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孟》、《孝经》、《尔雅》编定之年代
(一)《论语》之编定
《论语》有鲁、齐本之分，在王充作《论衡》时已有“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之叹。《论语》在群经中，以其所记为孔子之言行，我们对于此书编纂之人物与编定之年代，尤当特别注意的。关于编定之人物相传共有五说：
1.《论语》为孔子弟子所纂辑。(1)何晏《论语集解叙》引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2)《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2.《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1)《释文·序录》引郑康成曰：“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2)邢昺《论语注疏序》引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3)《论语》出于子夏等六十四人所撰定。
3.《论语》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1)柳宗元《论语辩》：“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2)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4.《论语》为七十弟子门人所撰定。皇侃《论语义疏》：“《论语》者，是孔子殁后七十弟子门徒共所撰录也。”
5.《论语》为琴张与原思所撰定。徂徕一新《论语徵》：“或乃谓：‘上论成于琴张，而下论成于原思，故二子独称名。其不成于他人之手者审矣。’”(转引自钱穆《论语要略》)
在以上五说中，第一说以《论语》为孔子弟子所纂辑。第二说以《论语》为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然以“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于高足弟子中最少，而《论语》载其临殁之言，则所撰定也。(此用钱穆《论语要略》引安井息轩语)”第三说谓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姚鼐于《古文辞类纂》驳之云：“《檀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为；而于子游称字，曾子、有子称子，似圣门相沿皆如是，非于称字、称子有轻重也。”第五说尤不合理，《子罕》篇“太宰”章称琴张之名作“牢曰”；《宪问》首章称原思之名作“宪曰”，或系“二子所记，门人编辑此书，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未足以为《论语》成于二子之证”(此亦用钱穆《论语要略》引安井息轩语)。在上五说中，只有第四说以为七十弟子之门人共所撰录，比较可信。但亦有当修正处，因《论语》之中，其有后人所增入者亦甚明。此崔述之言，其《洙泗考信录》卷二曰：是齐《论》与鲁《论》互异”《汉书·张禹传》云：“始鲁扶
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也。《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叙》云：“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是鲁《论》中亦自互异”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其有后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于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类者。非后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赵贞信辑点《论语辨三编》中册)
他说：“其前十五篇中，惟《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进》篇‘侍坐’章文体少异，语意亦类庄周，而皆称‘夫子’不称‘子’，亦与《阳货》篇同，至《乡党》篇之‘色举’章，则残缺无首尾而语意亦不伦，皆与《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后人所续入者。”(同上书，《论语辨三编》中册，第七页)他说《季氏》以下诸篇多可疑者，《论语》甚繁，兹约举如下：
一、《论语》通例称孔子皆曰“子”，惟记其与君大夫问答乃称“孔子”；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子张》篇有称“仲尼”者。
二、《论语》所记门弟子与孔子对面问答，亦皆呼之为“子”。对面呼“夫子”乃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之，而《阳货》篇“武城”、“佛肸”两章，于孔子前皆称“夫子”。
三、《季氏》篇“季氏将伐颛顼，冉有、季路见于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并无同时仕于季氏之事。
四、《阳货》篇记“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云云；又记“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考弗扰叛时孔子正为鲁司寇，率师堕费，弗扰因反抗孔子之政策而作乱，其乱亦由孔子手定之，安有以一造反之县令，而敢召执政，其执政方督师讨贼，乃欲应其召；且云“其为东周”，宁有此理?佛肸以中牟叛赵，为赵襄子时事，见《韩诗外传》，赵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后五年，孔子何从与肸有交涉哉?
