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废去古文与经学上之影响

第五篇　秦代经学之中绝

第一章　秦焚书坑儒与经学上之影响

第一节　秦焚书坑儒之原因

在上篇中，我们已略述经学流传至荀子时代，对于各经精义，荀子已俱有阐发，与他同时的《吕览》的编纂者，也颇显著地倾向于儒家的色彩；经学在晚周，确是发生过极大的影响。不过晚周战国时代毕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侵伐兼并毕竟不大用得着儒术，而且由素来不重儒术的秦来统一天下，以至于统一八年之后就发生焚书坑儒事件，而使经学在发展的途径上有了中绝的现象，这一过程是颇耐人寻味的。

现在我们分析起来看，这大约有三个原因：

第一，历来政策之发展。

从秦国的历史上看，在其立国初期，在文化上是倾向于全面向周王朝学习，对《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并不排斥，这只要看在缪公时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秦，双方在宴会上相互赋诗，完成政治交易便可知。缪公自己也称是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秦本纪》)，可知在此之前秦国必是崇尚《诗》、《书》、《礼》、《乐》的。只是在缪公时由余自西戎至秦，并给缪公讲了“此乃中国所以乱”的道理，缪公任用由余以“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为政治原则实行变革以后，秦国才舍弃了“《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这是儒家经典在秦的第一次挫折。

到秦孝公时，用商鞅进行变法，提出“燔诗书”、“明法令”、“务耕战”，这是儒学经典在秦所遭遇的第二次大的挫折。商鞅主张“不法古，不修今”(《商君书·开塞》)；“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商君书·壹言》)；他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君书·靳令》)。对于《礼》、《乐》、《诗》、《书》等儒家经典，他是主张焚毁的。《商君书》在今日看未必全然可信，然而到战国末的韩非则说：“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韩非子·和氏》)这话是可信的。秦长期不重视儒术，并且本有过焚书之事，故“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篇)而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答以“……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可见自穆公以后至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数百年间，秦国一直“无儒”，甚至于连儒学的经典也不允许流传。秦国历代君王既然认为“儒无益于人之国”，那么到秦始皇时，因于传统，对于焚书的建议就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何况在统一以后，随着集权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加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成为皇帝制度的威胁，秦始皇自然很容易地援用秦国一贯的政策，这也就必然会发展到“焚书坑儒”的一步。

第二，是时势的驱使。

本来商鞅的“燔诗书”是“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商君书·壹言》)的，到统一前夕的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仍坚持认为儒学为“五蠹”之一，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并说：“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讘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韩非子·奸劫弑臣》)“今学者皆道书筴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韩非子·六反》)所以他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韩非子·说疑》)他已经主张：“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还说：“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韩非子·显学》)韩非很明确地又提出，《诗》、《书》、儒、侠都不当要。他的主张使得“李斯自以为不如”，以及“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与李斯都极佩服他，自然与他的思想有相通之处。韩非曾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的主张完全是为专制集权制度服务的，是受了时势的趋势而产生，因此与他同时的人，特别是在集权专制制度已初步形成的秦国，掌握了最高权力的秦王，是很容易赞同和实施他的主张的。不过韩非曾说“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韩非子·显学》)，从这一点来说，秦始皇和李斯在统一后实行焚书坑儒，更多的是着眼于儒学及其伴生的私学对皇权的威胁，而与韩非的这一主张没什么关系。李斯在秦二世之时还说：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对于仁爱礼义、谏说论理，一概都要灭去，民只可使，不可使知，君主必须实行绝对专制。这样的理念，对于主张集权专制制度的秦国统治集团，自然会主张“焚书坑儒”以愚黔首。

第三，是当日的情形。

秦代所以“焚书坑儒”，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是受时势的驱使，但同时也实在是当时的儒生不识时务所致。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上看来，始皇自称“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任命了七十位博士，还给他们配备了至少两千名“诸生”为助手，均“尊赐之甚厚”，时常招宴宫中。这些博士与诸生，应该有不少就是儒生。本来秦始皇给他们的任务，是“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是甄别“天下书”中哪些对于秦王朝是有用的，哪些是“不中用者”，须“尽去之”，这已经有了焚书前奏的意味。然而这些儒生却不明白此中道理，依然固守原六国地区“私学”的传统和习惯，在咸阳宫宴会上博士淳于越就公然讲“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结果招来了丞相李斯的批驳：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可以看出，李斯焚书之议的提出，与儒生对秦国的历史和传统茫然无知，对法家的一贯主张也茫然无知，对秦代已发生集权专制的变革更是茫然无知有着直接的关系。

