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著述的年代
在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序·周礼废兴》上说：“《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按：实为马融《周官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按：实为惠帝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这一部来历不明的书实在太令人可疑了!贾氏又说：“《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同上)在《春官·宗伯》的疏上更云：“时有孟子、张、包、周及何休等，并不信《周礼》有五百里以下之国。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为周法。”(《五命赐则句下》)《周礼》之在东汉，怀疑它的人已如是之多，只是可惜这些说法我们现已无由得知其详。唐代的学者赵匡、啖助都是极能辨伪的。赵匡著《五经辨惑》说：“《周官》是后人附益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也引赵子曰：“《周官》之伪，予已论之矣!所称其官三百六十，举其人数耳，何得三百六十司哉!”(并见卷四《盟会》例下)到了宋代的欧阳修、苏辙对于此书，都很攻击的。《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八《问进士策》三首之一上说：
然今考之，实有可疑。夫内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贰，处分九报，建五等，差尊挺进以相就理，此《周礼》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而里闾县都之长，军师卒伍之徒不与焉。王畿十里之地，为田几井，容民几家?王官、王族之国邑几数?民之贡赋几何?而又容五万人者于其间，其人耕而赋乎?如其不耕而赋，则何以给之?夫为治者，故若是之烦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为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岂其礼大而难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与，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此又可疑也。
苏辙《栾城集》卷二十《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之一上说：
今观其书，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为井田而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什一，举无以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为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为比，比有比长；五比为闾，闾有闾胥；四闾为族，族有族帅；五族为党，党有党正；五党为州，州有州长；五州为乡，乡有一正卿。及有军旅之事，则以比长为伍长，闾胥为两司马，族师为卒长，党正为旅师，州长为师帅，卿为军将。故凡宫之在乡者，军一起而皆在军矣!起军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为兵，一人为役，而家之处者甚众，而官吏举皆在外，将谁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
在《栾城后集》卷七《历代论周公》第三上他又说：
《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郡，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过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为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异……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
司马光、胡安国、胡宏、晁说之及洪迈都直谓《周礼》是刘歆作的。(说见罗璧《识遗》卷一、《朱子语类》卷八十六、《容斋续笔》卷十六)郑樵则用孙处之说：“《周礼》之作于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也。”以为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也，唐人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朱子以为“《周礼》只疑有行未尽处，看来《周礼》皆是规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语是他人做。今时宰相提举勅令岂是宰相一下笔。有不是处，周公须与改，至小可处，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在《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中更列举程伯子、范浚、晁公武、魏了翁、王鏊、陈仁锡各家对于《周礼》怀疑的说法。王氏说：
其间亦有可疑者焉。冢宰掌帮治，正百官，其职也。而宫禁妇寺之属皆在，乃至兽人、渔人、鳖人、司裘、染人、屦人之类，何琐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内外史乃属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谓教者，师氏、司谏、司救五六员而已。其它六乡、六遂，分掌郊里、征敛、财赋，纪纲、市城管钥、门关，而谓之教，何哉?职方氏、形方氏之属，岂得归之司马?大小行人之职岂得属之秋官?
陈仁锡曰：
以《周官》全经言之，洵有可疑者：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刖罪五百，宫罪五百；太平之世，残形刻肤，赭衣菲履，交臂麻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职，官与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横则欺民，民猾则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详于《颂》，《昊天》之诗郊祀无分祭之文，《般》之诗望祀四岳河海。四望与山川无异祭之文，既右烈祖，亦右父母，妣与祖无各祭之文；其作乐亦未闻有用历代之奏以分祀之礼。疑三也。周西都则关中也；东都，今洛阳也。以千八百国计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
在《周礼》中，庞大的官数，琐屑的制度，棋局式的分封，五等爵的扩大，以及征敛财赋之方法，郊祭分祀的繁复，这已足以证明不是西周所当有的。而其制度之自相违异，与他经又不相合，这显然见得不是周公所作的。司马光、胡安国、胡宏、洪迈认为刘歆所作，但是他们并未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故如程伯子、范浚、晁公武、魏了翁、王鏊、陈仁锡也都只以为《周礼》是可疑的而已。明季本之《读礼疑图》以为出于战国策士之所为，清初姚际恒著《礼仪通论》以为出于西汉人之手。毛奇龄的《周礼问》以及顾栋高的《左氏引经不及〈周礼〉、〈仪礼〉论》也都只以为出于战国之世。万斯大的《周官辨非》是以专书来考订《周官》的，他说：
世称《周礼》为周公所作……而今之所传者，后人假托之书也。……其法制典章，取校于五经、《论》、《孟》，殊多不合……就其本文详析，多自相谬戾，弊害丛生，不可一日行于天下，周公之书，决不如此。
他对于卿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六十有五皆征之”，辩说：
郑司农云：“征之，给公上事也。”愚按养老之典，王政所先……春秋战国，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十六十者，而作《周官》者，遂援以为制，多见其伪也。
他对于贾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屠者“敛其皮、角、筋骨入玉府”，以及司门几入不物者正其货贿，辩道：
《王制》曰：“用器不粥于市，兵车不粥于市。”此贾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战国时事也。……皮、角、筋骨，屠者之所赢以资生者也，而亦全省之，噫，敲民骨取民髓，是不留一毛之利于民，民何乐乎有生?……一商也，市征之，关征之，门复征之；一门也，出征之，入不征之，商苦于频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然则非特商困也。
他对于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矿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等辩道：
嗟乎!虞衡土之，林衡、川衡、泽虞、迹人、矿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复物物分敛之，数十百官吏结罔罗置陷阱于山泽之中，民生其间，真一步不可行，一物无所有，累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嗥嗥如也”，岂其然哉!
