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编定之时代
《仪礼》旧来认为周公所作，而其实则出于战国末年，其各篇之记有杂有古文说的，论其时代更晚些。怀疑《仪礼》的人则自宋之乐史，《经义考》卷一百三十引章如愚曰：(案：疑出《山堂考索》，然检其书，则无此文)
大宋朝乐史谓《仪礼》有可疑者五；儒传授曲台杂记，后马融、郑众始传《周官》而《仪礼》未尝以教授，一疑也。《周礼》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仪礼》全书，诸儒宁不献之朝乎?班固《七略》，刘歆《九种》，并不著《仪礼》，魏晋、梁、陈之间，是书始行，二疑也。宾行飨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
壶鼎瓮之列，考之掌客之说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丧服》，盖讲师设问难以相解释之辞，非周公之书，四疑也。《周官》所载，自王此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礼；而《仪礼》所谓公食大夫礼及燕礼，皆公卿与大夫之事，不及于王；其它篇所言，曰主人曰宾而已，似侯国之书，使周公当太平之时，岂不设天子之礼?五疑也。
徐积更认定其多出于汉儒。他说：
《仪礼》粗为完书，然决非尽出圣人之手，何以知之?夫礼者出乎人情者也。而《仪礼》有曰“父在母不可以为三年之服”；又曰“叔嫂无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师无服”。此岂人情哉!盖多出乎汉儒，喜行其私意，或利其购金而为之耳。
郑樵的《辨仪礼》亦采取乐史之说，以为：
《仪礼》一书……皆后行之所增益……春秋以来，礼典之书不存，《礼经》之意已失，三家僭鲁，六卿擅晋，礼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于礼而详于仪。……传至后世，汉旧仪有二，即为此容貌威仪事，徐氏、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群国有容史，皆诣学学之，则天下所学《仪礼》者，仅容貌威仪之末尔。今《仪礼》十七篇，郑康成、王肃等为之注，唐正(贞)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疑《周礼》、《仪礼》非周公书，其后贾公彦始为《仪礼疏》。
明儒郝敬也以为“《仪礼》者，礼之仪。周衰，礼亡，昔贤纂辑见闻，著为斯仪，非必尽先圣之旧，然欲观古礼，舍此莫由矣!”都是以为《仪礼》非必尽先圣之旧。清代姚际恒、毛奇龄、顾栋高、袁枚、崔述都尽力辨析此书之晚出，毛奇龄在《经问二》上说：“《礼记》杂篇，皆战国后儒所作，而《仪礼》、《周礼》，则又在衰周之季，《吕览》之前，故诸经说礼，皆无可据。”又说：“《仪礼》集成，实系二戴，故旧称《仪礼》为庆氏礼，为大小戴礼。”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十七《左传引经不及〈周礼〉、〈仪礼〉论》上说：
《周礼》为汉儒附会，即《仪礼》亦未敢信为周公之本文也。何则?《周礼》六官所掌，凡朝觐、宗遇、会同、聘享、燕食，其期会之疏数，币赋之轻重，牢礼之厚薄，各准五等之爵为之杀。……而《仪礼》有《燕礼》以享四方之宾客，《聘礼》以亲邦国之诸侯，《公食大夫礼》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觐礼》为秋见天子之礼，其米禾薪刍有定数，牢鼎、几筵、笾豆、脯醢有常等，靡不厘然具载……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产之争承，子服景伯之却百牢，未闻据《周礼·大行人》之职以折服强敌也。宁俞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孙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闻述《仪礼》燕食之礼以固辞好惠也。郄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宋享晋侯以桑林之舞，皆逾越制度，虽恐惧失席，而不闻据周公之典以折之……是皆春秋博学多闻之士，而于周公所制会盟聘享之礼，若目未之见，耳未之闻，是独何欤。……且孔子尝言“吾学《周礼》矣”。而孔子一生所称引，无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禄之制与《周官》互异，《家语》言孺悲曾学《士丧礼》于孔子，而其详不可得闻。夫《书》为孔孟所未尝道，《诗》、《书》、《三传》所未经见，而忽然出于汉武帝之世，其为汉之儒者掇拾缀辑无疑。
袁枚在《答李穆堂先生问三礼书》上说：
孔子赞《周易》，正《雅》、《颂》，志欲行周公之道，形于梦寐，岂有周公手定之书，竟不肄业及之之理!……使《仪礼》有书，《周礼》有书，则人人依书而习之足矣，又何执礼、学礼、问礼之纷纷耶?……若使《周礼》、《仪礼》，当时俱存，则笾豆臐晓，升降裼袭，其严若彼，其细若此，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自上下下，习惯自然，人安得有先进后进，从奢从俭之分哉!……
崔述在《丰镐考信录》卷五上说：
