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士大夫之称诵《诗》、《书》
春秋时代，因为周室东迁，王政不纲，在政治上，由诸侯之强盛者，即所谓霸主更迭领导，周室也不过等同于列国。列国诸侯，争相为霸，聘问会盟，使节往来频仍，礼仪琐细，他们在出使专对之际，需要明了《诗》、《书》、《礼》、《乐》，前言往行，表现他们在外交等活动中娴于礼仪，答对得体，并作为他们理论的根据和言谈的资料，所以颂《诗》引《书》不惟成为一时风气，而且有其必需。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在宴飨时需要更“文”一点的人物作侍从，才能应付裕如。《六月》诗有王子出征以佐天子之语，赵衰了解，因而叫重耳拜赐，他自己对答。反之，如不多颂《诗》、《书》，如《左传·昭公十二年》：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左传·襄公十六年》：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这两例，不懂《诗》、《书》，小则有辱君命，大则甚至要闯出大祸来，可见当时对于赋《诗》诵《书》是该有何等的必要!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当时，《诗》竟成为在政治上外交活动所必须熟读的典籍，这是“经”在古代中国，由始创时期转到发展时期很显明的变迁，同时也是促进“经”在春秋时期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在《左传》、《国语》中列国大夫称诵《诗》、《书》之例甚多，现在我们且试分别地来看，他们如何赋《诗》，如何引《书》：
(一)赋诗
《诗》在春秋时代，尚有许多新的作品出来，国风大概都出于春秋时。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据《毛诗》则变风终于陈灵，据“三家”则当云变风终于卫献。”如依王夫之《诗经稗疏》的考定，《无衣》为秦哀公为申包胥出师救楚之作，则《诗三百篇》中尚收录有春秋中叶鲁定、哀时作品。故赋《诗》之义，在《左传》中，有时用来等同于创作诗歌之意。如：
《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
《左传·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卫师败绩，遂灭卫。……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漕。许穆夫人赋《载驰》。”
《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这里所说的“赋”，与《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之义相同，这一类的赋诗是指作诗而言。
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他们如何应用诗章。据《左传》所记载引诗百余条看来，当时有：赋诗以寄托己意；赋诗以直陈己意；述诗以当讽谏；述诗而加以解释种种之不同。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1.赋诗以寄托己意。这一种在《左传》中所记最多，所谓寄托己意，有时用来赞美，有时用来讽刺，或表示希望，或表示允许，也有多种不同。如《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季武子赋《绵》之末章“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是赞美韩宣子懂道理和有能力。《角弓》篇说“兄弟婚姻，无胥远矣”，所以季武子拜谢他联络两国的美意。《甘棠》拿召公比韩宣子更是即景生情的佳话。这是赋他人之诗以表达己意之一例。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奔奔)》，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这七子所赋之诗，《草虫》诗有“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隰桑》诗有“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既见君子，德音孔胶”，表示思慕赵孟的意思。《隰桑》卒章“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所以赵孟也借此表示感谢曰：“何日忘之”。《黍苗》之四章说“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借此以美赵孟。《蟋蟀》中有“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良士蹶蹶”，“良士休休”等语，赋诗宗旨在不荒淫。《桑扈》称诵君子，“君子乐胥，受天之祜”，为“万邦之屏”，末句为“彼交匪敖，万福来求”，用来比喻赵孟，所以赵孟有那样的回答。这一次赋诗，赵孟对于他们的称颂，有的谦不敢受，有的答以善言，唯有伯有赋《鹑之贲贲》，诗中之意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好比床头之言，是关着门说的话，不可以公开地说的，所以赵孟说“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更说他“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野有蔓草》是私情诗，诗中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邂逅相遇，与子偕臧”，所以赵孟也说“吾子之惠也”。