只看《史记·李斯列传》就明白：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史记·李斯列传》)

秦始皇被后世称为是“千古一帝”，本来是有雄才大略的。他在统一天下后，并非一定专逞淫威，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以暴力手段去触动儒生和私学，对儒家经典如同对其他书籍一样，也并没有去禁止。在统一天下的措施中，实在也做了一些“丰功伟绩”，即如“车同轨”、“书同文”，这些事迹亦并非不足称道，而这一般“书生”，“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自然引起始皇和李斯产生“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韩非子·奸劫弑臣》)的反感，而要“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结果，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咸阳宫宴会上，针对儒生淳于越的言论，“‘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终于演变成焚书之巨变。

至于坑儒，则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这一次焚书坑儒事件当然是经学史上不幸的事，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说：“细看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般主星气、求仙药的方士。(《史记·儒林列传》也说：‘秦之季世坑术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故我说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学中绝的真原因。”不过《诗》、《书》、六艺是否从此而亡缺则又是一问题，我们只看在汉代，经籍流传、师承授受的情形就可以更可以理解。这是一桩很重要的公案，我们要解决经今古文问题，首先对于此事要十分注意。现在就着重从一方面来看，这次事件的影响究竟如何。

第二节　秦焚书坑儒之影响

秦焚书坑儒的事实，载在史籍，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诗》、《书》残缺之说，所以过去学者多主张：

(1)《诗》、《书》、六艺从此亡缺说。

在《史记》中，如：

(a)《三代世表》：“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b)《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c)《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

(d)《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e)同上：“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

在《汉书》中，如：

(a)《艺文志》：“书缺简脱。”

(b)《楚元王传》：“学残文缺。”

(c)《儒林传》：“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

(d)《蒯伍江息夫传》：“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任刑法……”

这些地方都是承认“祖龙一炬为古今籍之一大厄”(用江藩《经解入门》卷一《群经辨异》语)，直到清代，虽有牟、绍两家阐发经全之说，但都未充分说明。到了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才明确主张六经未曾残缺。

(2)六经未尝亡缺说。

康氏在《新学伪经考》卷一《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中说：“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之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一则曰‘书缺简脱’(《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一则曰‘学残文缺’(《汉书·楚元王传》)。又曰‘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汉书·儒林传》、《史记·儒林传》亦窜入)又曰：‘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史记·儒林传》窜入)学者习而熟之，以为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说之是非，故其伪经得乘虚而入。”他以为：

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政、斯焚书之意，但欲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若并秘府所藏、博士所职而尽焚之，而仅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是秦并自愚也，何以为国!《史记》别白而言之，曰“非博士所职，藏者悉烧”，则博士所职，保守珍重，未尝焚烧，文至明也。又云“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也。然则欲学《诗》、《书》六艺者，诣博士受业则可矣，实欲重京师而抑郡国，强干弱支之计耳。汉制，“郡国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犹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职之藏书，学者可诣吏而受业，《诗》、《书》之事尊而方长，然则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

或疑《始皇纪》云：“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然则秦焚书之意，盖深忌士之学古，而专欲其学习法令，岂焚书之后尚有听习《诗》、《书》之制?则所谓“欲学者以吏为师”，必为学法令明矣。释之曰：秦焚《诗》、《书》，博士之职不焚，是《诗》、《书》，博士之专职。秦博士如叔孙通有儒生弟子百余人，诸生不习《诗》、《书》，何为复作博士弟子?既从博士受业，如秦无“以吏为师”之令，则何等腐生，敢公犯诏书而以私学相号聚乎?“不师今而学古”，乃一时廷议之虚辞；至诣博士受《诗》、《书》，则一朝典制；佐验显然，必不能以虚辞颠倒者矣。

他以为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吏即博士。”“焚书之后尚有听习《诗》、《书》之制”这未免太近于臆断。不过他辩坑儒说：

秦虽不尚儒术，然博士之员尚七十人，可谓多矣。且召文学甚众，卢生等尊赐甚厚，不为薄也。坑者仅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诬为“妖言传相告引”，且多方士，非尽儒者。汉钩党杀天下高名善士百余人，然郡国不遭党祸之士尚不啻百亿万也。伏生、叔孙通即秦时博士，张苍即秦时御史；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这是很明显而且很有理由的。因为伏生、叔孙通，确即秦博士，张苍确即秦御史，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这全见于《史记》本传，不能以坑儒为即“绝儒术”。而且据在《史记》中：

《孔子世家》：“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李斯列传》：“太史公曰：……斯知六艺之归。”