五、《季氏》篇文多排偶，全与他篇不伦；《阳货》篇文亦错出不均，而“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略与《季氏》篇同，《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孔门绝无涉者。
六、《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于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矣。(《论语辨》下册，转引自钱穆《论语要略》)
这些例证颇博一般人的赞同，但“子见南子”章实非《雍也》篇最末一章，“齐景公”章也不是《季氏》篇例数第二章，是否附记误为正文，尚未可执崔氏说为一定不易之论；《阳货》篇记公山弗扰以费叛，佛肸以中牟叛，子欲往之事，是否可疑，亦待论定；崔氏之说不过是很有理由的怀疑而已。
在清儒中疑《论语》者尚有袁枚，他所著有《论语解四篇》收入《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四中，他说：“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多矣，虽《论语》，吾不能无疑焉。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以颜子之资仅许以三月，其它令尹子文、陈文子皆不许也。何至于管仲而曰‘知其仁!如其仁!’……然则何以有此?曰，‘《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齐人最尊管仲……以管仲为仁者，齐之弟子记之也。”袁氏又有《答叶书山庶子第二函》，云：
……仆因之有《论语》之疑焉。陆象山先生曰：“观《易》、《诗》、《书》圣人手定者，方知编《论语》者颇有语病。”初闻此言，似乎太妄，然平心玩之，亦似有理。大抵《论语》记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亲及门墙者，故不无“所见异词，所传闻异词”之累，即如管仲，忽而褒，忽而贬，“学不厌，诲不倦”，忽而自认，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叙事笔法，下论不如上论之朴老。(赵贞信辑点《论语辨三编》下册)
这里他以为“下论不如上论之朴老”，这与崔述《论语余说》、《论〈论语〉前后十篇之异》所见大略相同。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叙由》亦云：
《论语》二十篇，相传分上下，犹后世所谓正续三集之类乎?盖编《论语》者，先编前十篇自相传习，而又次后十篇以补前所遗者，故今合为二十篇云。盖观《乡党》一篇，其体制要当编在全书之最后，而今适居第十篇，则知前十篇本以自为成书矣。(赵贞信辑点《论语辨三编》下册)
钱穆《论语要略》综合以上诸人之说，以为约有如下之五说：
一、《论语》前十篇记孔子对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者”，朱子所谓尊君是也；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问，则但称“子曰”。乃《先进》篇答康子弟子好学问，《颜渊》篇答问政、患盗、杀无道之问，皆称“孔子对曰”。疑前十篇去圣未远，体例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之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
二、《论语》前十篇记君大夫之问，皆但言问，不言“问于孔子”。后十篇中，《先进》、《子路》两篇亦然；独《颜渊》篇三记康子之问，皆称“问于孔子”，齐景公之问政亦然，卫灵公之问陈亦然。盖后十篇皆后人所追记，原不出于一人之手，而传经者辑而合之，是以文体参差互异也。(《子路》篇义最精密，文体亦与前十篇略同，《宪问》篇次之，《季氏》篇文体最异，《微子》、《尧曰》亦参差不一；惟《子张》篇所记皆门弟子之言，无可疑者)至门人之问，更不烦称“问于孔子”；乃《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其皆后人采之他书，而非孔氏遗书明甚。(崔述《论语余说》，载《崔东壁遗书》)
三、《论语》前十篇文皆简，后十篇则文皆长。《前论》文过百字者仅两篇，他虽长章不满百字；《后论》则三百余字者一章，一二百字者八九章。
四、《论语》前十篇非孔子及门弟子之言不录，惟“乡党”一章记孔子行事，故章皆无冒头突起，其它未有突起及杂记古人之言者。后十篇中如“齐景公有马千驷”、“邦君之妻”、“太师挚适齐”、“周有八士”等章，皆杂记古人之言，与《戴记》、《檀弓》各篇相似，而与前十篇体例不类。
五、《论语》前十篇篇目，皆除“子曰”、“子谓”等字，惟《子罕》即以发首二字为篇目。前十篇以人名为目者三，后十篇以人名为目者九。今制简表如次：
前十篇
后十篇
不过，钱氏所列五条，还是遗漏了袁氏所举的理由，兹为补列：
六、《论语》前十篇“如《道千乘之国》、《弟子入则孝》两章，直起直落，不做虚冒架子”，至《下论》则论仁而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论政而曰“尊五美，屏四恶”，都先做一虚冒，如瘦词隐语，叫人猜度。倘子张不问，则不知五者为何行，五美四恶为何事矣。其它如“九思”、“三戒”、“三损”、“三益”、“三愆”、“三畏”，都是先加虚冒，开《周礼》“九贡”、“九赋”之门。“子见南子”一节，子路何以不悦，夫子何以立誓，至今解说不明。(袁枚《答叶书山庶子第二函》，引自《论语辨》下册)