他对于世妇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辩道：
《周官》于六官有六卿矣，于六卿又有六卿，已疑非先王之制，奈何于后宫复有卿乎?王朝卿止六，而后宫反倍之，纵曰后宫之卿即天子之卿，吾未闻天下之卿，至有二十四人之多也。
他对于校人掌王马之政，辩六马之属，辩道：
按天子十二闲，凡良马二千一百六十匹，驽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之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主马之官有校人，有仆夫，有驭夫，有趣马，有巫马，有牧师，有庾人；养马之役有圉师，有圉人……通计大夫、士为三百一十三人，府史、胥徒、医贾、圉师、圉人，为五千六百五十三人。是人之数几倍于马之数，呜呼!此即《孟子》所谓……野有饿莩之世，恐不至是。
他从经济状况、职官的制度等等来证明其非周公之旧典，他提出的证据确比欧阳修、苏辙、王鏊、陈仁锡要详细得多了!但他仍以为是春秋战国的作品。后来方苞著《周官辨》以专攻《周礼》之为伪，在他文集中也有《周官辨伪》两篇，他说：
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途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则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与罚布，而廛人之絘布、总布、质布，别增其三。夏秋二官，殴疫禬蛊，攻狸蠹，去妖鸟，殴水虫，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肃礼事也，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书方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经。……则莽与歆所窜入也。盖莽诵六艺而文奸言，而浚民之政，皆托于《周官》……既纂下书，不能遽变十一之说，而谓汉法名三十税一，实十税五，则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窜《闾师》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赋，本不止于十一也。莽立山泽、六管、榷酒、铸器，税众物以穷工商，故歆增窜《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厌胜，妖妄、愚诬，为天下讪笑，故歆增窜方相、壶涿、硩蔟、庭氏之文，以示圣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变也。夫歆颂莽之功，既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而公孙禄数歆之罪，又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则此数事者，乃莽与歆所窜入，决矣!(《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周官辨·辨伪一》，四一八页)
方氏之于《周礼》，算是提出刘歆窜改的确证了!在他以后的，如崔述的《丰镐考信录》，邵懿辰之《礼经通论》，以及刘逢禄、龚自珍等，虽对《周礼》怀疑，然而没有很进步的意见。其立说之最显明确当者，则无逾于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康氏说：
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传》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云：……云“唯歆独识”，“众儒以为非是”事理可明。此为歆作《周官》最易见，其云向著录者妄耳。或信以为真出刘向，且谓诟厉《周礼》为“误周公致太平之迹”，谓郑君取之为“不以人废言”，则受歆欺绐矣!或又据《史记·封禅书》云“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今按：原为‘土’字，校改)牛事”，信其出西汉前；不知《史记》经刘歆窜乱者甚多，史迁时盖未有《周官》，有则《儒林传》必存之。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亦犹有误。武帝世本无《周官》，何得有所议邪!则孝存尚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记·河间献王世家》及《儒林传》正定之，其真伪决矣。