古《礼经》十七篇，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按：……周公曰：“享多仪，仪不反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后进之礼乐者，亦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礼，牲牢笾豆之属，多而无用，费而无富，度其礼每岁不下十余举，竭一国之民力，犹恐不胜。至于上士之禄，仅倍中士，中士仅倍下士，下士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礼》执事之人，实繁有徒，陈设之物，灿然毕具，又岂分卑禄等者所能给乎?时必春秋以降，诸侯吞并之余，地广国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禄亦厚，是以如此其备，非先王之制也。……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礼经》臣初拜于堂下，君辞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谓拜上矣。齐桓、晋文所不敢出，而此书乃如是，然则其春秋以降沿袭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吴楚之僭王也，《春秋》书之曰予。……今《礼经》诸之臣有所谓诸公者，此何以称焉?……然则此书乃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周公时固无此制也。《觐礼》诸侯朝于天子，天下之大礼也；《聘礼》诸侯使大夫聘于诸侯，礼之小焉者耳。《觐礼》之详虽百《聘礼》不为过，而今《聘礼》之详反十倍于《觐礼》，此何故哉?此无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诸侯莫朝，《觐礼》久失其传矣。但学士大夫闻于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既之，若《聘礼》乃当世所通行，是以极其详备，然则此书之作，当在春秋以后明甚……
这里他就春秋战国间之经济状况、政治制度，从《仪礼》本身探究其时代背景以推证其出于战国之世，比毛奇龄、顾栋高等之专据《论语》、《孟子》、《左传》、《戴记》诸书为说，实在进步多了!近来我得读到姚际恒的《仪礼通论》，他更对于《仪礼》之各篇章略有考订。他说：
《仪礼》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礼》皆述春秋时事，又多用《左传》事，尤可见春秋时人之文，寓工巧于朴质，若七国以后，则调逸而气启矣，此犹近春秋本色也。(卷首《论旨》)
他对于《士冠礼记》说：
此《记》乃汉儒妄取《郊特牲》之文以增入者，宜删之。按《仪礼》正文后有记，记者杂记其事，以补前文所未备，或作《仪礼》者所自作，或后人所作，则又不可知也。十七篇中者无记者：《士冠》、《士相见》、《大射(仪)》、《士丧》、《少牢馈食》、《有司彻》六篇。《士丧》连《既夕》为一篇。《少牢馈食》连《有司彻》为一篇，《大射仪》已见于《乡射》、《燕礼》二记中，《有司彻》正文毕无杂事可记，故皆无记。而《士冠》、《士相见》仪文皆简，即以杂事三教端附缀于后，不另立记名，其实亦记也。后人因《冠礼》为一书之首而无记，遂取《郊特牲》之文以填之，不知《郊特牲》与《仪礼》各自为书，绝不谋合，安可以为记?试详之，记者补前文所未传，“今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冠而字之”等语，皆前文已有，何必重加赞论，不合一。《郊特牲》言诸侯天子冠礼，反于官爵谥法，此乃别为推广之义，与冠礼毫无交涉，不合二。……他记从不陈三代之道，而此陈之，不合四。他记皆短句叙事，而此则长调行文，又别一格，不合五。《礼辞》、《昏礼》不列正文，今此后有记，而《礼辞》有正文，与《昏礼》参差，不合六。此皆可取他记而验之者，不必法辩也。
他对于《聘礼》说：
按介与宾餮饩之费用，米若一千四百石，禾六万把，薪十二万把，刍亦十二万把，牛、羊、豕共三十六头。又按上公之使，其介七人，其前设飨，宾与上介米禾薪刍，车一百八十乘，众介六人，教半上介，亦用车一百八十乘，通车三百六十乘，无论薪米狠戾，即街衢充塞，何地可容，晏婴所谓饮食若流者，其然欤!故《聘礼》为季世之衰政，非先王之旧典也。
他对于《觐礼》的最后一段目“诸侯觐于天子”至“祭川沈，祭地瘗”说：
此一节乃后人窜入者，宜删去，意其人必以《觐礼》文字寥寥，故妄为增益，与《冠礼》之记正同。其文与《仪礼》绝不类，有目之士，可一望而辨，且非正文，非后记，不知何属。其中如曰“上玄”、“上圭”；又曰“东方青”、“东方圭”，两用圭字，为玄又为青。因上甫言圭，故以东方叙于西、南、北之后，避其重，极为可笑。其祀方明，设六色六王，象上下四方，天子乘龙及升龙降龙。又分四方门礼、日月、四渎、山川、五陵等语，事义悉不经，颇类纬书。又多为《周礼》作俑而《大戴记》朝事仪袭之，郑氏于此极喜其说，而以《周礼》及《礼记》明堂位，《大戴》朝事仪，并同串合，谓此是天子四时与诸侯会同而盟及祀盟神等事，皆不殊说梦矣!
他对于《仪礼》、《经记》都加以辨证，窜乱之处，也可以明了了!不过还以为是春秋时人之文，实不如崔述以为此书之作当在春秋以后的确当。我们试看《聘礼》之车徒的繁众，飨饩费用的数目，这实在是战国时代“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后车数其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而不以为“泰”的风气。即就婚礼而论，《孟子》说：“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是可以送到庙门的。而现在的《仪礼》则以为“主人不降送”。“父送女，之命：‘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母施衿结悦曰：‘勉之敬之，夙夜毋违宫事。’”是与《孟子》不相同的。而从“滕世子使然友问丧礼孟子”这一段看来，也不见得当时有成文的丧礼的模样，这都足见在孟子时所存流传下来的《仪礼》是还没有写定的。所谓《士丧礼》写定于孺悲，这话也不可靠。在《荀子·礼论》篇才说到什么“丧礼之凡”，许多地方比《孟子》说来详细。可知现存的《仪礼》写定的时间，大约总在荀子前后，其窜乱的部分，当然地更要晚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