那时有名的赋诗又有：
《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这一次因为韩宣子要知郑志，所以郑六卿所赋的诗都是郑诗，郑诗中多情诗，所以这一次赋的诗中情诗也最多。《羔裘》有“岂不尔思?劳心忉忉”，“岂不尔思?我心忧伤”。《风雨》有“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有女同车》有“德音不忘”，《萚兮》有“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所以韩宣子一面说“起不堪也”，一面说“皆昵燕好也”。《褰裳》诗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韩宣子说：“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他们也正是针锋相对的。
赋诗言志，在飨宴时表示两国交欢之意，当然可能表示讽刺、希望、允许等意义，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不过《左传》这一段记载，硬说庆封听了“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这几句诗都不懂得意思，这段话可靠与否，是颇有可疑的(注)。但其含有讽刺之意则无疑义。其暗寓希望与允许者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将仲子》诗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句，这是谏告晋侯如不释卫侯，则人将谓其听臣(孙林文)言而执其君(卫献公)。赋诗有这样的希望之意在内，所以晋侯乃归卫侯。至于表示允许，如秦哀公赋《无衣》之类在当时也颇有其例。
由这上面所举赋诗之例看来，这样赋诗只是借过去的诗句，来表明自己的意思。那时一面将《诗》当面歌唱，一面将不好直接表达的意思也表达了，用在交际上格外显得委婉曲折。他们这样的赋诗并不必顾到“作诗之谊”，也不须避讳情诗中那种直接的感情流露，一个尽可以利用如荡妇骂恶少的口吻：“你不要我，难道就没有别人要我吗?”一个也可以这样回答：“有我在这里，何须要你寻找别人呢?”大庭广众下，他们借赋诗也可以这样开开玩笑的。所以尽管所赋的是私情诗也无妨碍，这只是“赋诗之谊”而已。
在《左传》中：还有“赋诗断章”的说法。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避)，余独焉辟(避)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
《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
“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断章取义是赋诗的惯例，赋诗人的心意并不既是作诗人的心意，所以作诗的人尽管作的是言情诗，但赋诗的人尽可用作宴宾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避)，余独焉辟(避)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卢蒲癸的意思是说赋诗只须取自己要的东西，不必还出它的娘家。君子批评驷颛的话是说，《静女》的诗意并不好，只是《静女》诗中的‘彤管’是一个好的名目就可取了；《竿旄》一诗也并不‘忠’，只是《竿旄》诗中有‘何以告之’一句，很有‘忠告善道’的意思，就可算‘忠’了。‘恶识宗’就是不管作者的本意，弃掉不可用的而取它可用的。所以那时的赋诗很可以称作象征主义。作诗的人明明是写实，给他们一赋就是象征了。”(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三册)当时人赋诗，并未将“赋诗之谊”误会成“作诗之谊”，将赋变作比兴，将私情诗解释成为非私情诗，这是我们所切当注意的。
2.赋诗以直陈己意。因诗即是乐歌，可以唱的，在飨宴时所有赋诗都是用乐工歌唱出来的，好比后人点戏一样。在当时，赋诗自更有杂在言语之以直陈己意作为理论的根据，事例的证明，事实的批判，情感的发舒。例如：
《左传·成公二年》：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肖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成了理论的根据，摧挫敌焰的利器，义正严辞，终于得到对方允诺，也真足以服人之心，真是绝妙辞令。
再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叔向引《诗》“辞之辑矣，民之协矣”是来证明“子产有辞，诸侯赖之”之事可信。当时国际关系复杂，外交辞令至为重要，这是平日所以注重诵诗专对的训练，所以孔门四科之中，言语竟也列为一科，在孔子时，此风盖犹未替。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乌乎!《诗》所谓“我躬不说，皇恤我后”者，宁子可谓不恤其后矣。将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也。《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诗》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依据诗句中的教训，作为事实的批判。
又如《左传·宣公二年》：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这是利用诗篇来发抒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做事实的批判。像这样的用《诗》法，在《左传》中也是例证繁多，不胜枚举。