《张丞相列传》：“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

《萧相国世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张耳陈余列传》：“陈余者……好儒术。”

《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

《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在《汉书》中：

《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

《贾山传》：“贾山，颍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祛。”

《贾谊传》：“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

《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这些人多半是秦汉时期的儒生，好读书，称《诗》、《书》，习礼乐，虽经秦刑的严峻，而其进修似毫未受焚、坑的影响。所以康氏说：

焚书在始皇三十四年，坑儒在始皇三十五年，始皇崩于三十七年七月，戍卒陈涉反于二世元年七月，李斯诛于二世二年七月，汉高祖入咸阳在二世三年十月。自焚书至陈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关，凡六年；自坑儒至陈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关，凡五年。坑焚之后，尚有荀卿高弟“知六艺之归”李斯其人者为丞相，死于陈涉反后。坑焚至汉兴，为日至近，博士具官，儒生甚夥。即不焚烧，罪仅城旦，天下之藏书者尤不少，况萧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图书哉!丞相府图书，即李斯所领之图书也。“斯知六艺之归”，何收其府图书，六艺何从亡缺!何待共王坏壁忽得异书邪?事理易明，殆不待辨。(《新学伪经考》)

按：《儒林传》言战国绌儒，然齐、鲁学者不废，又言高帝围鲁，诸儒讲诵习礼、乐不绝；又言圣人遗化，好礼、乐之国，于文学其天性也，汉兴，诸儒修其经艺，习大射、乡饮之礼，诸生弟子随稷嗣而定礼仪，高、惠、文、景虽不好儒，而博士之官仍具。以斯而观，凡抱礼器之孔甲，被围之诸儒，定礼之诸生，具官之博士，皆生长焚书之前，逃出于坑儒之外。所云“讲诵”，所云“经艺”，皆孔子相传之本；加有口诵，非城旦之刑、数年之间所能磨灭，必不至百篇之《书》亡其大半，《逸礼》、《周官》、《左传》若罔闻知也。然则焚书坑儒虽有虐政，无关六经之存亡。而伪经突出哀、平之世，固不足攻，即出共王、安国之时，亦不足攻矣。(同上书)

他更依据陈余、陆贾诸传所列而云：

右见《史记》、《汉书》者，并伏生、申公、辕固生、韩婴、高堂生计之，皆受学秦焚之前，其人皆未坑之儒，其所读皆未焚之本。博士具官者七十，诸生弟子定礼者百余。李斯再传为贾谊，贾袪一传为贾山，皆儒林渊源可考者。统而计之：其一，博士所职，六经之本具存，七十博士之弟子当有数百，则有数百本《诗》、《书》矣，此为六经监本不缺者一；其二，丞相所藏，李斯所遗，此为六经官本不缺者二；其三，御史所掌，张苍所守，此为六经中秘本不缺者三；其四，孔氏世传，六经本不缺者四；其五，齐、鲁诸生，六经读本不缺者五；其六，贾袪、吴公传，六经读本不缺者六；其七，藏书之禁仅四年，不焚之刑仅城旦，则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伦，天下六经读本不缺者七；其八，经文简约，古者专经在讽诵，不徒在竹帛，则口传本不缺者八。有斯八证，六艺不缺，可以见孔子遗书复能完，千岁蔀说可以袪，铁案如山，不能摇动矣。(同上书)

他这八证除二、三两证外，其余都可以说是“十分之见”，是有依据有理由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将康氏此说重为之疏通证明，以见秦虽焚书，六经未当亡缺。康氏之说，并非臆断，不是一人之偏见，也更不是今文家说，可以随便诋毁为荒谬绝伦的。

(a)康氏所举第一证，明见《史记》所载李斯奏议和始皇诏令，这是大家公认不能推翻的，“七十博士之弟子当有数百，则有数百本《诗》、《书》”，这虽推测之词，然并非毫无理由。

(b)康氏所举第二证，说是六经“官本不缺”，“丞相所藏，李斯所遗”，这既不是臆断，更非毫无理由。据《萧相国世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丞相所藏之本为萧何所得，后未藏之于石渠阁。据《三辅黄图》云：“石渠阁，萧何所造，藏入官所得秦之图籍。”这是官本不缺的明证。近来王国维在《〈史记〉所谓古文说》中谓：“《太史公自序》言，‘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而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是秦石室金匮之书，至武帝时未亡也(《观堂集林》)。可见秦代焚书，正有许多官本未焚。而康氏之说为今文说，我们更可举出非今文家说来作佐证。