有此六证，我们也可以恍然于《论语》一书编订之经历，袁、崔诸氏所论，也真有许多“十分之见”。崔氏《论语余说》辨定尤详，惜此处不能一一为之征引。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亦谓公山弗扰招孔子之不可信。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论语注》两书，更谓“《公冶长》篇‘巧言令色足恭’章，《述而》篇‘述而不作’章、‘甚矣吾衰’章、‘假我数年’章，《泰伯》篇‘民可使由之’章等为刘歆所窜入”，不过并无充分证据。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1936年)载有赵君贞信《〈论语〉一名之来历与其解释》一文，引王充《论衡·正说》篇：“《论语》者，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敕记(疑是初记之误)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记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以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云“此言汉代《论语》初出之状况，甚可信从。此时并无《论语》之名，后人追言之，遂均谓之《论语》。而《论语》实是此一大堆记孔门言行之竹简中之一部，此书虽尚保存一部分孔门正统学者所传之材料，然窜杂亦以不少，其最后编成似已在汉代。其中如言‘无为’、‘无言’，则属道家言；言‘卑宫室，恶衣服’、‘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则属墨家言；而中庸之为德章来自《中庸》，‘予小子履，敢用玄牡’、‘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等语又来自《墨子》。其成书之晚已可概见”。《论语》中杂有“道家言”、“墨家言”，其说虽属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然亦欠缺足够充分的证据。但是《论语》之最后编成似已在汉代，则由鲁、齐、古三论之合并为今本，已足见其论证不诬。
(二)《孟子》之编订
《孟子》为孟子自作抑或其门弟子所作，过去亦无定说，就书中所述事实看来，则似孟子门人所作。自来讨论此问题者约有四说：
1.孟子之所自作。(1)《孟子》赵注题辞：“此书孟子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说为政……似非孟子本真。”(2)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孟子作书中外十一篇。”(3)(傅玄)《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4)朱熹《朱子全书》：“《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
2.孟子与其弟子同作。(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苏辙《古史·孟子传》：“退而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记其平生答问称道之言，作《孟子》七篇。”(3)魏源《孟子年表》：“孟子在邹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设问答，著《孟子》一书。”
3.孟子弟子所记。(1)吴姚信：“《孟子》之书将门人所记，非自作也。”(2)韩愈答张籍书：“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3)林慎思《续孟子》：“《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4)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部·儒家类》：“按韩愈以此书为弟子所会集，与岐之言不同；今考其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为然。”(5)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孟子之道不行，归而作书七篇，卒当赧王之世，卒后书为门人所叙足，故诸侯死皆加谥焉。”(6)崔述《孟子事实录》：“余按，谓《孟子》一书为公孙丑、万章所纂述者近是，谓孟子与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则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于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之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卒，何以皆称其谥?二也。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三也。细玩此书，盖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
4.孟子门人弟子所记。(1)林之奇《孟子讲义序》：“《论语》、《孟子》皆先圣既设之后，门弟子所录，不惟门弟子所录，亦有出于门弟子门人者……如《孟子》之书，乃公孙丑、万章诸人所录，其称‘万子曰’者，则又万章门人之所录。盖集众人之闻见而后成也。”(2)周广业《孟子四考》：“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万章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3)《人表考》第五：“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弟子记其师者不类，当为手著无疑。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综上四说看来，最古而最折衷的论调，自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之说最为可信，这一说较之1、3两说更觉妥当。在近人著述中，如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亦以为“大约是孟子弟子所编，曾经孟子看过”。罗根泽《孟子传论》一书更驳斥崔述说云：