这种在言语中引诗，也一样可以断章取义。例如：《左传·成公十二年》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属治世，以“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属乱世，实与诗之本意，毫不相合。《左传·襄公十年》孟献子见“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说道：“《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直将“有力如虎”当作成语引用，并不顾及诗的本意。又《左传·定公十年》：“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围郈，弗克。秋，二子及齐师复围郈，弗克。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孙稽首。”《唐风·扬之水》卒章是：“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驷赤这样引用，直将诗句看作谜底，让人自去猜想。《国语·鲁语下》也有“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的故事，当时赋诗，真有将诗句当作“谜底”一样看待的事实；这是当时的人，对于《诗三百篇》不像后世之崇奉为经，而且对于诗句，社会上一般人都了解而能记忆，当作谜底令人去猜，并非难事。这样用诗，也自然多半是断章取义。
3.诵诗以当箴谏。诵诗以当讽谏，是说古之帝王有乐工时时诵述诗中之语以当箴谏，时时来提醒他。据《国语·周语》载：“邵公谏厉王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又，《国语·晋语六》“范文子戒赵文子云：‘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左传·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所谓“师箴，瞍赋，蒙诵”、“工诵”、“工诵箴谏”都是说乐师乐工诵诗以当讽谏，在《左传》、《国语》中，这样诵诗以讽谏天子、诸侯的实例，虽不多见，但诵诗以当讽谏大夫之例则有，例如：
《左传·襄公十四年》：“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又如：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
这两段记载，明言诵的《巧言》，其卒章有“彼何仁斯”，“职为乱阶”等词句；杜注《茅鸱》：“逸诗，刺不敬。”当面诵来，与赋《相鼠》等情事正相类，然一则云赋，一则云诵，其唱作自不同。
4.引诗而加以释解。赋诗以寄寓己意，诵诗以讽谏他人，虽是使人领略其意，但因其为“寄寓”、“讽谏”，故很少附加解释的。若赋诗以直陈己意，为了更加明了起见，有的又附加解释。例如：
《左传·襄公七年》：公族穆子有废疾，将立之。辞曰：“《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又如：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魏子谓成鱄：“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何也?戊之为人也，远不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守心而无淫行。虽与之县，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诗》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
因为引《诗》而说“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不仅释诗中之“正”、“直”，并及“仁”、“法”之义，对于诗的大义，也解释得极其明了。成鱄之释九德，将“度”、“莫”等动字，一概谓之“德”，文王之“文”，亦在其内。他们这样的解释，不从声音形式上着手，固然在汉学家看来很不够味，但如“正直为正”、“正曲为直”、“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些解释确比后人依照《说文》等字书作训诂有意义。
在《左传》中，更有：
《左传·文公七年》：“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
《左传·昭公七年》：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
等说《诗》之例，“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固可谓善于说《诗》之意，亦可见春秋时说《诗》已有所谓“比”，“彼日而食，于何不臧”的诗意在斥“不善政”，尤其不是仅在字句上推敲，当日以此等极易了解之诗句为问，可见《诗》在春秋时代，不仅是在继续发展，实已有以《诗》为“业”者，如《国语》中“豹之业及《匏有苦叶》”及《左传·文公四年》中“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据此，我们很可以说在春秋时已有《诗》学。