(c)康氏所举之三证，在前举王国维文中也说：“《史记·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而许氏《说文·叙》言：‘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盖即柱下方书之一，是秦柱下之书，至汉初未亡也。”与康氏意见正同。不惟王氏有此说也，即主张古文者如陈汉章，于其《今古文家法述》中驳龚自珍说曰：“《日知录》已云，‘此中古文不知即安国所献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乱，焚烧无余’。顾氏此言本于牛弘，《隋书·牛弘传》云‘至孝成之世……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烧’。然则烧中古者，实非秦火。”(《中国学报》第2—5期，1916年)王、陈二家之意，并同康氏之说，可见这一证也不是一人之偏见。近人蒙文通著《经学抉原》，亦谓“《七略》言：‘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史记·自序》：“‘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则汉兴，大收篇籍者，其书毕集太史，博士之所执毕集太常，皆所谓外书，新集之民间者，子政校书所云太史书、太常书、臣吾书是也。其所谓中书、中秘书、中古文，盖汉家所固有萧，何得之于秦者。刘向校书所云中《孙卿书》、中书《列子》、中《管子》书、中书《晏子》是也。其云‘中书多外书少’(校《列子》)、‘中书无有七十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校《晏子》)，中外书如干篇、如干章，皆以是为中外之别也。”(《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书秘籍)

蒙文通又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张霸以能百两篇征，以中书校之，非是。明汉人立一家之学，必考信于古文……以校施、孟、梁邱经，及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唯脱去‘无咎悔亡’、《召诰》、《酒诰》一二简，而无亡篇，则《易经》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书》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视中古文无残缺也。五经皆在校中，而《志》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礼经》十七篇，后氏、戴氏；《春秋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不言脱简，则《诗》、《礼》、《春秋》亦与中古文同可决也。”(《经学抉原》)

(d)康氏所举之四证是依据《史记·孔子世家》，这也是大家公认，不能推翻的，而且应该孔氏传本毫无残缺。

(e)康氏所举之第五、六两证，虽有理由，实近臆测，不足以见诸生读本必为完本，亦不足以见其必为残缺。

(f)康氏所举之第七证，实是很有理由的，在胡适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说：“政府禁书，无论古今中外，是禁不尽绝的。秦始皇那种专制手段，还免不了博浪沙的一次大惊吓；十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个张良。可见当时犯禁的人一定很多，偷藏的书一定很不少。试看《汉书·艺文志》所记书目，便知秦始皇烧书的政策，虽不无小小的影响，其实是一场大失败。”他这种说法，正是佐证康氏此说，并非一人偏见。

(g)康氏所举第八证，则口传本不缺，则如《诗》、《书》可以如此云云，而未必各经俱能口传不缺者，此如五、六两证相同，但如一、二、三、四、七诸证，康、王、陈、胡之说不证，则此说亦可信。现举实例以言之，试研究群经经秦火究竟有无残缺。

第一是《诗》不残缺，孔子云诵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亦云：“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可见西汉学者无论今、古学都不以《诗》有残缺。

第二是《易》，在汉志中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依《汉志》说，《易经》也不残缺。

第三是《春秋》，《春秋》经文今古文共有三家，从无因秦火而残缺之说，《公羊》相传汉初始著竹帛，则是《春秋》不因秦火而残缺，甚明。剩下来的只有《书》、《礼》二经，《尚书》廿九篇，在汉代认为足本。古文家以《尚书》为百篇，后来孔壁本得多十六篇，但并未说因秦火而残佚。《礼》经则今文家以十七篇为完本，古文多三十九篇，据《汉志》看来《礼》“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礼古经》者，出于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并非因秦火，更未言原有若干残佚。

综上所述看来，《诗》、《易》、《春秋》今古文家都不认为亡缺，《书》、《礼》二经今文家不以为亡佚，古文虽《书》多十余篇，《礼》多三十九篇，亦未质言因秦火而亡佚。但我们要知道，六经监本不缺，官本不缺，中秘本不缺，孔庙所藏之六经不缺，其他齐鲁诸生读本，亦未必尽缺，康氏之说，实在是很有理由的。

