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数的确定
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六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始见于太史公《滑稽列传》。或云七经，或以六经六纬为十二经，或以五经五纬为十经，或云九经；《乐经》既亡而有五经。自汉武帝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书》、《诗》、《春秋》为四经，犹春夏秋冬，皇帝王伯。”(卷八《经说》)但我们知道，六经的构成，在荀子时是没有的。西汉初年只说到六艺、六学，如董仲舒所云“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云“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数”，都是很明显的例证。其后渐渐地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等等的数目，而历代的学者，复就其所讲论著述，有二经、三经、四经的配置，直到清代更有所谓二十一经之说。经的领域慢慢地扩张了。这些称号与其内容，先儒所主张者亦各不同，这就是经的领域的沿革史，在这里我们当然有详述之必要，并借此好来规定我们所叙述的范围。兹依次详列于下：
二经 《礼记·中庸》篇：“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郑康成注：“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经固足以明之。”此以《春秋》、《孝经》为二经。
三经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经说。三经，《书》、《诗》、《周礼》也。”宋杨时著《三经义辨》十卷，辨王安石《书》、《诗》、《周礼》三经义之失(见《玉海·艺文门·经解》类)。以此，《书》、《诗》、《周礼》为三经。
四经 《后汉书·贾逵传》：“(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此以《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为四经，其一。宋乾道九年胡铨进所解诸经，先缮写《周易》、《周礼》、《礼记》、《春秋》为四经(见《玉海·艺文门·解经》类)。此以《周易》、《周礼》、《礼记》、《春秋》为四经，其二。上述邵子定以《易》、《诗》、《书》、《春秋》为四经(见《皇极经世》)，其三。《管子·戒篇》：“泽其四经。”尹知章注：“四经谓《诗》、《书》、《礼》、《乐》。”其四。(此说非是)
五经 《汉书·武帝本纪》：(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诗》在文景之时已立博士，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扬雄《法言·寡见》篇说：“惟五经有辩。”《汉书·艺文志》说：“三十而五经立也。”五经这一称号，在西汉末年已是通行的。汉志《六艺略》言“艺”则谓之“六”，言经则谓之“五”。这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六经。《史记·孔子世家》并没有谈到《乐》的篇章自孔氏传出，《儒林传》述汉初传经诸儒也无所谓《乐经》。即就《六艺略》而论，序乐的时候也只说“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也不志乐本有经的。到了《隋书·音乐志》述梁沈约之说才以为“秦代灭学，《乐经》残亡”。因而唐徐坚《初学记》才以为“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他们才说《乐经》因秦焚书而亡，然而在代表经今文家说的《史记》与代表古文家说的《七略》中都没有《乐经》亡于秦的意见。清儒邵懿辰《礼经通论》也说乐本无经，但他只以为“《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而不知从《史记》、《七略》立说，还算不得探源溯本之论。我们必须明了在汉代无所谓“秦焚书，《乐经》亡”之说，并且这是今古文家共同的意见，则五经、六经之称更不是什么今文学说与古文学说的不同了。
六经 六经的意义共有三说：1.所谓始见于《庄子·天运》篇的六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一名称之发生，邵懿辰说得最好：“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周秦间六经、六艺之云，特自四术加以《易》、《春秋》而名之耳。”我们已明白在汉初只有六艺、六学等名称，六经之名，一方面是由四术来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六艺转化来的。乐本无经，《艺文志》犹只谓之五经，而后来竟谓之六籍了。2.宋人又有以三传合为一，又舍《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宋杨甲撰之《六经图》就是其一例。3.在宋以后，更有将四书五经为一经，明清每每将四书五经合刻在一起，于是坊行所谓六籍的内容与汉、宋两代又不同了。