《左传》引诗，除逸诗与仅及诗名者外，共百五十三条，其文字之参差，如《竿旄》诗今“竿”作“干”；《车辖》诗今“辖”作“舝”；《采叔》诗今“叔”作“菽”；《嘉乐》诗今“嘉”作“假”；《常棣》诗中“外御其侮”，今“侮”作“务”；《北山》诗“普天之下”，今“普”作“溥”，“或憔悴事国”，今“憔悴”作“尽瘁”；“莫其德者”，今“莫”作“貊”。由《国语》、《孟子》、《荀子》等书所引诗看来，《左氏》所引实为极古之本，故与诸书相同，他如“君子是则是效”、“民胥效矣”，今本“效”俱作“傚”；“协比其邻”、“民之协矣”，今本“协”俱作“洽”；“皇恤我后”、“莫敢怠皇”，今本“皇”俱作“遑”；“恺悌”、“恺悌君子”，今本“恺悌”俱作“岂弟”；“鹡鸰在原”，今“鹡鸰”作“脊令”，今本“题彼脊令”亦作“脊令”；“我躬不说”，今“说”作“阅”；而在《谷风》诗中，今本“说”亦作“阅”。可见今本《毛诗》，实与《左氏》所据之本不同。最有趣味的是“福禄攸同”，今本“福禄”作“万福”，实与诗中文义不合；“维此文王”，今本“文王”作“王季”，亦与诗中文义不合；尤其是“仪刑文王之典”，《左氏》“典”引作“德”；“憯不畏明”，《左氏》引“憯”作“惨”，并与“三家”义合，而反不与毛本合，这是《左氏》、《毛诗》不同出一源之明证，后人因刘歆伪《左氏》而亦伪《毛诗》，这是极谬误的。
《国语》引诗、逸诗与仅及诗名者外，共有十五条，其“侮”不作“务”，“载”不作“哉”，“叔”不作“菽”，“恺悌”不作“岂弟”，与《左传》相同。《国语·周语下》引“瞻彼旱麓”，“麓”作“鹿”；引“在夏后之世”，在“在”字上多一“近”字，与今本亦不同。
《左传》所引逸诗共有七条：a.庄公二十二年，《诗》云：“‘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b.成公九年，《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淑慎尔止，毋载尔伪。”c.襄公五年，《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d.襄公八年，“《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e.昭公四年，《诗》曰：“礼仪不衍，何恤于人言?”f.昭公十二年，《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g.昭公二十六年，《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
逸诗篇名则有三：a.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赋《河水》。”b.襄公二十六年，“国子赋《辔之柔矣》。”c.襄公二十八年，“使工为之诵《茅鸱》”。
其旧以为逸诗而今定为非逸诗者有二：a.宣公二年，“我之怀矣，自诒伊戚”。b.襄公三十年，“淑慎尔止，毋载尔伪”。其本为乐舞名而后人误为逸诗者亦二：a.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b.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赋《新宫》”。
《国语》所引逸诗有《周语下》：“《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以为饫歌，名之曰‘支’。”其篇名仅存者有《晋语四》：“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
(二)引《书》
春秋时之赋《诗》是因往来聘问必有宴飨之礼，宴飨时必须赋诗，故《诗》学在当时亦随之而发达，其不在宴飨时之赋诗，则多用以为理论之依据、事例的证明，以申明己意。这种理论的依据，自然不必限于引《诗》，其他典籍，也一样可以引用。在《左传》中，列国诸侯大夫称述《尚书》的也有四五十处，这虽然远不及引诗，我们分析看来也有引书以直陈己意；引书而附加解释之不同：赋诗有断章之例，引书也有时节引。《尚书》在当时流传之情形，我们看了史籍对于引书的记载，也很可以明了。
1.引《书》以直陈己意。《尚书》所记载者为过去之事例，引《尚书》来对答作为自己理论上的根据，自可以引起别人的信任。《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曰：郄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他们认定《诗》、《书》为“义之府”，称引《诗》、《书》以明义理，自是应有之现象。在《左传》中，引《书》以直陈己意者有：
《左传·哀公十一年》：吴将伐齐……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吴其泯矣。使医除疾，而曰‘必遗类焉’者，未之有也。《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
越国为吴国心腹之患，子胥主张根除越国，引用“使医除疾”一喻还觉不足，还需要引《盘庚之诰》来强化自己的观点。
《左传·成公六年》：或谓乐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
这是引《书》语以明从众之理论。在《左传》中，称引《尚书》者，实多属此类。《书》与《诗》本不同，不能用来寄予己意，或如《诗》之令人赋诵，以当箴谏，故多用之于直陈己意。
2.引《书》而附加释解《诗》、《书》，在春秋时人看来并不为艰深，但为了理论上的明了，自然有时也需加以解说，例如：
《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行父还观莒仆，莫可则也。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
敳、梼戭、大临，
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无违教也”、“无废事也”等语，是就书句大意来解说。又如：
《左传·成公二年》：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
“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在《康诰》中原文虽无此意，而实可以作如此之引申的释解。在《左传》中更有补叙《尚书》之事实者，例如：
《左传·昭公七年》：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再如：