(h)我们于康氏所举八证外，更可为补一新证，即诸子不因秦火而残缺，则六经更无因秦火残缺之说，在《论衡·书解》篇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孟子章句·题辞》说：“亡秦焚灭经术，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近人蒙文通《经学抉原》依据此及《家语·后序》云：“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以为“是皆诸子不焚之证，《诗》、《书》、百家语同为秦人所禁，诸子不因焚书而亡，则六经不亡，固足验也”。我们只看刘向校书时云“太史书”，“太常书”，“臣吾书”，“中孙卿书”，“中书列子”，“中管子书”，“中书《晏子》”，“中书多外书少”(校《列子》)，“中书无有七十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校《晏子》)，“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校《荀子》)”。刘向校书时，更于诸子传记得有许多重复之篇，尤可为诸子不因秦火而亡之证。诸子且不因秦火而亡，而六经在秦代明有传授，自然更不至于因秦火而亡，这一点康氏未提出，然而事实实在告诉我们：诸子不因秦火而亡，则六经不亡固足验也。

第二章　秦废去古文与经学上之影响

(一)关于古文之种种解释

经学上今古文两派所争执的重要问题，除秦焚六经残缺与否外，还有古文一事，关系古文本是否确比今文本要“古”些。太史公在《史记·自序》中说：“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扬雄也说：秦“刬灭古文，刮语烧书。”许慎也说：“古文由秦绝。”但是这件事，《史记》无明文，其所以说“秦拨去古文”，实则由于秦统一文字，与焚燔《诗》、《书》二事。但是古文究指何种文字而言呢?实在“是当时所谓古文者皆以有古字，而未明言为古何字”。我们现为解决今古文问题，对于这种种解释应当首先分析清楚：

(1)古文非大小篆。《说文解字·叙》说：“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在《说文》中提到古文的地方，未明言为何种文字，故或认为为大篆、小篆。贾公彦《仪礼疏》说：“遭于暴秦燔灭典籍，汉兴，求录遗文之后，有古书、今文。《汉书》云鲁人高堂生为汉博士，传《仪礼》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是古文也。”贾《疏》以古文为篆书，即其一例。这一说在《尚书》孔《疏》是不以为然的。《尚书正义》孔《疏》云：“古文者，苍颉旧体，周世所用之文字……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体六书自大篆，与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绝’。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可见古文并非大篆。《说文·叙》说：“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也很显见古文与大篆不同。“八体六书”，据《说文·叙》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之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然秦不惟有大篆，而且有小篆，则所谓古文者，只有处于史籀前明其所以。《尚书》孔《疏》说“是孔子壁内古文即苍颉之体”。但是古文究竟是什么呢?

(2)古文非蝌蚪书。古文非大小篆，已很明了。然而在后汉魏晋间，更有以古文为蝌蚪书者。《后汉书·卢植传》：植上书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郑康成《尚书赞》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以形言之为科斗，指体即周之古文。”伪孔传《尚书序》也说：“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西京杂记》、《孔子家语后序》并载科斗文事，兹不具录)这种说法亦不可信。王相《书录》、皮锡瑞《五经通论》都有驳词，但是说得最好的，要数王国维《观堂集林·科斗文字说》，他说：

科斗文字之名，先汉无有也。惟汉末卢植上书，有“古文科斗，近于为实”之语，而其下所言乃《毛诗》、《左传》、《周官》，不及壁中书。始以《古文尚书》为科斗书。然卢、郑以前未尝有此名也。卫恒《四体书势》始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伪孔安国《尚书序》亦云：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皆科斗文字。始以科斗之名为先汉所已有，然实则此语盛行于魏晋以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王隐《晋书·束皙传》亦云：太康六年，汲郡民盗发魏安厘王冢，得竹书桼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春秋正义》引)今《晋书·束皙传》亦云：汲冢书皆科斗书。是科斗书之名起于后汉，而大行于魏晋以后。且不独古文谓之科斗书，且篆书亦蒙此名。《束皙传》又云：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汉代册文皆用篆，不用古文(见《独断》及《通典》)，而谓之科斗书，则魏晋间凡异于通行隶书者，皆谓之科斗书。其意义又一变矣。又，汉末所以始名古文为科斗文字者，果验古文体势而名之乎?抑当时传古文者所书或如是乎?是不可知。然魏三体石经中古文，卫恒所谓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今残石存字，皆丰中锐末，与科斗之头粗尾细者略近；而恒谓转失淳法，则邯郸淳所传之古文，体势不如是矣。邯郸淳所传古文不如是，则淳所祖之孔壁古文体势亦必不如是矣。卫恒谓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敬侯者，恒之祖卫凯，其书法出于邯郸淳，则汲冢书体亦当与邯郸淳所传古文书法同，必不作科斗形矣。在则魏晋之间，所谓科斗文，犹汉人所谓古文，若泥其名以求之，斯失之矣。(《观堂集林》卷七《科斗文字说》)

