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起源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经过孔子笔削而成的。在《孟子》书中，一则曰：“孔子惧，作《春秋》。”再则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亡”这两个字，无论解释为二《雅》或《国风》之亡，其时代都要在春秋中叶(详前)，如以为《春秋》是起源于《诗》亡以后，这似乎未必得其真，而其时代似乎太晚。《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是不依《孟子》之说，而以《春秋》之作，自古就有的。这更不合乎实际的情形，与《孟子》所说的相距太远了!关于《春秋》之起源，在前人多信奉《孟子》或《汉志》之说，例如刘知幾《史通·六家篇》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又案《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指此也。”这是用《汉志》之说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篇说：“《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这是用《孟子》之曰的。近来的人，有的谈到《春秋》的起源，仍因袭《汉志》的意见，以《春秋》为编年之史，“其起或在商代”。因为王国维说，“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同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冥，皆含朝暮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亡，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根据王氏之说，可知殷人之俗，最重乎天时，而且既知利用辰以记名号，则次列年月以记大事，亦非不可能。说是：“编年之起，高谈虞夏，诚不敢信，下托周公，亦未必然，谓为出于殷史，而美备于周代，则庶乎近之。”但是由殷代流传下来的文献与近今发现的实物看来，编年的记载，固非不可能，然而是没有确切的证明。郭沫若在《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中说：“金文纪年月日辰之例甚多，记时之例仅一见，秦商鞅量是也。‘十八年齐憄(遣)卿夫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之一为升。’十八年乃秦孝公十八年，当周显王二十五年，已是晚周之器矣。器之属于中周者所未见，即属于春秋时代者亦所未见。……甚至如春秋二字及以春秋为形声之字亦所绝无。”又说：“殷人月行三分制为旬。周人月行四分制，为初吉，为既生霸，为既望，为既死魄。卜辞凡言贞旬亡之例多至不可胜举，周金文凡言初吉、既望、生霸、死霸之例亦不可胜举。然有异者，则晦朔所未见。”据他这里所说看来，似乎“《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以及《春秋》书晦，都不是早有的现象。这两种说法，依我看来，都不甚正确。因为殷代虽利用干支来作名号，但是次列年月以记大事，在《尚书》中，没有这种迹象。如若是有，则不当在几篇真的《尚书》中完全找不到痕迹的。如说“《尚书》未析出之前，无容更编年月，既析出之后重在谟训，亦不待编年而明”，这是一种遁词。《尚书》是在什么地方析出的，有什么证明?为什么不待编年而明?难道我们读着《尚书》能明了其为哪一年所作吗?我们由《尚书》之不编年，不次年月以记大事，正可以见在春秋以前还未必有编年史。即如流传下来的《竹书纪年》以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都是有了《春秋》以后所著述，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如同《春秋》一样，逐年编次还是同题?谓为出于殷史，而美传于周代，是从“非不可能”说起，然而毫无事实足凭，说殷代就有编年史，终是毫无根据之谈。至于以金文中无春秋晦朔的字样来说《春秋》之晚起，则在《诗三百篇》之中，颇有春秋晦朔等字，完全以金文为凭验，在古器物多已佚亡的今日，只凭所已发现流传者而论，恐怕证据也还薄弱。依我的意见看来，我们要谈《春秋》的起源，还只有依据《孟子》来看，《孟子》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作”字，恐指“孔子惧而作春秋”而言，孟子是认为《春秋》是孔子作的，在孔子时，像《诗三百篇》那样的诗是没有了的，所以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但是孟子曾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由《乘》、《梼杌》与《春秋》之“一也”，及“其事则齐桓、晋文”看来，大概在周东迁以后，各国史记即发达，编年史的体裁，也因之而兴起，由《孟子》看是如此的。再就《史记》来看，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又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可见殷代没有编年之史，所以自殷以前，诸侯不得而谱。而所谓“谍记”，虽皆有年数，然而也不是编年体。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上又说：“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也不见自周便有编年史的迹象。即如所谓“共和”，在《史记》解释为“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在《竹书纪年》，“共和”则为“共伯和”，究竟很难断定谁是谁非。在西周如有编年的史文流传，恐怕不当传闻失实，相去至如是之远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虽起自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然而记事大抵仍甚简略，在春秋以前的，只有记晋稍详，或源出于晋《乘》。我们纵不能即言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为编年史之起源，然而由《史记》那两篇序文看来，这种编年史的兴起也不是过于早的。至于《春秋》之成为今日的《春秋》，当然是经过孔子的笔削，我们也不能说至孔子时才有编年的史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