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删定
《诗》的采集依现在的推证，是由当时的乐师搜集的。大概在孔子时只有诗三百篇，这却是可信的。《史记·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
这三千余篇实不可信。在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已怀疑地说：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他这话只是就《史记》“去其重”而发的，其后虽然欧阳修、朱子发、周子醇、郑樵、马端临、卢格、赵坦、王崧等人还主张删《诗》之说，但是朱子、叶适、苏大爵、黄淳耀、朱彝尊、赵翼、李淳、崔述、魏源、方玉润、皮锡瑞等多数是主张孔子未删《诗》的。朱彝尊在他的《诗论》上说：
孔子删《诗》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趋以《采荠》，乐师所教之乐仪也，何不可施于礼义，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仪，而门外无仪，何也?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貍首》为节，大夫以《采蘩》为节，士以《采萍》为节”。今大小《戴记》载有《貍首》之辞，未尝与礼义悖，而孔子于《驺虞》、《采蘩》、《采萍》则存之，于《貍首》独去之，俾王与大夫有节，而诸侯无节，又何也?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大射仪》：“乃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三终。”而孔子于《鹿鸣》则存之，于《新宫》则去之，俾歌有诗而管无诗，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于锺师，而《大司乐》：“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乡饮酒之礼》：“宾出奏《陔》”……大射之仪：“公升即席奏《陔》”，“宾醉奏《陔》”，“公入骜”，此又何不可施于礼义，而孔子必删之，俾礼废而乐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归祀其祖者，删其七篇，而只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诗之合乎礼义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义，而又删之，又何也?且《诗》至于三千篇，则
轩之所采，定不止于十三国矣，而季札观乐于鲁，所歌风诗，无出十三国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必定属删后之言。况多至三千，乐师曚瞍，安能遍其讽诵?窃疑当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余篇而已。至欧阳子谓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此又不然。诗云：“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惟其诗孔子未尝删，故为弟子雅言之也。“《诗》曰：衣锦尚
，恶其文之著也”，惟其《诗》孔子亦未尝删，故子思子举而述之也。《诗》云：“谁能秉国成?”今本无能字，犹夫“殷鉴不远，在于夏后之世”，今本无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传既久，偶脱去尔。昔者子夏亲受《诗》于孔子矣，其称《诗》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尝删，故子夏所受之《诗》，存其辞以相质，而孔子亟许其可与言《诗》，初未以素绚之语，有害于义而斥之也。由是观之，《诗》之逸也，非孔子删之，信已。(《曝书亭集》卷五九《诗论一》，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朱氏这话，对于《史记》的“取可施于礼义”以及欧阳修之删《诗》说，都加以反驳。其后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上说：
夫子返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夫曰正乐，必《雅》、《颂》诸乐，固各有其所在，不幸岁久年湮，残阙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于其际也。奈何后人不察，相沿以至于今，莫不以正乐为删《诗》，何不即《论语》诸文而一细读之也?
他在这里提出孔子返鲁以前已只说《诗》三百，证据再确凿也没有了。郑樵、王崧所主张的孔子正乐即是删《诗》，也被他反驳了。欧阳修、朱子发、周子醇以为删《诗》是“篇删其章，章删其句”的，这不过是三家的异文。马端临以为“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而在现在的《诗三百篇》中也有“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的诗，这些并未删去，马氏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卢格只证明《诗》有三千是有可能的，唯有赵坦主张孔子删《诗》是“去其重”，这一说在魏源、皮锡瑞都信从而未加以反驳。但是赵坦这种说法也是不尽然的。我以为《史记》述孔子删《诗》的那一段话根本上就不可信。我曾提出五个理由来作证明。因为：
1.史迁在《宋世家》说，《商颂》是“其大夫正考父”“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而此处却说“上采契、后稷”，不是正考父作的了，自相矛盾，疑于窜乱。
2.《史记》“去其重”一语与下文也不相合，因为“去其重”就不是“取可施于礼义”，“去其不可施于礼义”，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相冲突的。“取可施于礼义”已经朱彝尊证明为不可信，“去其重”当然也是不可信的，说它是一半去其重，另一半去其不可施于礼义，这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去其重”也不能说是“删”。
3.就佚诗的数目来看，真正的佚诗只有几条，也不像十重其九的。
4.就删《诗》的情形来看，如果真是十重其九，这又何必等待孔子删呢?这已可见“去其重”之说之难信。
5.《史记·孔子世家》述《易》有“《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八字，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证明其为窜入；述《书》、《礼》的地方经崔适《史记探源》卷六证明其从“序《书传》”至“编次其事”十七字误在与下文“曰：‘夏礼吾能言之’”句上，致与上文言三代之礼，语意间隔。则此处述删《诗》，根本也就很难信了。王崧已说《史记》“此其属辞之未密，或文字有脱误耳”。我们对于《史记》上的删《诗》说，则再没有相信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