依王氏此说，则古文即为科斗书亦不可信。

(3)古文与六国文字。古文非大小篆，亦非即科斗书，于是王国维先生依据其古文字学而阐明：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汉人所说的古文即是此六国文字，即东方文字。他有《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一文云：

余前作《史籀篇疏证序》，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器遗文证之。后反复汉人书，益知此说之不可易也。班孟坚言：“《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苍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司马子长曰：“秦拨去古文。”扬子云曰：“秦刬灭古文。”许叔重曰：“古文由秦绝。”案：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刬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用。观传世秦权量等，始皇廿六年诏后，多刻二世元年诏，虽亡国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则当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观堂集林》)

他这种解释在研究古文字学的人多不以为然，第一个质疑此说者为钱玄同先生。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说：

王氏自信“此说之不可易”，据我看来，不但可易，而且还着实该易。我现在便来“易”它一下。

秦之同一文字，其事之性质，正如今之“统一国语”相类，其竭力推行，务期普及，今昔亦正相类。所异者，今之统一国语，是舍ㄉㄝㄇㄛㄉㄦㄚㄙ的精神，所以不废止方言(咱们还很希望它发展呢)；秦之同一文字，是用专制的手腕，所以要“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罢了。秦所要“罢”的系专指形式“不与秦文合者”而言，大不合的固然要罢，小不合的也是要罢，因为目的在于使文字统一。六国的文字究竟比秦文差了多少?这个我们固然不能臆断，但就现存的钟鼎看来(连秦国的)，则可以说这样几句笼统话：要说异，似乎各国文字彼此都有些小异；要说同，也可以说是彼此大体都相同，ㄍㄨㄟㄌ一ㄅㄠㄗㄨㄟ，一句话，大同小异而已。若区为“东土”、“西土”两种文字，则进退失据之论也。而况今所存齐、鲁、邾诸国的钟鼎文字，跟壁中古文距离之远，正与秦文跟壁中古文距离之远一样呢?还有王氏说“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这是因为秦时还没有所谓“孔子书六经以古文”之说。儒者之传授六经，其初仅凭口耳，渐乃著于竹帛。著于竹帛之时通用什么样的文字，他们就写什么样的文字，传经之儒对于文字的形式是绝不注重的，所以彼此所传，异文假借非常之多。讲到《史记》中的“秦废去古文”一话，那是刘歆们窜入的，凡《史记》中“古文”二字都是刘歆们窜入的。这个意思，康氏的《伪经考》已启其端，先师的《史记探源》乃尽发其覆。扬雄之时，古文伪经已出，扬雄便是上当的一个人(他识得许多古文奇字)；许慎更是迷信古文经的，所以他们俩的话是绝不足信的。(《古史辨》)

容庚先生于其所著《中国文字学形篇》三十八页亦云：

王国维别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今以彝器文证之，齐、鲁彝器文与秦固无大异，古文之异于秦者，并异于齐、鲁，不能谓为东土文字如是也。六国彝器中，如齐陈曼簠、陈侯午敦、陈侯因资敦、陈逆簋、陈逆、陈敦盖、陈猷釡、子未子釡等，陈曼而冠以“齐”字；“午”为桓公之名；“因资”即“因齐”，为威王之名；陈逆簋云：“余，陈桓子之裔孙，余寅事齐侯。”陈敦盖云“岭叔和子”；二釡皆出于山东胶西灵山卫，其为田陈之器，确而有据，皆不与古文相同。陈公子甗、陈侯鼎、陈侯簠、陈子匜、陈侯作嘉姬敦，陈皆作“敶”，与田陈之作者异。虽各器之是否出于河南，皆无可考；然陈子匜云：“陈子子□孟妫□女媵匜。”其为妫姓之陈可知。妫陈作“敶”，田陈作“”，用字各别。今《三字石经》文公残石：“陈侯如会”、“陈侯酄卒”、“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晋人陈人郑人伐许”，陈字凡四见，妫陈而古文皆作田陈之“”，又鄦国之鄦，彝器文省邑作无，或不省，或作“”从甘。而《三字石经》“晋人、陈人、郑人伐许”作“许”，且彝器文“子丑”之“子”作“”，“辰巳”之“巳”作“”，而《说文》云：“，古文字，从，象髪也。”“己巳”、“癸巳”、“乙巳”，“巳”在古文作“”，其他干支等字，及最通用之纪数字，如《说文》之“弌”、“弐”、“弎”、“”，《石经》之“七”、“”，亦不与彝器文同。窃疑壁中古文出于伪托，如宋、薛季宣以传世古文伪造《尚书》隶古定本，或魏《三字石经》虽有古文一体，然所写《尚书》乃今文本而非古文本，非复壁中古文《尚书》之旧，其字大抵未采摭晚周讹变之体。《说文》重文所收，又皆古文之别构，故“弌”、“弐”、“弎”、“”、“”、“”、“”、“”诸字，《三字石经》作“二”、“三”、“亖”、“”、“”、“”、“”、“”、“”、“”、“”诸字，《三字石经》同部偏旁作“示”、“王”、“”，汉简全用古文偏旁写古文，更失之矣。(《文哲月刊》一卷八期)