《左传·定公四年》：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卫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为伯甸，非尚年也。”
子产叙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语涉怪异，不足重视。子鱼所叙，不惟将《康诰》的本事说出，据其所称“命以伯禽”、“命以唐诰”、“命之以蔡”，则《尚书》中当有《伯禽》、《唐诰》两篇，这不惟为今文《尚书》所无，即古文《尚书》百篇书序中亦无此名。我们所更当要注意的，则《左传》所引之《尚书》，尚有三十余则不见于今本《尚书》者，如：
《左传·文公七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夏书》曰：‘地平天成。’称也。”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左传·庄公八年》：“《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夏书》曰：‘念兹在兹。’”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左传·襄公五年》：“《夏书》曰：‘成允成功。’”
《左传·哀公十八年》：“《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
《左传·襄公四年》：“《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
《左传·成公十六年》：“《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将慎其细也。”
《左传·哀公六年》：“《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
《左传·襄公十四年》：“《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左传·昭公十七年》：“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
《左传·昭公十四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
《左传·宣公十二年》：“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
《左传·襄公三十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
《左传·昭公十年》：“《书》曰：‘欲败度，纵败礼。’”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左传·昭公元年》：“《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左传·成公二年》：“《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叔孙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乱臣十人……”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
《左传·昭公七年》：“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谏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
《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
《左传·昭公六年》：“《书》曰：‘圣作则。’”
这三十一条都是不见于今本《尚书》而多为伪《古文尚书》所刺取以成篇的，其所引篇名有《夏训》、《仲虺之志》、《大誓》等篇。而三十余条中，《夏书》要占二分之一，似乎伏生所传，《夏书》所逸独多，《商书》则《左传》所引只多一《仲虺之志》，更无其他篇句。
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左传》引书，并不一定依照原文，如《宣公十二年》，引“《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就是取《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句陶铸而成；《左传·成公二年》云“《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也是陶铸原文而成。其不见今文《尚书》者更有十八条，如：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左传·昭公二十年》：《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两引《康诰》，俱不与今《书》原文相同，《左氏》所引，不似今本难于了解，似是引用之时随意改作，如《成公六年》引“三人占，从二人”，亦不与今本“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相同；《哀公十一年》引“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亦与今本作“其有颠越不恭，我乃劓殄灭之，无俾易种于兹新邑”不同，或古来引书有间接引法，与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一例，非古本与《左氏》同也。
