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编定

《史记·孔子世家》、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班固《汉书·艺文志》都以为《尚书》是孔子删定的，于是《书纬·璇玑钤》上更以为“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今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这里更历举原来有三千余篇而经孔子删定为百二篇。伪孔安国《书序》上也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芟夷烦乱，剪截浮词，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这都是累层地造成的“古史”，没有可信的价值的。但是这一问题不像删《诗》说与孔子所说“《诗》三百……思无邪”，及“放郑声……郑声淫”那样明显地冲突，所以怀疑的人还少。《朱子语类》卷七十八：“至之问：‘书断自唐虞以下，须是孔子意。’(朱子)曰：‘也未可知。且如三皇之书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删去?五帝之书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删去。皆未可晓。’”在《文集》卷六十五上也说：“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他这还只是说《书》之所以断自唐虞的缘故，对于删书没有很大的怀疑。清代万斯同在《群书疑辨》卷一《古文尚书辩一》上说：

试取今文论之，如……《甘誓》之孥戮，《酒诰》之群饮咸杀，此商鞅、韩非之法，后世庸主之所不忍者，而谓古帝王为之乎?《盘庚》之三篇，不过数十言可了，而乃演为数千言，大要迫之以威，动之以鬼神，初无体恤下民之意，此不足为有无，即不传亦可。《大诰》专以卜吉为言，亦假鬼神以胁服之，初无深义。《多士》、《多方》不过言尔先王取夏亦如此，不可违我命，亦无深义。《吕刑》之赎罪及于大辟，此岂可为后世法?《费誓》止饬行陈，反不若《秦誓》之篇有补于君道。余谓今之《尚书》，必非圣人删定之书。

他从儒家的观点上来证明今文《尚书》不是孔子所删，才论到了商周之书了。徐与乔在《经史辨体·书孔序》上说：

百篇之说无考，止据《书序》耳。《书序》非古也，序周书、商书皆三十九篇，而《费誓》、《秦誓》又诸侯事，则商书反多于周。安在……“宋不足征”乎?且商多，夏何独少?夏少，虞何独多?夏十七王，四百六十年事，得书四篇；虞一帝，六十年间事，得书十五篇，是可尽信乎?

如若《书》果有百篇，而百篇之序又为孔子所作，则孔子真不当说什么“杞不足征，宋不足征”，“文献不足故也”。由《论语》来看孔子之未曾见百篇《书》，证据是再好也没有了!崔东壁在《考信翼录》上也说：

余按，传云：“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皋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圣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农黄帝之书，传于后世，孔子得之，当如何而爱护之，当如何而表彰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详而皆无一言及于黄炎者，则高辛氏以前无书也明矣……孔子所得者止于是，则遂取而考证整齐之，以传于门人耳，非删之。《(孔子)世家》但云序书，亦无删书之文。《汉志》虽有《周书》七十余篇，然皆后人之所伪撰，刘向但云孔子所删之余，亦未尝言孔子之所删也。

孔子之好学，如若得有古代的记载，他也决不至删去的。删书之说，实不可信。说现存的《尚书》之中，如《尧典》、《禹贡》、《洪范》、《金縢》等篇，经近人的考证，多出于孔子以后，一看这几篇之著作时代，也更可以见孔子之不曾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