考孟子见梁惠王、滕文公，则梁惠王、滕定公皆卒于孟子前，自无待言。齐宣王之卒，依《史记·六国年表》，在位十九年，卒于周显王四十五年(《田敬仲世家》亦曰：“十九年，宣王卒。”)，孟子自然尚在。但《史记》遗悼子、剡子二代，致移前二十三年，以在位十九年推之，实卒于赧王十五年，孟子亦尚在也。梁襄王之卒，依《史记·六国年表》，卒于慎靓王二年，孟子自然尚在，但《史记》误以惠王后元十六年为襄王，以襄王之年为哀王，而谓哀王二十三年卒，说者谓《史》之哀王即襄王，则《六国年表》周赧王十九年哀王卒，即襄王卒，孟子亦尚在也(魏源《孟子年表》谓赧王十六年、梁惠王二十年卒，未知何据，如其书，更先三年卒)。鲁平公之卒，魏源《年表》系于周赧王二十年，言“《史记·六国年表》鲁平公立于周赧王元年，卒于赧王十九年；《鲁世家》则云：‘平公四年，秦惠王卒；二十年，平公卒。’较《年表》多一年。故《索引》引皇甫谥云：‘鲁平公元年己巳，终甲子，是二十年也。’今本《世家》‘四年’误作‘十二年’，又云‘三十二年平公卒’，与皇甫谥及《索引》所见本不合，其误无疑”。则卒年亦先孟子。唯邹、穆、滕、文之卒，于史无考。……王应麟《通鉴答问》谓滕以赧王二十九年为宋灭。魏源《年表》以为其说近之；而谓“文公有谥，非亡国之君”。假定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才先滕灭三年，文公非亡国之君，则卒年必在国灭之先，孟子尚在，殊不为过。邹、穆之问，魏源谓在赧王四年，虽不敢遽信，亦无法否认；果而距孟子之卒，且二三十年，况其时为初立，抑已立若干年，尚不可知，卒先孟子，亦非无理。总之，可知者皆卒先孟子，不可知者，不能据为《孟子》书必为卒后门弟子所追记之证也。至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之纰谬，伊尹王就汤王就桀之荒唐，亦不足为未经孟子寓目之证。……故余以为谓此为纰谬失实则可，以此断定非孟子曾经寓目则不可。
这里所述颇足以祛一般人之疑问，但既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为什么必定要作出这种对话式的记录，而不作出长篇的议论使人更易明了其宗旨?又，《荀子·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而今本《孟子》中竟绝无五行说之痕迹，如若此书果孟子与其弟子同撰或经孟子鉴定应否有此漏洞?但在现存《孟子》中颇能见出孟子学说思想，其为孟子弟子所撰，抑或孟子与其弟子同撰，时代先后，相去并不太远。《荀子·儒效》篇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王霸》篇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议兵》篇说：“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并有暗袭《孟子》文之嫌疑；《吕氏春秋·上德》篇引“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审为》篇述太王居豳事，亦有袭用《孟子》之嫌。
(三)《孝经》之编定
《孝经》这一部书，是在群经中称经最早的，在《吕氏春秋》的《察微》篇、《孝行》篇均曾引《孝经》之文，但是关于《孝经》之著作者为何人，迄今仍无一定之论。历来推论《孝经》之作者约有八说：
1.主张《孝经》为孔子所作者。(1)《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2)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孝经》者，孔子为弟子曾参说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亲之法。”(3)何休《公羊注》：“‘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则孔子自著也。”(4)徐彦《公羊疏》：“《孝经》者，尊祖爱亲，劝子事父，劝臣事君，理关贵贱，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经》’也。”(5)孙奭云：“夫《孝经》者，孔子之所述作也。”
2.主张《孝经》为孔门所录者。(1)司马光云：“孔子与曾参伦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2)唐仲有《孝经解·自序》：“孔子为曾参言孝道，门人录之，谓之《孝经》。”
3.主张《孝经》为曾子所作者。(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孔子以为能通《孝经》，故授之业，作《孝经》。”(2)熊禾为董鼎《孝经大义》之序中云：“孔门之学，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书有二：曰《大学》，曰《孝经》……而仅见于门人记录之书也。……要之，出于诸儒傅会，皆非曾氏门人所托旧文矣。”
