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之袭用经说
第一，儒家的经典既是古史，又包含着许多哲理，所以在晚周时虽有道、法诸家之激烈的反对，而在当时最后之一部集体创作——杂家之《吕氏春秋》中，仍不免有许多引用《诗》、《书》等的地方，《吕氏春秋》虽名为杂家，而其实很多地方是是倾向于儒家的。高诱《吕氏春秋序》说：“庄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为秦始皇帝，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吕览》的来源是集儒书而成，故可与孟轲、孙卿之书相提并论。在《吕氏春秋》中，虽说所尚以道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网纪，但是他们在《劝学》篇说：
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
这里说先王之教在于忠孝，而所谓理、义也即是仁、慈、忠(用高诱注说)，可见《吕氏春秋》所提倡的并非是他家之学，而实是儒家之学，所谓“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这圣人还是儒家心目中之圣人。《吕氏春秋》的《八览》，在《有始览》后即继之以《孝行览》，说是：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故论人必先以所亲而后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后及所轻。今有人于此，行于亲重而不简慢于轻疏，则是笃谨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
他这样地提倡孝行，即在《荀子·子道》篇中，亦不多见如此理论。我们再看《吕览》中之“六论”：《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看这六篇的标题，几乎使我们觉得这六篇的题材，和《荀子》中《修身》、《荣辱》、《不苟》、《君子》、《法行》等篇相去不远，首篇《开春论》虽名为“开春”，不过以首二字为标题，其篇首云“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皇圣人皆来至矣”。篇末云：“故尧之刑也殛鲧于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今祈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可以已哉?”《开春论》子目为《开春》、《察贤》、《期贤》、《审为》、《爱类》、《贵卒》，这六篇内所云如《察贤》、《期贤》所提倡的，仍儒家的理论。《吕氏春秋》是秦王政立后八年作的，可说是先秦最后的一部著作。据《史记·秦始皇本记》：“(十年)大索，遂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十四年)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非著书，当在韩王与韩非谋弱秦以前，则当早于秦王政八年。无论如何，《吕览》可说是先秦最后一部提倡儒学的著作。
第二，《吕氏春秋》引《诗》者二十条：
(a)《先己》引《诗》：“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b)《先己》引“《诗》曰：‘执辔如组。’”
(c)《古乐》引“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d)《安死》引“《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e)《务本》引“《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f)《慎人》引“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g)(h)《报更》引“《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i)《重言》引“《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
(j)《不屈》引“《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
(k)《知分》引“《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
(l)《行论》引“《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m)《求人》引“《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n)同上引“孔子曰：《诗》云：‘无竞惟人。’”
(o)《爱士》引“此《诗》之所谓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者也”。
(p)《介立》引“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
(q)《谨听》引“《周箴》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
(r)《权勋》引“《诗》云：‘唯则定国。’”
(s)《行论》引“《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
(t)《原乱》引“故《诗》曰：‘毋过乱门。’”
此二十条中后六条为逸诗，我们所当注意的是《古乐》引《文王》以为周公旦乃作诗，《慎人》引《北山》以为舜自为诗，《报更》引《兔罝》、《文王》两诗而不加以解释，又曰《不屈》引“《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加以解说曰“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这足见引诗而加解释之例。远有《慎大览》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恐实系《诗·小雅·小旻》篇文，这也是古人引《诗》、《书》常有混杂之一例。其所引诗文字之异，如“晻”今本作“渰”，“云”今本作“雨”，“恺悌”今本作“岂弟”，“普”今本作“溥”，“延”今本作“施”，“凯”今本作“岂”，等等，亦足见《吕氏春秋》所引用非毛本。
第三，《吕氏春秋》引《书》者十五条：
(a)《贵公》引“《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b)《君守》引“《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
(c)《顺民》引“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d)《谕大》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故务在事，事在大”。
(e)同上，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
(f)《听言》引“《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
(g)《孝行》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h)《报更》引“《书》之所谓‘德几无小’者也”。
(i)《慎大》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
(j)《重言》引“《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
(k)《适威》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
(l)《贵信》引“《周书》曰：‘允哉允哉!’”
(m)《长利》引“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
(n)《骄恣》引“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
(o)《先己》引“夏后相(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此十五条除首二条见《今文尚书》外，其余均为逸《书》。《洪范》之“洪”作“鸿”，亦足见《今文尚书》之本为古本。
第四，《吕氏春秋》引《易》者三条：
(a)《务本》引“《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
(b)《召类》引“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
(c)《壹行》引“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
其中(b)解释“涣者，贤也”，这与后来的解释也颇不相同。
从以上《吕氏春秋》引《诗》、《书》、《易》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当时的士人对于先秦典籍的熟悉程度。先秦时，古代典籍为数不多，况且又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之下，故各种流传的典籍势必都需要熟读，儒家经典亦然，各家都学，然后按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加以解读。这是经学发展初期阶段的一个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