郭沫若在《金文丛考·羌钟铭考释》一文中也说：

囊者王国维倡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自以为不可易，学者多已疑之。今此器乃战国时韩器，下距嬴秦兼并天下，仅百六十年，而其字体上与秦石鼓、秦石敦，中与同时代之商鞅量、商鞅戟，下与秦刻石、秦权量相类，并无何等诡异之处。仅此已足易王之说而有余矣。(《金文丛考》)

近孙君海波著《〈说文〉籀文古文考》一文，一反钱、容、郭诸家说，而为王氏辩谓“今《说文》及《三字石经》古文皆首足尖锐而中丰，与六国文字中的鸟篆极相近。越若王剑、越钟、者沔钟、楚王饮章璘公剑、吉日壬午剑及近所出土之楚王章盘等字，以与古文相较，则古文与鸟篆自是一家眷属，是壁中书即六国文字之鸟篆可断言也”。又由籀文“异文存于《说文》者凡二百二十三字，取以商周六国文字相较”，“凡三十八字，其合于商周文字者十之六；合于六国文者十之四，此可证明《史籀篇》为六国文字兴起以后之字书无疑”。又谓：“《说文》之古文，其形就与商周文字辄异，与六国文字多合，取《说文》古文，以与商周较得字七十有七，其合于商周文也四分之一；其合六国文也四分之三，则知汉代所谓古文即六国文字。”(《文哲月刊》一卷8期，1936年)我们细察此篇所云，如以壁土中即六国文字之鸟篆，不知此种鸟篆与六书中之鸟虫书，其差异点安在?而六书中所谓之古文，以及奇字，即古文有异者，何以不即谓之鸟篆?或言与鸟虫书相似?于二百二十三字中仅取三十八字与商周六国文较，而谓《史籀》为六国文字兴起后字书，不知何以知《史籀》之必为来自六国文字，而非六国文字来之《史籀》?又其所举《说文》古文七十七例之中，五十八字与六国文字合，可云四分之三；而有三十七字与殷周文字合，实为四分之二，何以知汉代所谓古文，必为六国文字而必为六国文字中之鸟篆?其立说颇不谨严，仍无以祛钱玄同先生所云：

壁经的伪字，《说文》所录仅可以称为“举要”，尚不能称为“大全”。《三体石经》、《古文四声韵》、汉简、《书古文训》中保存着《说文》所未录的壁经伪字不少，不过辗转传写，失其本真，伪字又须晋加“误”衔了。不曾晋加“误”衔的，便是最近发现的《三体石经》。我觉得《三体石经》中的古文，有好些字明明白白看得出是依傍小篆而伪造的；有好些字是真古文本有其体，作伪者未之见，因杜撰一体以当之的；自然也有好些字与真古文相合的，这与《周礼》中可以埋藏着周代的真制度之理相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古史辨》第一册)

之疑，我们还须更进一步来解决此问题。假如“孔壁书之可贵，以其为古文经，非徒以其文字为古文”(孙文中语)，文字不古，篇章的分合也不古，说解也不古，则古文经还是不古，而是伪造的。钱氏据古文字来说，已足以见古文既不是殷周古文，也不一定是六国文字；即是六国文字，其文字也不一定是“古”得连汉人都不易认识的。

(4)古文与先秦旧书。王国维发明“战国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更援引《史记》所谓古文说谓：

太史公修《史记》时所据古书，若《五帝德》，若《帝系姓》，若《牒记》，若《春秋历谱牒》，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

……然则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其文字虽已废不用，然在当时，尚非难识。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公父谈时，已掌天官，其家宜有此种旧籍也。惟六艺之书，为秦所焚，故古写本较少。然汉中秘有《易》古文经，河间献王有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三记》，故不独孔壁书为然。至孔壁书出，于是《尚书》、《礼》、《春秋》、《论语》、《孝经》皆有古文。孔壁书之所贵，以其为古文经故，非徒以其文字为古文故也。盖汉景、武间，距用古文之战国时代不及百年，其识古文，当较今日之识篆隶为易。