4.主张《孝经》为曾门所录者。(1)胡寅云：“《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今首章云‘仲尼居’，则非孔子所著矣，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3)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是七十子门人所记，《孝经》只是曾子门人所记。”(4)姚鼐云：“《孝经》非孔子所为书也，而义出孔氏，盖曾子之徒所述者耳。”
5.主张《孝经》为子思所作者。《经义考》卷二二二引冯氏云：“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
6.主张《孝经》为齐鲁间陋儒所为者。(1)朱熹云：“《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着……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朱子又云：“《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家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殊非《大学》、《中庸》二传之俦也。”(2)朱子《孝经刊误后记》：“熹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瑞明，亦以为此书多出后人傅会。’……”
7.《孝经》为孟子门人所作。(1)陈澧《东塾读书记》：“《孟子》七篇中与《孝经》相发明者甚多。”(2)今人王正己著《〈孝经〉今考》也说：
从大体上看来，《孝经》思想有些与《孟子》的思想相同……合并起来，有以下各证：
(一)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邹，问孟子以丧事。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丧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以上的思想同《孝经》相出入。《孝经》有“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又，“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其旨不甘”。这简直是孟子思想的注解。
(二)孟子讲政治组织，次序总是以天子、诸侯、大夫，来对着天下、国、家。今《孝经·谏诤章》云：“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次序正同。
(三)孟子讲孝说是事亲能养，他的弟子听惯了这样的语调，所以《孝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词语。
(四)孟子有“子服尧之服，颂尧之言，行尧之行”的话，今《孝经·卿大夫章》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二者的意义正同。
(五)孟子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而《孝经》首四章的次序正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并且《天子章》云“刑于四海”，《诸侯章》云“保其社稷”，《卿大夫章》云“守其宗庙”，《士章》云“谨身”。这完全是由孟子的思想蜕化出来的。
由上五点看来，《孝经》大概是孟子门弟子作的。(《古史辨》第四册)
8.《孝经》为七十子徒之遗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孝经》授受无绪，故陈聧、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载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徒之遗书。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
综上八说看来，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我个人意见，则《孝经》实当为荀子门人所作。主张孔子所作或孔门所录，曾子所作或曾门所录，在宋人及清儒都不深信，主张为子思所作者仅据称仲尼字为证，更不足信。我们现在只有从后列三说中检讨出真相来。陈聧说《孝经·三才章》首，似据子产言礼之辞；《圣治章》末，似删北宫文子论仪之语，《事君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此乃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辞；《圣治章》曰“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凶德”。此乃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辞。圣人虽远，稽格言不应雷同若此。黄震说：“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瑞明之言，就古文《孝经》作《孝经刊误》，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与引诗云之语，而并五章为一章，云疑所谓《孝经》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为经，其余则移置次第而名之为传，并刊其用他书窜入者，如‘孝，天之经，地之义’至‘因地之义’，为《春秋左氏传》载子太叔为赵简子道子产之言；如‘以顺则逆’以下，为《左氏传》所载季文子、北宫文子之言；如‘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亦《左传》所载士贞子之言。