经相差一卷。但在内容上，《公羊》乃合闵公于庄公卷，并非真少于古文经。反之古文经十二卷，实如《尚书》之分《盘庚》、《泰誓》为三，《顾命》、《康王之诰》为二，本是分所不必分，分所不当分，是貌为增多的。关于此点，沈钦韩《汉书疏证》云：“二家合闵公于庄公，故十一卷。彼师当缘闵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何休乃云‘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其先俗师未见古文，或分或合犹可言也，休已见古文，不当为此言。”章炳麟也说：“《左氏》多古文古言……经文本无不同。但《公羊》、《穀梁》是十一篇，《左氏》有十二篇，因《公羊》、《穀梁》是附闵于庄的。闵公只有三年，附于庄公原无大异，但何休解《公羊》却说出一番理由来，以为‘孝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故此附闵于庄了。”(同前书)我们细查闵公只有二年，与庄公之三十二年合并起来，也只比僖公之三十三年多一年，附闵于庄，分量不惟相去不远，依《春秋》记事详近略远的情形看来，闵公篇附于庄公分量只有少的，然则附闵于庄，以免短不成卷的篇卷，间厕于两大篇卷之间，可说正是正当附法；何况还有“孝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附会呢。沈、章二氏之说，明知“短不成卷”，“附闵于庄，原无大异”，而不细思古代篇卷多合，后来乃多分析，如伏生传今文，尚不以《盘庚》分三，《礼记》之《曲礼》等篇于后始分上下，分卷虽可说是一种进步，然而未必合于古真，《古文尚书》在篇数上貌为增多，《论语》、《孝经》也并有故为分析，以表示其篇章之多的事实，皆本分所不必分，分所不当分，然则古文《春秋经》多一卷，实远不如《公羊传》少一卷之合于古本的情形。何休之说，虽近附会，然而此起貌为增多，以为古经之近诬罔，其心亦固自不同。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是《春秋》古文经之篇卷问题，据沈、章两家言“闵公事短不足成卷，附闵于庄，原无大异”，足见今文经在篇数上无不如古文之处，而古文经之多一篇，转觉其不合于古真，至于经文内容，古经中亦颇有脱误(如昭公二十四年，《公羊传》“叔孙舍至自晋”，《左传》、《穀梁传》作“婼至自晋”，脱叔孙二字；僖公九年，《公羊传》“甲戌，晋侯诡诸卒”，《左传》、《穀梁传》“戌”作“子”，《公羊传》得其实)，以及不古之字(如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公羊》“赐”作“锡”，而据钟鼎款识，“赐”多作“锡”。昭公十一年，《公羊传》“盟于祲羊”，《左传》、《穀梁传》“羊”作“祥”，而古“祥”多省作“羊”)，赵坦《春秋异文笺》、朱骏声《春秋三家异文覈》于此所述甚多，我们在后文亦将详论。

《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左传》本非解经之传，实不当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比附，此在近人力攻今文说者巳如是云，《左氏》比年文阙，案其体例实似《国语》，在今文家早已论定其非“论本事而作传”。至于《穀梁传》，汉儒误以为今文，而其实《穀梁》亦古文，此在崔适《春秋复始》已言之，余前为《穀梁春秋考证》，已明《穀梁》非为真传《春秋》，近于《穀梁》之为古文，更获有明证，足见崔说不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