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经》之篇第
《仪礼》、《周礼》、《礼记》这三《礼》中，唯《仪礼》有今古文篇第之异同，《周礼》无今文，《礼记》虽杂有今文而实属于古文记，无今古文篇第异同。《汉志》云：“《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七十(《补注》：刘敞云，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仪礼》古文比今文多三十九篇，但这三十九篇早已亡佚。朱子云：“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应麟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烝尝’礼，见《射人》疏。‘中霤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疏；‘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大明堂礼·昭穆’篇见蔡邕论；‘本命’篇见《通典》；《聘礼志》见《荀子》；又有《奔丧》、《投壶》、《迁庙》、《衅庙》、《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见大、小《戴记》及《管子》引《逸礼》，‘中霤’在《月令》注疏，《奔丧》、《投壶》，《释文》引‘郑氏云’，实《曲礼》之正篇；又《迁庙》、《衅庙》见《大戴记》，可补经《礼》文阙。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无传焉(注谓：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论衡》以为宣帝时河南女子坏老屋得佚《礼》，恐非)。‘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朝事仪’见于《三礼注》，‘学礼’见于贾谊书，‘古大明堂礼’见于蔡邕论，虽寂寥片言，如断圭碎璧，犹可宝也。”(《四库全书·仪礼集编》卷首下)吴澄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载。”(朱、王、吴三家说暂据《三礼通论》引)吴氏以为“三十九篇唐初犹存”，是据唐人疏中引有《逸礼》而言，其实在《七录》中已云“余篇皆亡”，绝不至于“唐初犹存”。朱子所谓“郑康成亦及见之”，亦未必然。郑著《三礼目录》引见唐人注疏而独无《逸礼》三十九篇目，郑氏及见与否，实亦疑问。《汉书补注》引沈钦韩说：“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王莽传》云，‘通知《逸礼》意者，征诣公车’，则彼时已为绝学可验也。”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连《别录》于《逸礼》篇目亦不传?故沈氏此说，实具有相当理由，否则《逸礼》篇数，或在歆、莽之时，另有变更，所以不传于世。
现试就《仪礼》今古文比较来看：
(一)古文《礼》之多于今文者
如所谓《逸礼》三十九篇，就各书所引佚文看来，实与今文之数例不合。邵懿辰《礼经通论》“论逸《礼》三十九篇为不足信”条云：
刘歆曰：“鲁恭王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此刘歆之奸言也。《书》十六篇，余既博考而明辨之矣；《礼》三十九，合十七篇，为五十六。班固述之《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卷。”桓谭述之《新论》曰：“《古佚礼记》有五十六卷。”《艺文志》本歆之《七略》曰：“虽不能备，犹愈后苍等推《士礼》而至于天子之说。”又以为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其误始于太史公。《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太史公疏略，见其首篇为《士礼》，概而言之。其实十七篇中，未尝无大夫以上之礼，而高堂生至后苍未必自以为所传皆《士礼》也。惟后汉称前书“鲁高堂生传《礼》十七篇”，不言《士礼》，独为不误。歆颂言《毛诗》、《左传》，逸《礼》、《古文书》之当立，至结党求助，连名《移书让太常博士》，末言“无陷于文吏之议”，以相劫制。而逸《礼》及《书》皆其作伪，宜名儒龚胜、师丹发奋而固拒也。平帝时，依藉莽势，竟得立此四经，而光武悉废之。歆之为人，宜君子所不道，而后世犹述其遗言，因其父而恕之，因其推明古学而护之也。然《毛诗》、《左传》当歆世固已流行，特以佐其逸《书》、逸《礼》之为伪，而自来无觉其诈而发其覆者。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伯厚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烝尝礼’见《射人疏》，‘中霤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注》……‘古大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食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又得佚《礼》一篇，合五十七。’断珪碎璧，皆可宝也。”草庐吴氏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按，先儒三百、三千之语，惜古《礼》散亡，而因惜三十九篇逸《礼》之亡；遂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而失圣人定《礼》之本义。宋、明以来，直废此经，不以设科取士，则皆刘歆之奸，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聪明也。夫即后人所引“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中霤礼”、“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及吴氏所辑《奔丧》、《投壶》、《迁庙》、《衅庙》、《公冠》之类，厕于十七篇之间不相比附而连合也，何也?皆非当世通行之礼，常与变不相入，偏与正不相袭也。