遂以《孝经》为出于汉初《左氏传》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为之。”我们就陈、黄两氏所述看来，《孝经·三才章》首“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崔氏采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等语，《圣治章》中“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确是采用《左传·文公十八年》“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等语，《圣治章》末“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确是采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和“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这一段，《孝经》袭《左传》尤为显明，在《孝经》中，不论“孝”而大讲其“德教”、“政令”，其不合一；“畏而爱之”，在《孝经》中，不如《左氏》之本以威仪言之有根，其不合二；《孝经》采《左氏》之言不如《左氏》之有伦次，“德义可尊”一语，亦不如《左氏》之有本，其不合三。《事君章》“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亦不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有来历。陈聧、汪应辰所说，实非矫诬，只可惜他们还未看出《士章》“资于事父以事母，其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其敬同”，《丧亲章》“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之袭取《礼记·丧服四制》、《间传》、《问丧》，《丧服四制》因说“齐衰”，故有“资于事父以事母，其爱同”之语，《孝经·士章》不过利用《丧服四制》之语来释解下文，并不提到“母”、“爱”；“哭不哀”是就《间传》“大功之哭，三曲而哀”以说明斩衰之丧则不哀，“礼无容”是就《问丧》“……悲哀，稽颡触地，无容……”熔铸而成；《问丧》有“身不安美”，此则云“服不安美”，但显然“服”不及“身”之所指范围之广，意义亦不亲切。这已很可疑了。在《孝经·谏诤章》中说：“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是袭取《荀子·子道》篇：“昔万乘之国，有诤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诤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诤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诤子，不行无礼；士有诤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两相对照，《荀子》之文，比较拙劣，只就二、三、四之数不及三、五、七之合用来看便可知。由这几条证据看来，《孝经》不惟暗袭《左传》，而且有暗袭《礼记》、《荀子》的地方，《荀子·子道》为荀卿弟子之作品，则《孝经》之最初出现，当出于荀卿之弟子。《荀子》亦好论孝道，述丧礼，重法行；《荀子》之论政治，亦好以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为言；荀卿弟子更获闻有诤臣、诤子之论，荀子在《臣道》篇中曾说“故谏诤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有引“传曰：‘从道不从君’”，《子道》篇亦引“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思想是相合的。故《孝经》为荀卿弟子所作，更比孟子所作尤有明据，而无冲突之点。《吕氏春秋·察微》篇曾引《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孝行》篇又引《孝经》“故爱其亲不敢恶于人，敬其亲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光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前者所引为《诸侯章》，后者所引为《天子章》，文字稍有不同，我们实难据此以否认《孝经》原书之出于先秦以前。朱子并其前五章为一章，其实依我看来，第六章恐至少亦与当前五章同出于先秦，《三才》、《孝治》、《圣治》、《纪孝行》、《五刑》、《广要道》、《广至德》、《广扬名》中是八章“增”、“广”前六章之义而作，《谏诤》、《感应》、《事君》、《丧亲》则补充前六章、中八章之义，本是《礼记》式的一篇文章，汉儒以之教授童蒙，故既为之分章，或更为齐鲁间之陋儒所窜入，这在我们现在已不能详加论断。
(四)《尔雅》之编定
《尔雅》是解释群经的一部书，注重故训解释群经，是发生在西汉之世，由西汉经师所作，且为本无立名之作的。本无若何疑问，但传说上对于《尔雅》之作者亦有种种不同，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1.《尔雅》为周公所作。(1)张揖《上广雅表》云：“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义。”(2)《西京杂记》“辨《尔雅》”篇云：“郭威字文伟，茂陵人也。好读书，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3)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4)《史记·三王世家》索隐：“相传周公作《尔雅》，以教成王。”