……是古文难读之说，起于王仲任辈未见壁中书者，其说至魏晋之间而大盛，不知汉人初未尝有是事也。(《观堂集林》)

他更有《汉书》所谓古文说，谓《汉书·艺文志》所录经籍“冠以古文二字，若古字者”，“盖诸经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别其家数，非徒以其文字”。后汉以降，凡言古文者，大抵指壁中书，故许叔重《说文》书中言“古文者，孔子壁中书”；又云“孔氏古文也”。又有《说文》所谓古文说，谓“许叔重《说文解字·叙》言有古文者凡十，皆指汉时所存先秦文字言之”。他这些意见，近人多采用古文为先秦旧书说，如钱穆先生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也说：

又按：歆《移书》云：“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左氏春秋》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此谓“古文”，犹云“旧书”也。歆又云：“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歆方欲争立三书，故言其均为古文旧书，明与朝廷博士诸书为类。非谓此皆古文，与朝廷博士今文不同也。其时尚无今文、古文之别，歆所云云，正欲显其同，非以别其类。《史记》常云“《诗》、《书》古文”，其时谓“《诗》、《书》”皆“古文”也。《刘向传》：“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诗》、《书》”、“古文”同指六艺，皆谓战国以前旧书，以别于诸子、传记。刘歆屡云“古文旧书”，“古文”即“旧书”也。

史迁书尝称十岁则诵古文，不离古文者近是，至秦废去古文，迁固书之古文，皆为旧书之意耳。(蒙文通《经学抉原》)

但是直以“古文”为“旧书”，实则如《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应当释为旧所书先秦旧书，所以“古文”，只用一“旧书”拿来说明，是不严密、不准确的。“古文”实当如王国维的解释：(a)先秦古文。(b)先秦写本。(c)学派之名。(d)壁中古文。王国维提出种种的解释，真是煞费了苦心替古文辩护，不可轻易推翻。

(二)秦灭古文无关于经学

秦废去古文，不见史明文，这不过是统一文字，将古写本变为今写本，毕竟不像焚书那样严重，将古写变作今写，并不丧失原意，所以王国维以及他的弟子都说：“孔壁书之可贵，以其为古文经，非徒以其文字为古文故也。”(王国维语)后来古文经学家所以夸张古文经者，实因篇数比今文经多，材料比今文经丰富，本子比今文经古，并不是专在文字立论。但我们要知道，如若六经不因秦火而遂残缺，今文本正和古文本一样的古，一样的可贵，所以秦拨去古文是无关于经学的。假如我们发现古文经文字并不比今文真古，篇数并不必今文真多，解释并不比今文真好，材料虽然丰富，而是从另一些书中拿来充数的，不问来历如何，则对这些古文经传，就不能不加以检讨而即承认其为古经。这是从汉代起所以有经今文古之争，而众说纷纭至今不决的根本原因。今古文之争缘于秦焚书坑儒及废弃古文二事，使今古文家发生今文本、古文本孰为古本、足本之争，我们研究经学源流变迁，于此必须要加以注意。如若秦焚“《诗》、《书》百家语”而六经未尝亡缺，则今文经为古本足本；古文经是否更古更足，则又是一问题。我们将两种本子，就其来历与内容加以比较，自然可以明了。

秦与六国文字比较(图为整理者所加)

注一：近人蒙文通著《经学抉原》，亦谓《七略》言：“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书之府。”《史记》自序：“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则汉兴，大收篇籍者，其书毕集太常，皆所谓外书新集之民间者。子政校书所云太史书、太常书、臣吾者是也。其所谓中书、中秘书、中古文，盖谓延阁、广内、秘书之藏汉家所固有萧何得之于秦者；刘向校书所云中《孙卿》书、中书《列子》、中《管子》书、中书《晏子》是也。其云中书多外书少(校《列子》)，中书无有七十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校《晏子》)，中书云者，倘国家之旧藏耶(《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书秘籍)。(蒙文通《经学抉原》)

蒙文通又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张霸以能百两篇征，以中书校之非是。明西汉人立一家之学必考信于古文……以中古文校施、孟、梁邱经及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唯脱去《无咎》、《悔亡》，而《无亡》篇则《易经》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书》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视古文无残缺也。五经皆在校中，而志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礼》经十七篇，后氏、戴氏；《春秋》经十一篇，《公羊》、《穀梁》二家，不言脱简。则《诗》、《礼》、《春秋》亦与中古文同，可决也。(蒙文通《经学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