七经 七经的意义共有四说：1.陈寿《三国志·秦宓传》：“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全祖望《经史答问》说：“七经者，盖六经之外加《论语》。”2.谢承：“赵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见《后汉书·赵典传》注)全祖望《经史答问》解释说：“东汉以后则加《孝经》而取《乐》。”《困学纪闻》：“《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案《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诗，皆四言而缺其一。”《孝经》、《论语》之在七经之中是有证明的。3.柴绍炳《考古类编》云：“七经者，五经之外，兼《周礼》、《仪礼》也。”在清代的御纂《七经》，是其实例。4.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七经小传》五卷，皇朝刘敞原父撰。”所谓七经者，《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论语》，但这不过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九经 九经的意义也有四种：1.柴绍炳《考古类编》说：“有称九经者，七经之外，兼《论语》、《孝经》也。”(《困学纪闻》原注)《经典释文·序》录《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是其实例。2.按《新唐书·选举志上》所说《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3.宋以三传合为一，又舍《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并《论语》、《孝经》为三小经，谓之九经(见《玉海·艺文门·总六经序》)。4.惠栋《九经古义》所解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穀梁》、《论语》，他本来连《左传》共有十经，后来《左传》更名补注，故惟存其九。这也不过为他一人的便利而命名而已。
十经 十经的意义有二：1.《南史·周续之传》：“范宁于郡立学，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通五经五纬，曰十经。”2.《宋书·百官志》：“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见《玉海·艺文门·六艺类》，又见《文献通考·职官考·国子博士》条注)
十一经 十一经之名大约起于五代，其意义亦有两种：1.《玉海》：“周太祖广顺三年六月，已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版成，判监田敏上之。”又，“宋真宗景德二年九月，国子监言《尚书》、《孝经》、《论语》、《尔雅》四经字体讹缺”。是所谓十一经者，乃九经外加《论语》、《孝经》。2.元何异孙《十一经问对》以四书加《孝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春秋三传》为十一经，他以三传合为一经，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
十二经 十二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道》篇，《经典释文》引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对于十二经的解释共有三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万氏《石经考》云：“九经之外，更有《孝经》、《论语》、《尔雅》。”唐代的开成石经表面虽只说九经，其实已有十二经。
十三经 十三经之名起于蜀石经。《玉海·艺文门·石经类》说：“石室十三经，孟蜀所镌。……惟三传至皇祐初方毕。”但据宋曾宏父《石刻铺叙》说：《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穀梁》、《公羊》毕工于皇祐元年己丑九月望日，《孟子》宣和五年九月入石，逾年乃成。《孟子》之列入十三经中，至迟也当在宋之宣和年间。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云：“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云九也。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这是因为明代合刻《十三经注疏》，十三经之名才渐渐地确立，所以顾氏说“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
十四经 宋史绳祖《学斋占毕》说：“先时，尝并《大戴记》于十三经末，称十四经。”是宋时或有十四经之说，但不为当世所通行。所以经数算是到孟蜀石刻十三经及明刻《十三经注疏》才因习惯而确定。
二十一经 到了清代的段玉裁，因为他替沈涛作《十经斋记》，更主张所谓二十一经。他说：“昔人并《左氏》于经，合集为十三经，其意善矣。愚谓当广之为廿一经，《礼》益以《大戴礼》，《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周礼》六艺之书数，《尔雅》未足当之也，取《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以益之。庶学诵习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了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实。”他这样要扩充经的数目，自是他个人之见，而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也是大可不必的。
六经名数从西汉以来由五经扩充到十三经乃至于廿一经，这自然是要引起反感的，而在清儒治学方法主张正名实的旗帜之下，当然有人要出而正六经之名。所以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说：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善夫!汉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录，凡百三十一篇是也。何谓群书?……《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何居乎?后世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或以传为经，《公羊》为一经。《穀梁》为一经，《左氏》为一经。审如是，是则《韩》亦一经，《齐》亦一经，《鲁》亦一经，《毛》亦一经，可乎?