况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既诞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吴氏不知其有全文，而仅引《礼》注合为一篇，然观其文意，实与伏生《五行传》前后相协，必非古“王居明堂礼”而伏生全引入于《大传》也，则为刘歆剽取《大传》以为“王居明堂礼”，明矣。即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犹十六篇逸《书》，即伪《武成》之剽《世俘解》，见其他皆作伪也。作伪徒劳，仍发露于千载以后，赖有此二书作证耳。然或以此五十六篇，为即河间献王尝辑《礼》《乐》古事，多至五百余篇，则意其真伪杂糅，或有得自淹中，而歆剽取以为三十九篇者。要之，河间献王所得《礼》及《礼记》，止有五百余篇及二百余篇之说，并无五十六篇之说也。歆又谓：“传问民间，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外内相应。”庸生者，谓古文《尚书》也；贯公者，谓《毛诗》、《左氏春秋》也；桓公即孝文时善为《礼容》徐公之弟子，谓其学即逸《礼》也。夫桓生与公户满意、单次并为徐氏弟子，在景、武之间，距歆世远矣，而所善为容未必能为经，即能为经，未必知有逸经也。此亦歆之诬说也，故三十九篇即《王居明堂礼》一篇，断知其伪，余或有河间献王之得自淹中者，真伪殆莫可定。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康成不为之注，与十六篇伪古文《书》同，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皇清经解续编》卷一二七七，邵懿辰：《礼经通论》)
邵氏此说，在丁晏《佚礼扶微》看来自不赞同，丁氏云：“位西此论，谓逸《礼》不足信，过矣。当依草庐吴氏别存逸经为允，至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臆断。且逸《礼》古经，汉初鲁共王得于孔壁，河间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为歆赝作也。”(《三礼通论》)但即丁氏所云，我们试就《大戴记》、《朝事仪》、贾子《新书·学礼》篇与十七篇文句相较，仍不相比附而连合，即令非诞而不足信，“未可指为歆赝作”，然而不是一类，不能列入一书，则是极明显的。丁氏谓“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臆断”，此说固自有理，然逸《礼》三十九篇，就佚文看来，与十七篇本非一书，如《考工记》与《周礼》之本非一书正同。邵氏之说，终有不尽诬伪之处，刘歆实好以性质不同之二书强合为一书也。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云，“逸《礼》即非歆赝作，亦不得与十七篇并列。邵氏云‘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其说最为确当。逸《礼》三十九篇，犹逸《书》十六篇也，皆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其真其赝可以勿论。学者于二十九篇《书》、十七篇《礼》未能发明，而偏好于逸《书》、逸《礼》，拾其残剩，岂可谓知所先务乎?邵氏据诸书所引而斥其不足信，又谓《王居明堂礼》出于伏《传》，比于《武成》出于《世俘》，可谓卓识。丁氏能证古文《尚书》之伪，而必信逸《礼》为真，何也?”依我看来，我们现在一定指逸《礼》诞妄不足信，因为佚文不全，论证颇难。但逸《礼》本不与十七篇《礼》并列，而刘歆剽取之合为一书，以求立于学官，此其作伪之迹，仍不易为掩饰。古文逸《礼》三十九篇固非真古本也。
(二)古《礼》次第之异于今文者
邵氏以逸《礼》三十九篇为不足信尚有一根本之理由，即邵氏以为《礼经》十七篇本无阙佚。十七篇本无阙佚，则所谓逸《礼》自更不足信。邵氏据《昏义》、《礼运》等篇之说，见今《礼》十七篇之次，《大戴》最合《小戴》次序，最为杂乱，今郑、贾《注疏》所用刘向《别录》之次，亦不若大戴之次序；就篇次论，亦足见古文本之非真古本矣。皮锡瑞说云：
汉初鲁高堂生传《礼经》十七篇，五传至戴德、戴圣，分为大戴、小戴之学，皆不言其有阙也。言仅存七十篇者，后人据《汉·艺文志》及刘歆《七略》，因多逸《礼》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苍、二戴、庆普不以十七篇为不全者，非专己而守残也，彼有所取证，证之所附之记焉耳。‘冠义’、‘昏义’诸记，本以释经，为《仪礼》之传，先儒无异说。观‘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故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昏礼》，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食》，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事’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而无一篇之义出于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丧、祭、朝、聘、乡、射八者约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证之《礼运》，《礼运》尝两举八者以语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乡’讹为‘射御’耳。一则曰‘达于丧、祭、射、乡(今本作御)、冠、昏、朝、聘’；再则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乡(今本作御)、朝、聘’。货、力、辞、让、饮、食六者，礼之纬也。非货财强力，不能举其事；非文辞揖让，不能达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养。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天下之人，尽于此矣；天下之事，亦尽于此矣。而其证之尤为明确而可指者，适合于《大戴》十七篇之次序。