2.《尔雅》为孔子所作。(1)张揖《上广雅表》又云：“今俗所传《尔雅》三篇，或言仲尼所增。”(2)《释文·序录》：“《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
3.《尔雅》为孔子弟子所作。(1)张揖《上广雅表》又云：“或言子夏所益。”(2)《西京杂记》记郭氏说后续中云：“余尝以问扬子云，子云曰：‘(《尔雅》者)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3)贾公彦《周礼疏》引郑玄《驳五经异义》云：“《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4)《郑志答张逸》云：“《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著。”(5)《释文·序录》：“或言(《尔雅》)仲尼所增，子夏所足。”
4.《尔雅》为秦汉时人所作。(1)张揖《上广雅表》又云：“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考’字意义不明，王念孙《广雅疏证》云：考《尔雅》疏引作考，疑本作‘着’，讹为‘者’，又讹作‘考’也)。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是故疑不能明也。”(2)欧阳修《诗本义》云：“《尔雅》非圣人之书，不能无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
5.《尔雅》为西汉末人所作。(1)叶梦得《石林集》：“《尔雅》多是诗类中语而取毛氏说为正，予意此但汉人所作耳。”(2)曹粹中《放斋诗说》：“今考其书，知《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何以言之?如‘学有缉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广也。’康成则以为学于有光明者。而《尔雅》曰：‘缉熙，光明也。’又‘齐子岂弟’，康成以为犹言‘发夕’也。而《尔雅》曰：‘岂弟，发也。’‘薄言观者’，毛公无训。‘振古如兹’，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则以观为多，以振为古。其说皆本于《尔雅》。使《尔雅》成书在毛公之前，顾得为异哉?则其书在毛亨以后。……”案：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尔雅》者皆诣公车，故出自毛公之后矣。
6.《尔雅》为刘歆所作。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尔雅》不见于西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盖亦歆所伪撰也……歆既伪《毛诗》、《周官》，思以证成其说，故伪此书，欲以训诂代正统。”又，“《尔雅》与《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并征，其具为歆伪无疑。……考《尔雅》训诂，以释《毛诗》、《周官》为主，《释山》则有‘五岳’与《周官》合，与《尧典》、《王制》异；《释地》‘九州’与《禹贡》异，与《周官》略同；《释乐》与《周官·大司乐》同；《释天》与《王制》异；祭名与《王制》异，与《毛诗》、《周官》合”。
以上六说之中，《尔雅》始作于周公、孔子及孔门弟子之说，在古书中并无佐证。张揖谓为叔孙通所补，在《史》、《汉》中并无明据。梁文虽不详其为何人，但既无赫赫之名，而忽有推戴之举，或系《尔雅》最初之撰人。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曾说：“《尔雅》与《毛诗》故训传相同。”孙星衍《〈尔雅·释地〉四篇后叙》也说：“《尔雅》所纪则皆《周官》之事。”康有为更由《释山》、《释地》、《释乐》、《释天》以说明为刘歆之伪撰，但以全书并为刘歆所伪，也未必尽然。依我看来，《尔雅》或本为《礼记》之一篇，原篇作者或系汉初经师至西汉末人，又有续添部分，和《孝经》一样，有原本，有增修。所谓《尔雅》之文杂，非一人之著，就作者言，当系如是。即非一人之著，则有汉初人所作，有治大学者所续，是很可能之事。张揖所云或为叔孙通所补，或为梁文所考，未必不可信，即康氏所云，证之以陈氏《毛诗稽古编》，孙氏《〈尔雅·释地〉四篇后叙》，《尔雅》完成于《毛诗》、《周官》既行之后，虽不必为刘歆伪撰而为治古文者所定，自非无理由之推证。《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有吾友顾颉刚先生《读〈尔雅·释地〉以下四篇》一文，更论之云：
谓《尔雅》之作者为西汉人，予亦得有数证。其一，《释地》列九州，而云“江南曰扬州”。然《禹贡》曰“淮海惟扬州”，扬之北界为淮而非江。夺江北之地以与徐，自《尔雅》始。按西汉以临淮郡与广陵国属徐州，会稽与丹阳二郡属扬州，二州隔江相望，是正与《尔雅》之言契合也(惟此专就今江苏界言，若安徽境内之九江、庐江二郡及六安国则属扬州而在江北)。其二，《禹贡》表荆州之界曰“荆、河”，荆山在南郡临沮，若汉代之荆州则北超南郡而兼有南阳，荆山不复为其北界，故《尔雅》易之曰“汉南曰荆州”，汉水西来，固过南阳郡者也。其三，《汉书·郊祀志》记武帝元封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至宣帝神爵中，定岳渎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今《释山》亦曰“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宛然符同(恒即常，避汉文帝讳改。霍即灊，故郭璞《尔雅注》云：“霍山今庐江灊县，灊水出焉。别名天柱山。”《广雅》亦云：“天柱谓之霍山。”)