其字句之差异者：如《文公十八年》引“百揆时序”，今本“序”作“叙”；“赋纳以言”，今本“赋”作“敷”，“纳”作“奏”；隐公六年、庄公十四年两引《盘庚》“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今本无“恶之易也”一语，“乡”今本作“向”。《襄公三年》、《文公五年》、《成公六年》三引《洪范》俱作“《商书》曰”。《文公五年》引“沈渐刚克”，今本“渐”作“潜”。《成公二年》引《康诰》“明德慎罚”，今本“明”字上多一“克”字。《昭公八年》引“惠不惠，茂不茂”，今本“茂”作“懋”。“百揆时序”、“沈渐刚克”并不与古文《尚书》同而与今文《尚书》合(阮元《左传校勘记》云：“古文《尚书》作‘沈潜’，段玉裁云《汉书·谷永传》曰‘忘湛渐之义’，湛渐即沈潜也，盖今文《尚书》作渐，与左氏合。”)。《左氏》引《书》，也与引《诗》一样，时同今文，而不同于古文。这一点实是我们所当特别注意的。《左传》、《毛诗》、《古文尚书》同为古文，而《左传》所引《诗》、《书》不自觉其合于今文，而不合于古文，恐未必即为真古本，不然则左氏所引之《诗》、《书》，无由于古文不合。由《左传》与《古文尚书》不合，如《左氏》引《盘庚》有“恶之易也”一语，以《洪范》为《商书》与今本以为《周书》不同，可见古文非刘歆一人所伪，必谓刘歆遍伪群经，则其说亦非。
《国语》引《书》共十七条属于逸《书》者：
(1)《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2)《周语中》：“《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3)《晋语》一五：“《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4)《周语下》：“《夏书》有之曰：‘关食和钧，王府则有。’”
(5)《周语中》：“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
(6)《周语上》：“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7)《楚语上》：“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
(8)《楚语上》：“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圣，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义，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
(9)《周语中》：“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10)《周语中》：“《书》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济也。’”
(11)《晋语》：“《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疚大事。’”
(12)《周语下》：“吾闻之《大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其见于今本者有五，文字之差异仅“国之灭”，今本“国”作“邦”。但在这一段我们有需注意者：
《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一大段只是阐明“绝地天通”四字之义，而引用古史来层层释解，这不与《周语下》叔向之释“昊天有成命”那样注重故训，而如此长篇大论之解释，在古代实不多见。
注：《左传》引《诗》见于今本，而文字或略有异者共百五十三则，文繁不能尽录，兹列举其篇次于下：隐元年(一则)、三年(一则)，桓十二年(一则)，庄六年(一则)，闵元年(一则)，僖二年(一则)、五年(一则)、九年(三则)，十二年(一则)、十五年(一则)、十九年(一则)、二十年(一则)、廿二年(三则)、廿四年(三则)、廿八年(一则)、三十三年(一则)，文元年(一则)、二年(五则)、三年(三则)、四年(二则)、六年(一则)、十年(一则)、十五年(二则)，宣二年(三则)、九年(一则)、十一年(一则)、十二年(六则)、十五年(一则)、十六年(一则)、十七年(一则)，成二年(五则)、四年(一则)、七年(一则)、八年(三则)、十二年(二则)、十四年(一则)、十六年(一则)，襄二年(二则)、三年(一则)、七年(四则)、八年(二则)、十年(一则)、十一年(一则)、十三年(三则)、十四年(一则)、十五年(一则)、廿一年(三则)、廿二年(三则)、廿四年(二则)、廿五年(二则)、廿六年(二则)、廿七年(一则)、廿九年(三则)、三十年(二则)、三十一年(七则)，昭元年(四则)、二年(一则)、三年(二则)、四年(一则)、五年(一则)、六年(四则)、七年(六则)、八年(一则)、九年(一则)、十年(三则)、十三年(二则)、十六年(一则)、廿年(四则)、廿一年(一则)、廿三年(一则)、廿四年(二则)、廿五年(一则)、廿六年(二则)、廿八年(三则)、三十二年(二则)，定三年(一则)、九年(一则)、十年(一则)，哀二年(一则)、五年(二则)、六年(一则)。
《左传》引《书》见于今本而文字或略不同者凡十八则，兹列举其篇次于下：隐六年(一则)，庄十四年(一则)，僖廿三年(三则)，僖廿七年(一则)，文五年(一则)，文十八年(一则)，宣十五年(一则)，成二年(一则)，成六年(一则)，成八年(一则)，成十六年(一则)，襄三年(一则)，襄廿三年(一则)，昭七年(一则)，昭八年(一则)，昭廿年(一则)，哀十一年(一则)。
《国语》引《诗》见于今本而文字或略不同者凡廿四则：《周语》上(二则)，《周语中》(二则)，《周语下》(六则)，《鲁语下》(二则)，《晋语四》(八则)，《楚语上》(二则)，《赵语下》(一则)。
《国语》引《书》见于今本而文字或略不同者凡六则：周语上(一则)，《周语下》(二则)，《晋语一五》(一则)，《楚语上》(一则)，《楚语下》(一则)。
附：《左传》、《国语》引经异同表
续表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