欧阳一经，两夏侯各一经，可乎?《易》三家，《礼》分庆、戴，《春秋》又有邹、夹，汉世总古今文为经，当十有八，何止十三?……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假使《论语》、《孝经》可名，则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经，不曰序六艺矣。……于是乎又以子(《孟子》)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舆佁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佁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文集补编》卷三，《定盦全集》，清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
他在这里主张只当有六经，其实严格地来说只有五经，连六经都没有。不过现在经的领域既然发展到了十三经，而且约定俗成，我们叙述经学历史就按十三经来说罢了。但是所谓十三经，三《礼》最初只有《仪礼》，三传最初只有《公羊》，为叙述的方便起见，仍当以《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为主，附以《周礼》、《礼记》、《左氏》、《穀梁》，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仍当依经数的发展，由五而七而九而十三来说明。
附:乐本无经补证
乐本无经之说，近世论者多以为始于邵懿辰之《礼经通论》，而以为今文经学家之言，其实非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乐类》小序曰：“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雍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谓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
《四库全书》之修成，《总目提要》之刊行，均在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而已发“乐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所手定”之难。然其说虽出，而世多忽之。至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邵氏《礼经通论》始成。(国学扶轮社印张氏适园丛书本《礼经通论》后有张鼎跋云：“位西先生《礼经通论》上卷十九篇，下卷十一篇，成于咸丰辛酉，上卷成，先录本示鼎。”)邵氏之言曰：
乐本无经也，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故曰：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夫声之铿锵鼓舞，不可以言传也；可以言传，则如制氏等之琴调、曲谱而已，石林叶氏以来，言之悉矣。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不言乐也。……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
邵氏之说，与《提要》“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旨意大略相同，惟据《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不言乐也。……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
独不言乐，可为孔子时并无乐经之确证，则无论乐亡于秦火矣。近世论者，或据《汉书·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以为窦公所献，即周代之乐经。其说似是而非，稍一验之于古籍，则知《提要》与邵氏之说，实不可移也。
(一)《汉书·艺文志》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此明为乐至周末而亡，在孔子时已不具。若果乐经亡于秦火，则《汉志》不容不言之，其证一。
(二)《史记》、《汉书》之《儒林传》叙“高皇帝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若有乐经，应无残缺，且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五经皆有传授之人，若有乐经，应亦流传。《儒林传》既无一语言及乐经之亡，《孔子世家》亦不言乐传于孔氏，一若无其事者。沈约称乐经亡于秦之说，实诬语也。其证二。
(三)《礼记·经解》以“广博易良”为乐教，而诸子之中，如《庄子·天下》篇言“乐以道和”，《荀子·劝学》篇言“乐之中和”，又《儒效》篇言“乐言是其和”，《春秋繁露·玉杯》言“礼乐纯其养”，但言声乐之教，似并不及乐理、乐制、乐谱。《墨子》非乐，《吕览》论乐，并无一言及于乐经。则就诸子述乐以观，乐亦本无经也。其证三。
(四)窦公献书云云，本未可以置信，即令诚有其事，所谓《大司乐》章，亦只《周官》之一章，更可见其本属《礼》，非别有所谓乐经。词具于《诗》，用具于《礼》，铿锵鼓舞传在《司乐》，器用制造职在《考工》，固无所用乎《乐经》也。如说乐理，则如《吕氏春秋》言乐诸篇，更无援引《乐经》之说，足为明验。其证四。
(五)《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固不言乐，他如鲤之趋庭，但言学《诗》学《礼》，子语鲁太师乐，翕如敫如之说，如有《乐经》存者，何待孔子烦言?即以《论语》一书观之，乐本无经亦甚明矣。其证五。
综上所述，孔墨诸子，《史》、《汉》诸书，固不云有《乐经》，而玩索其词意，尤见乐本无经。《四库提要》以及邵氏所论，本非诬词，师之君子，徒误会乐本无经之说为邵氏所倡，而遂忽之，乃或著论驳之，盖真狃于经今古文门户之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