《大戴》：《士冠礼》一、《昏礼》二、《士相见礼》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丧》、《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乡》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丧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为杂乱，《冠》、《昏》、《相见》而后，继以《乡》、《射》四篇，忽继以《士虞》与《丧服》，又继以《特牲》、《少牢》、《有司彻》，复继以《士丧》、《既夕》，而后以《聘礼》、《公食》、《觐礼》终焉。今郑、贾《注疏》所用刘向《别录》次序，则以《丧》、《祭》六篇居末，而《丧服》一篇移在《士丧》之前，似依吉凶人神为次。盖向见《记》云‘吉凶异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尚尊，丧事尚亲’，遂以《昏》、《冠》、《射》、《乡》、《朝》、《聘》十篇为吉礼，居先；而《丧》、《祭》七篇为凶礼，居后焉。较《小戴》稍有条理，而要不若《大戴》之次，合乎《礼运》。疑自高堂生、后苍以来，而圣门相传篇序固己如此也。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下之达礼耳。(邵懿辰《礼经通论》)
看此一段所论，足见今《礼》不阙，共有四证：五家之传并不言其有阙，一也；“昏义”亦有“始冠本昏”之说，二也；《礼运》等两举《冠》、《昏》等八礼，三也；适合《大戴》十七篇之次，四也。此四证者，除第一证外，皆足以见古本之不合乎古之次第，如《昏义》、《礼运》等篇所云，别录次第以《丧》、《祭》六篇居末，而《丧服》一篇又移在前，更不如《大戴》之《丧服》居第十七。从次第上看来，古本之不足信亦复如此。
古文《礼》恐亦有采用今文《礼》为篇者，则《丧服传》是也。《论衡·正说》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尚书》是《泰誓》，《易》是《说卦》，这在前儒有明说，逸《礼》一篇之为何篇则无明说，依《丧服传》之有传更有记，其书当在汉初，依《丧服传》古今文之差只“冠布缨”三字，而无其他异文，亦足见其出世甚晚。依《大戴》之篇次，《丧服传》本在最后一篇；依王充说，《书》、《易》二者并有明证而非无稽之言，这样看来，所多之篇，应为《丧服》；是古文之误用今文，与古文《尚书》之误采《泰誓》一样滑稽，这亦足见古文本之非真古本。我所举前三证兹姑勿论，即就王充说，亦可为证明。
章炳麟说：“郑康成注《仪礼》，并存古今文，大概高堂生传十七篇和古文无大出入。孔壁得《礼》五十六篇，比高堂生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和今文中有大不同之点：今文语《礼》是‘推《士礼》至于天子’，全属臆测的，此三十九篇却载士以上底礼很多。”(《国故学讨论集》二)仅就表面看来，好像如此，其实则未必然。王先谦《汉书补注》曰：“朱文公云，《士礼》、《特牲》略举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至于天子者’，盖专指冠、昏、丧、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士，岂有是礼而可推耶?先谦曰：此谓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等记，多君大夫礼，古礼之传惟恐不备班意，具见《礼乐志》，后载不传古经，故其说如此。要之，燕、射、朝、聘、士固无是礼，即冠、昏、丧、祭，古经所传亦自有出仓等所说外者。沈氏谓今《礼经》本无不备，而诋班氏未读十七篇之文，斯为谬矣。”(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十)可见“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至于天子”之说，多少有些矫诬，班《志》原本《七略》，这本不足怪的。
《周礼》在《汉志》直著录为《周官经》六篇，并不言“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师古始为注明。《周礼》经近人考定为秦代之作，其实至少还有窜乱，然而《周官》还有故书，秦时著作，亦有孔壁古本。这现象也颇令人寻思，因无关今古异同，该问题留待本书第六篇专门讨论今古文异同时再详述之。
《礼记》在《汉志》所列，有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等等，今本实系后汉时编定。据《河间献王传》、《说文·自序》等篇看来，鲁恭王所得自孔壁，河间献王所得自民间者，均有《礼记》，则《礼记》实为古文，特《汉志》末目言之，其中亦杂有今文，如《王制》之类，然无文字今古文之异同，在篇章文句上并无今古之争，不过在篇数上实有不同。以上并合《汉志》所列的五种，共为二百十五篇，而《隋书·经籍志》说：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
《经典释文·序录》则说“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隋志》说的二百十四篇是《记》一百三十一篇，在刘向时已少一篇；但《汉志》刘向、歆之《别录》、《七略》而仍云一百三十一篇，其故安在?则现在已无由知其详了。《释文》云二百四篇或系脱一“十”字，《礼记》之为古文，《别录》亦有明文，然而杂有今文，可见这古文也不必是有真古本。
从以上《礼》古今文篇章异同，我们引用邵懿辰、皮锡瑞二家说以见逸《礼》三十九篇不可与十七篇《礼》相比，纵其文字足信，亦不过《考工记》与《周官》之比，原本不同。由于邵氏所用《昏义》、《礼运》之说以明十七篇为完本，《礼经》并无亡佚，古文《礼经》依《别录》所载之篇次实与冠、昏、丧、祭之次不合，足见古文《礼》亦非真古本。邵氏为汉、宋兼采之学者，并非偏见，说极可信。更由王充《论衡》有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得逸《礼》一篇之说，而考此篇当为晚出之《丧服传》，则古文《礼》亦有变今文为古文之嫌疑，如《书》之《泰誓》，《易》之《说卦》，实为巨谬，非其本真。古文本由文句之多寡、文字之讹误，颇足见古文本非真古本。这些亦容在本书第五篇《论经今古文字之异同》中再详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