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焚书坑儒之影响
秦焚书坑儒的事实，载在史籍，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诗》、《书》残缺之说，所以过去学者多主张：
(1)《诗》、《书》、六艺从此亡缺说。
在《史记》中，如：
(a)《三代世表》：“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b)《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c)《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
(d)《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e)同上：“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
在《汉书》中，如：
(a)《艺文志》：“书缺简脱。”
(b)《楚元王传》：“学残文缺。”
(c)《儒林传》：“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
(d)《蒯伍江息夫传》：“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任刑法……”
这些地方都是承认“祖龙一炬为古今籍之一大厄”(用江藩《经解入门》卷一《群经辨异》语)，直到清代，虽有牟、绍两家阐发经全之说，但都未充分说明。到了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才明确主张六经未曾残缺。
(2)六经未尝亡缺说。
康氏在《新学伪经考》卷一《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中说：“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之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一则曰‘书缺简脱’(《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一则曰‘学残文缺’(《汉书·楚元王传》)。又曰‘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汉书·儒林传》、《史记·儒林传》亦窜入)又曰：‘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史记·儒林传》窜入)学者习而熟之，以为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说之是非，故其伪经得乘虚而入。”他以为：
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政、斯焚书之意，但欲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若并秘府所藏、博士所职而尽焚之，而仅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是秦并自愚也，何以为国!《史记》别白而言之，曰“非博士所职，藏者悉烧”，则博士所职，保守珍重，未尝焚烧，文至明也。又云“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也。然则欲学《诗》、《书》六艺者，诣博士受业则可矣，实欲重京师而抑郡国，强干弱支之计耳。汉制，“郡国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犹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职之藏书，学者可诣吏而受业，《诗》、《书》之事尊而方长，然则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
或疑《始皇纪》云：“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然则秦焚书之意，盖深忌士之学古，而专欲其学习法令，岂焚书之后尚有听习《诗》、《书》之制?则所谓“欲学者以吏为师”，必为学法令明矣。释之曰：秦焚《诗》、《书》，博士之职不焚，是《诗》、《书》，博士之专职。秦博士如叔孙通有儒生弟子百余人，诸生不习《诗》、《书》，何为复作博士弟子?既从博士受业，如秦无“以吏为师”之令，则何等腐生，敢公犯诏书而以私学相号聚乎?“不师今而学古”，乃一时廷议之虚辞；至诣博士受《诗》、《书》，则一朝典制；佐验显然，必不能以虚辞颠倒者矣。
他以为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吏即博士。”“焚书之后尚有听习《诗》、《书》之制”这未免太近于臆断。不过他辩坑儒说：
秦虽不尚儒术，然博士之员尚七十人，可谓多矣。且召文学甚众，卢生等尊赐甚厚，不为薄也。坑者仅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诬为“妖言传相告引”，且多方士，非尽儒者。汉钩党杀天下高名善士百余人，然郡国不遭党祸之士尚不啻百亿万也。伏生、叔孙通即秦时博士，张苍即秦时御史；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这是很明显而且很有理由的。因为伏生、叔孙通，确即秦博士，张苍确即秦御史，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这全见于《史记》本传，不能以坑儒为即“绝儒术”。而且据在《史记》中：
《孔子世家》：“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李斯列传》：“太史公曰：……斯知六艺之归。”
《张丞相列传》：“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