苟不出于武宣以后，何得有斯制度!其四，武帝太初元年始正历。《汉书·律历志》记其事曰：“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今《释天》于“岁阳”之首曰“太岁在甲曰阏逢”，于“岁名”之首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自甲寅始，岁名以寅起而子丑在末，非正历以后所纪，又安能若斯?其五，《礼记·大学》引《卫风》而释之曰：“《诗》云：‘瞻彼淇奥，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承首章之“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言之，且以起下“克明德”与“作新民”之义也。今《释训》忽于解释细碎事物之中插入“‘如切如磋’，道学也”直至“民之不能忘也”一段，突然而来，嘎然而止，是必《尔雅》袭《大学》，非《大学》袭《尔雅》。按《大学》一书之著作时代已甚后。吾友傅斯年先生尝论之曰：“列国分立时之平天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然而《大学》之谈‘平天下’但谈理财。理财本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之要务，必在天下已一之后。……且《大学》末后大骂一阵‘聚敛之臣’。汉初兵革扰攘，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文帝最不会用聚敛之臣，景帝也未用过。只到了武帝，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学》也就大骂而特骂。……如果《大学》是对时立论，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后，轮台下诏之前乎?”此论甚是。《大学》且在武帝时，况采用大学之《尔雅》乎!总斯数证，《尔雅》之作者不但可知为西汉人，且可知为武帝后人。至于采及《说苑》，其事更迟，其人且至哀、平间矣。郑樵有言：“谓华为‘荂’，谓
初生为‘芛’，谓芦笋为‘虇’，谓藕绍绪为‘茭’，皆江南人语，又知作《尔雅》者江南人。”(《尔雅》郑注后序)予读《释水》诸篇，亦疑作者籍南方，故于淮水为较详。《释丘》举丘之专名仅有三，而“淮南有州黎丘”为其一，一也。《释水》举大川之支流而云“淮为浒”，二也。又云“濄为洵，颍为沙，汝为氵贲”，此三水皆入淮者，三也。按张揖之表列举本书作者，而沛郡梁文居殿，沛固当淮水之北，濄，颍，汝之下流。若然，郑氏之说亦微近之矣。(《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
在此一文中，对于康氏说，曾谓：“此虽过于求新学伪经说之齐一，欲悉蔽罪于刘歆，而此书实有足以启人之疑者。梁文未知为西汉何时人，若在成、平之世，则亦未知其人与刘歆之关系何如，而其含有浓厚古文学色彩，与《毛诗》、《周官》二书尤相接近，是固甚显明之事也。”又说：“至于采及《说苑》等事更迟，其人且至哀、平间矣。”我们从这种迹象看来，《尔雅》之作者与其成书之年代，也大可以窥见其一斑了。
《四库提要》对于《尔雅》曾说：“其书……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观《释地》有鹣鹣，《释鸟》又有鹣鹣，同文复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书欧阳修《诗本义》以为学《诗》者纂集博士解诂。高承《事物纪原》亦以为大抵解诂诗人之旨。然释《诗》者不及十之一，非专为《诗》作。扬雄《方言》以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王充《论衡》亦以为《五经》之训故，然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专为《五经》作。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如《释天》云：‘暴雨谓之涷。’《释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辞》之文也。《释天》云：‘扶摇谓之猋。’《释虫》云：‘蒺藜，蝍蛆。’此取《庄子》之文也。《释诂》云：‘嫁，往也。’《释水》云：‘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释地·四极》云：‘西王母。’《释畜》云：‘小领，盗骊。’此取《穆天子传》之文也。《释地》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此取《吕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释地》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释诂》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纯、夏、
。’《释天》云‘春为青阳’至‘谓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释鸟》曰：‘爰居，杂县。’此取《国语》之文也。如是之类，不可殚数。盖亦《方言》、《急就》之流……”《尔雅》取材之广，非如汉人之其他著作之可以向壁虚造，也不是一人之力所能为；在汉初时，且有一人不能尽一经之说，然则此书取材之丰，亦足以证其出于哀、平之世；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这时正是增广《尔雅》的好机会，曹粹中《放斋诗说》所云，也颇有其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