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与周公孔子
六经的配合，在荀子之时，还没有成立，这在《荀子》本书上是有确切的证明的。《诗》多半是古代民间的歌谣，后来由宫廷或贵族的乐师采集来加工变为乐歌；《书》是多半来自古代史官的记载，有的则出于后代史官的追记；《礼》本多是宗法制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习俗，后来由儒家变为成文的仪式和制度；“《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本来是无所谓经的；《易》本卜筮之书，不知其为何人所作；《春秋》本是鲁史，或者经过孔子的改编。这些各不相干的书，论其起源，多半是由古代社会的状况与古代民俗的积习自然产生出来，除了《春秋》以外，都说不上是哪一个人的著述，这是极明显的事实。在儒家的《荀》、《孟》两书之中，除了说孔子作《春秋》而外，也并未公然地提出《诗》、《书》为孔子所删，《礼》、《乐》为周公所定。六经不是周公或孔子一人的著述，这在先秦本是极明显的。因为《诗》、《书》、《礼》、《乐》本来都与所谓士大夫阶级的儒家有密切的关系，《易》是卜筮的书，与儒家也有相当的关系；《春秋》为孔子所作，这在《孟子》书中也已明白说过；所以在《庄子·天下》篇已有六经配置在一起的叙述，而且都是归之于“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儒家。儒家学派是孔子创立的，后代的儒家传人当然要宣扬《诗》、《书》是孔子删定，《礼》、《乐》也都是孔子所定的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及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太史公在《史记·自序》上说：“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又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就史迁的意思看来，他虽以为“《书传》、《礼记》自孔氏”，“《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他同时也承认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他并不以六经都是孔子所作，不过或经孔子的删定，或由孔子而流传，惟有《春秋》才是孔子所作。其实所谓“《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删《诗》去其重”，这些话也未必尽得其实。在《尚书大传》上，虽有“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的话，但在史迁叙六经时没有提到与周公有关系，这种观念直到刘歆争立古学之时，也还如此。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书》上说：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
这里他并未特别提出周公与六经有关。后来莽、歆篡汉，“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在《左传》上更有所谓“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文十八年)以及晋侯使韩宣子来聘，欢，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所以王也。’”(昭公二年)然而在《六艺略》上序《易》只以为“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叙《礼》则以为“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序《春秋》则以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无所谓周公制《周礼》，序《易》象，作《春秋》凡例之说。到了马融、陆绩才以《易》是卦辞文王，爻辞周公，曲解《六艺略》上的“人更三圣”之不数周公为父统子业(《周易正义》)。到了郑玄注《周礼》才显明地以为：“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周礼·天官冢宰》郑注)而至杜预才以为《春秋》是“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左氏传序》)。其实这些以《易》、《礼》、《春秋》为周公所作的看法，在刘歆的初年还没有鲜明的主张，更无论其他了。以《尔雅》为周公所作，始于魏晋张揖的《上〈广雅〉表》；到崔灵恩《三礼义宗》才说：“《仪礼》者，周公所制。”(《玉海》卷二十九艺文类引)陆德明《经典释文》才说：“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清代的章学诚乃以为六经完全是周公所创作的，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上说：
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于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大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
他在《原道》篇中又说：
夫子明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
这里他以为“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言孔子只是“述六经以训后世”(《原道》中)，说《诗》、《书》都是周公的政典，而《春秋》也早已有之，并非孔子所作，这就未免有些过分而不合实情了。所以后来廖平的《知圣篇》、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则一反其说，而认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廖平说：
以六经分以属帝王周公史臣，则孔子遂流为侍述家，不过如许、郑之比，何以宰我、子贡以为贤于尧舜?至今天下郡县立庙，享以天子礼乐，为古今独绝之圣人?……孔子实作也，不可径言作，故托于述。所云“述而不作”，自辨于作也，“不知而作无是”，“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自任平作也。意有隐显，故言不一端；且实不作，又何须述以自明乎?……帝王之制由六经而定，谓为孔子制可，谓为帝王制亦可。惟兼采四代以酌定一尊，垂法百世以为永鉴，因不尽因，革不尽革，既不能分属四朝，又不能归并一代，则不得不属之孔子。《春秋》因鲁史加笔削，《诗》与《书》、《礼》、《乐》亦本帝王典礼而加笔削，合者留，不合者去，则《诗》、《书》乃孔子之《诗》、《书》矣。……《仪礼》容经，亦作亦述，与《春秋》无异也。……正《乐》亦同于《礼》。……同为孔子之书，非独《春秋》为然。(《知圣篇》卷上，清光绪刻本)
廖、康(康说前已具引)的这种说法，自然矫枉过正。在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中，虽从其说以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但在崔适的《五经释要》中已不认康氏之说为正确的。
依着我们现在看来，就古籍中比较可信的材料，孔子返鲁正乐以前，已常说“颂诗三百”，则《诗》决不是孔子所删的；《诗三百篇》中多数作品是东周时作，则当然更不是周公定的。今文《尚书》中有几篇，如《尧典》、《禹贡》、《洪范》、《金縢》等，经近人提出的证明，都疑为战国时作品，当然所谓廿八篇之书，不是周公、孔子所定的了。三《礼》中的《仪礼》，经毛奇龄、顾栋高、袁枚、崔述诸人的考证，认为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周礼》则自汉武帝时被认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到现在我们更从天文地理各方面的确证，可以证实它是出于西汉之末，更无论其为周公或孔子所手定的。《易》的《十翼》，欧阳修已疑过，近人更有谓其出于汉代者，《卦辞》、《爻辞》，虽似西周作品，也不能定为周公或孔子所作。只有《春秋》一经，或是孔子所作，然而仅凭这一经，当然不能认为六经都是孔子作的。
我们更需要明白的是，在两汉的经今古文学者，他们对于整个六经的著者问题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论，也没有什么一致的主张。今文学者的著作如《尚书大传》一样的可以说“周公居摄，制礼作乐”，古文学派在杜预以前也并未说《春秋》的“发凡以言例”是周公作的。廖平《今古学考》以为今古学宗旨不同，并以为“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这只是他一人的主张，在两汉是不如此的。后来的人误认古代有非常灿烂的文明，一切丰功伟绩都归之于古代的圣贤，渐渐地以为孔子作六经还不足，于是又推到周公身上去，像张揖、杜预这些人，以为周公作《尔雅》，定《仪礼》，预设《春秋》凡例，他们心目中更没有什么经今古文学派的观念的。
但是周公、孔子毕竟是中国人所谓的圣人，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上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为周公……其经纶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平观之矣。”(《观堂集林》卷十)郭沫若在《周彝铭中之传统思想考》上说：“历来儒者自称为承受尧、舜、汤、文、武、周公之道，尧、舜、汤事不足凭，自文、武而来者，则为经实。知此而后于周秦间之思想始可批导焉。”(《金文丛考》卷一)六经是儒家的经典，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当然与周公有关，现在我们否认六经为周公之旧典，但如认为与周公、孔子毫无相当的关系，这也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