《萧相国世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张耳陈余列传》：“陈余者……好儒术。”
《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
《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在《汉书》中：
《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
《贾山传》：“贾山，颍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祛。”
《贾谊传》：“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
《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这些人多半是秦汉时期的儒生，好读书，称《诗》、《书》，习礼乐，虽经秦刑的严峻，而其进修似毫未受焚、坑的影响。所以康氏说：
焚书在始皇三十四年，坑儒在始皇三十五年，始皇崩于三十七年七月，戍卒陈涉反于二世元年七月，李斯诛于二世二年七月，汉高祖入咸阳在二世三年十月。自焚书至陈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关，凡六年；自坑儒至陈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关，凡五年。坑焚之后，尚有荀卿高弟“知六艺之归”李斯其人者为丞相，死于陈涉反后。坑焚至汉兴，为日至近，博士具官，儒生甚夥。即不焚烧，罪仅城旦，天下之藏书者尤不少，况萧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图书哉!丞相府图书，即李斯所领之图书也。“斯知六艺之归”，何收其府图书，六艺何从亡缺!何待共王坏壁忽得异书邪?事理易明，殆不待辨。(《新学伪经考》)
按：《儒林传》言战国绌儒，然齐、鲁学者不废，又言高帝围鲁，诸儒讲诵习礼、乐不绝；又言圣人遗化，好礼、乐之国，于文学其天性也，汉兴，诸儒修其经艺，习大射、乡饮之礼，诸生弟子随稷嗣而定礼仪，高、惠、文、景虽不好儒，而博士之官仍具。以斯而观，凡抱礼器之孔甲，被围之诸儒，定礼之诸生，具官之博士，皆生长焚书之前，逃出于坑儒之外。所云“讲诵”，所云“经艺”，皆孔子相传之本；加有口诵，非城旦之刑、数年之间所能磨灭，必不至百篇之《书》亡其大半，《逸礼》、《周官》、《左传》若罔闻知也。然则焚书坑儒虽有虐政，无关六经之存亡。而伪经突出哀、平之世，固不足攻，即出共王、安国之时，亦不足攻矣。(同上书)
他更依据陈余、陆贾诸传所列而云：
右见《史记》、《汉书》者，并伏生、申公、辕固生、韩婴、高堂生计之，皆受学秦焚之前，其人皆未坑之儒，其所读皆未焚之本。博士具官者七十，诸生弟子定礼者百余。李斯再传为贾谊，贾袪一传为贾山，皆儒林渊源可考者。统而计之：其一，博士所职，六经之本具存，七十博士之弟子当有数百，则有数百本《诗》、《书》矣，此为六经监本不缺者一；其二，丞相所藏，李斯所遗，此为六经官本不缺者二；其三，御史所掌，张苍所守，此为六经中秘本不缺者三；其四，孔氏世传，六经本不缺者四；其五，齐、鲁诸生，六经读本不缺者五；其六，贾袪、吴公传，六经读本不缺者六；其七，藏书之禁仅四年，不焚之刑仅城旦，则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伦，天下六经读本不缺者七；其八，经文简约，古者专经在讽诵，不徒在竹帛，则口传本不缺者八。有斯八证，六艺不缺，可以见孔子遗书复能完，千岁蔀说可以袪，铁案如山，不能摇动矣。(同上书)
他这八证除二、三两证外，其余都可以说是“十分之见”，是有依据有理由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将康氏此说重为之疏通证明，以见秦虽焚书，六经未当亡缺。康氏之说，并非臆断，不是一人之偏见，也更不是今文家说，可以随便诋毁为荒谬绝伦的。
(a)康氏所举第一证，明见《史记》所载李斯奏议和始皇诏令，这是大家公认不能推翻的，“七十博士之弟子当有数百，则有数百本《诗》、《书》”，这虽推测之词，然并非毫无理由。
(b)康氏所举第二证，说是六经“官本不缺”，“丞相所藏，李斯所遗”，这既不是臆断，更非毫无理由。据《萧相国世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丞相所藏之本为萧何所得，后未藏之于石渠阁。据《三辅黄图》云：“石渠阁，萧何所造，藏入官所得秦之图籍。”这是官本不缺的明证。近来王国维在《〈史记〉所谓古文说》中谓：“《太史公自序》言，‘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而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为太史令，“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是秦石室金匮之书，至武帝时未亡也(《观堂集林》)。可见秦代焚书，正有许多官本未焚。而康氏之说为今文说，我们更可举出非今文家说来作佐证。
(c)康氏所举之三证，在前举王国维文中也说：“《史记·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而许氏《说文·叙》言：‘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盖即柱下方书之一，是秦柱下之书，至汉初未亡也。”与康氏意见正同。不惟王氏有此说也，即主张古文者如陈汉章，于其《今古文家法述》中驳龚自珍说曰：“《日知录》已云，‘此中古文不知即安国所献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乱，焚烧无余’。顾氏此言本于牛弘，《隋书·牛弘传》云‘至孝成之世……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烧’。然则烧中古者，实非秦火。”(《中国学报》第2—5期，1916年)王、陈二家之意，并同康氏之说，可见这一证也不是一人之偏见。近人蒙文通著《经学抉原》，亦谓“《七略》言：‘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史记·自序》：“‘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则汉兴，大收篇籍者，其书毕集太史，博士之所执毕集太常，皆所谓外书，新集之民间者，子政校书所云太史书、太常书、臣吾书是也。其所谓中书、中秘书、中古文，盖汉家所固有萧，何得之于秦者。刘向校书所云中《孙卿书》、中书《列子》、中《管子》书、中书《晏子》是也。其云‘中书多外书少’(校《列子》)、‘中书无有七十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校《晏子》)，中外书如干篇、如干章，皆以是为中外之别也。”(《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书秘籍)
蒙文通又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张霸以能百两篇征，以中书校之，非是。明汉人立一家之学，必考信于古文……以校施、孟、梁邱经，及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唯脱去‘无咎悔亡’、《召诰》、《酒诰》一二简，而无亡篇，则《易经》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书》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视中古文无残缺也。五经皆在校中，而《志》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礼经》十七篇，后氏、戴氏；《春秋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不言脱简，则《诗》、《礼》、《春秋》亦与中古文同可决也。”(《经学抉原》)
(d)康氏所举之四证是依据《史记·孔子世家》，这也是大家公认，不能推翻的，而且应该孔氏传本毫无残缺。
(e)康氏所举之第五、六两证，虽有理由，实近臆测，不足以见诸生读本必为完本，亦不足以见其必为残缺。
(f)康氏所举之第七证，实是很有理由的，在胡适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说：“政府禁书，无论古今中外，是禁不尽绝的。秦始皇那种专制手段，还免不了博浪沙的一次大惊吓；十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个张良。可见当时犯禁的人一定很多，偷藏的书一定很不少。试看《汉书·艺文志》所记书目，便知秦始皇烧书的政策，虽不无小小的影响，其实是一场大失败。”他这种说法，正是佐证康氏此说，并非一人偏见。
(g)康氏所举第八证，则口传本不缺，则如《诗》、《书》可以如此云云，而未必各经俱能口传不缺者，此如五、六两证相同，但如一、二、三、四、七诸证，康、王、陈、胡之说不证，则此说亦可信。现举实例以言之，试研究群经经秦火究竟有无残缺。
第一是《诗》不残缺，孔子云诵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亦云：“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可见西汉学者无论今、古学都不以《诗》有残缺。
第二是《易》，在汉志中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依《汉志》说，《易经》也不残缺。
第三是《春秋》，《春秋》经文今古文共有三家，从无因秦火而残缺之说，《公羊》相传汉初始著竹帛，则是《春秋》不因秦火而残缺，甚明。剩下来的只有《书》、《礼》二经，《尚书》廿九篇，在汉代认为足本。古文家以《尚书》为百篇，后来孔壁本得多十六篇，但并未说因秦火而残佚。《礼》经则今文家以十七篇为完本，古文多三十九篇，据《汉志》看来《礼》“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礼古经》者，出于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并非因秦火，更未言原有若干残佚。
综上所述看来，《诗》、《易》、《春秋》今古文家都不认为亡缺，《书》、《礼》二经今文家不以为亡佚，古文虽《书》多十余篇，《礼》多三十九篇，亦未质言因秦火而亡佚。但我们要知道，六经监本不缺，官本不缺，中秘本不缺，孔庙所藏之六经不缺，其他齐鲁诸生读本，亦未必尽缺，康氏之说，实在是很有理由的。
(h)我们于康氏所举八证外，更可为补一新证，即诸子不因秦火而残缺，则六经更无因秦火残缺之说，在《论衡·书解》篇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孟子章句·题辞》说：“亡秦焚灭经术，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近人蒙文通《经学抉原》依据此及《家语·后序》云：“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以为“是皆诸子不焚之证，《诗》、《书》、百家语同为秦人所禁，诸子不因焚书而亡，则六经不亡，固足验也”。我们只看刘向校书时云“太史书”，“太常书”，“臣吾书”，“中孙卿书”，“中书列子”，“中管子书”，“中书《晏子》”，“中书多外书少”(校《列子》)，“中书无有七十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校《晏子》)，“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校《荀子》)”。刘向校书时，更于诸子传记得有许多重复之篇，尤可为诸子不因秦火而亡之证。诸子且不因秦火而亡，而六经在秦代明有传授，自然更不至于因秦火而亡，这一点康氏未提出，然而事实实在告诉我们：诸子不因秦火而亡，则六经不亡固足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