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存《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托于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此歆之罪不容诛者也。其本源出于《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为六官所自出；《曲礼》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亦其题也。《盛德》篇：“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千乘》篇云：“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文王官人》篇：“国则任贵，乡则任贞，官者任长，学者任师，族则任宗，家则任主，先则任贤。”《朝事》篇则几于全袭之。歆之所为，大率类是。歆既多见故书雅记，以故规模弥密，证据深通。后儒生长其下，安得不为所惑溺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康氏从《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传》来证明西汉以前本无《周官》，本是刘歆之所伪撰，这是所谓发得巢穴的办法，其说法本有可信的理由，但如以为全书都是刘歆所伪造，这种意见当然是不易令人完全接受的。原来在汪中的《述学》即以为：(1)《逸周书》《职方解》即《夏官》职方氏之文。(2)《汉书·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3)《大戴记·朝事》载《秋官》中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仪四职文。(4)《礼记·燕义》有《夏官》诸子职文。(5)《内则》“凡食齐视春时”以下，《天官》食医职文；“春宜膏脑膳膏蒒”以下，庖人职文；“牛夜鸣则庮”以下，内饔职文。(6)《诗·生民》传“尝之日莅卜来岁之芟”以下，《春官》肆师职文。他以为传习之绪，明白可据。《孟子》论井田爵禄，汉博士作《王制》，只是皆不见《周官》，不可执是以议之也。其有不可通者，只应当信古而阙疑。后来陈澧《东塾读书记》也以为：(1)《礼记·杂记》下“赞大行八日云云”，郑注云：“赞大行者，书说大行人之礼者名也。”孔疏云：“《周礼》有《大行人》篇，旧作记之前，有人说赞明大行人之事，谓之赞大行。”(2)《郊特牲》“缩酌用茅明酌也”云云，孔疏云：“此一节记人总释《周礼》，司彝尊“泲二齐”及“郁鬯……”(3)《考工记》古疏云此“记人所录众工，本拟亡篇六十而作”。(4)《大司马》“中冬教大阅”……贾疏云：“吕不韦以为此经中冬为周之中冬，当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根据这四条来看，“《周礼》若非周室典制，作《礼记》何必赞之释之?作《考工记》者何必拟之?且吕不韦作《月令》本于《周礼》而尤有失，则《周礼》远在吕不韦之前，此皆足征《周礼》是周室典制”。而陈汉章的《周礼行于春秋时证》更杂引《左传》以为有“凡行周礼之证六十”。但是他们所举的证据都是极其薄弱的。《周礼》既是伪撰，必定杂引传记，《职方氏》之与《逸周书》，《典瑞》四职之与《大戴记》，诸子之与《燕义》，《食医》、《庖人》、《内饔》之与《内则》，《肆师》之与《毛传》，文字相同，或者是撰《周礼》者之采取诸书，或者两书采取相同的材料。窦公献书的事，据年代看来是不足据的。《礼记》赞大行人、缩酌用茅明酌也未必是释《周礼》的，郑注不言而疏言之，即其明证。《考工记》的体制与《周礼》不同，吕不韦《月令》是用秦制的，都不足为《周礼》是周室典制的明证。陈汉章谓：“隐十一年传‘同之宗盟，异姓为后’，即司仪‘天揖同姓，时揖异姓’礼。证一。”其实一说盟一说揖而附会以为证，他所举六十证是都不足信的。看来《周礼》之行于春秋时，这是绝对不会有这事的。
汪中、陈澧、陈汉章本是信从古学的，他们之以《周礼》为周公之旧典，本无足怪。在康氏以前的廖平，他在所著的《古学考》中也只主张《周礼》不过是刘歆窜改的，因而主张“周礼删刘”(其详见《古学考》，兹不具引)。而长寿李滋然著《周礼古学考》一书也只认《周礼》为刘歆窜改原本，也不赞同康氏之说。李氏以为：
《周礼》一书，多今学明文，篇中细节，即《曲礼》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条目也。而井田、封建、职官、食货、兵刑诸大端，多与《王制》、《孟子》不合者。盖旧籍原本与《左传》同藏秘府，西汉刘歆校订《周礼》，删汰博士明条，羼入古学异说，遂使本经文例，前后不相贯融。……如《大司马》之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是明用《春秋》、《王制》之三等也。而《小司徒》又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据《司马法》，甸出一乘，以求合于《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计之，则甸方八里，实得六十四井，据五百里计之，则上公地二十五万井，侯十六万井，伯九万井，子四万井，男万井；以甸出军，则上公当出车三千九百乘，即以三分去一计之，亦应出车二千六百乘，甲士、兵卒当有二十九万三千二百人，于天子六军，尚有赢余，又况男方百里，仍不足一军之数乎?……外如天地四时分官，府史胥徒数万，以及六卿之说，亦从古无此制度。刘氏盖以《天官》之名见《曲礼》，四时分官见《千乘》，六卿之名见《盛德》，遂由天子六军，大国三军，而例推之，故篇中官名，不尽见于群籍，况府史胥徒之名，此经而外，孤证莫寻，其余赋税、山泽、门关诸政之不合于群经者又无论也。今按《周官》文义详略互见，取例纷歧，详者琐细备陈，略者纲领不具，故孔子作《春秋》，东迁以后，混一以前，诸子百家所引经文，并无一字及此书者，据此则《周礼》甚为晚出，多经刘氏窜改，不祖乎孔子，不作于周公，不过与梅辑《尚书》，同归一例。(李滋然：《周礼古学考》，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他这里以为《周礼》“不过与梅辑《尚书》，同归一例”，本是极好的见解，而谓季本、姚际恒、万斯大、方苞、邵懿辰直以《周礼》全经悉为刘氏伪托，是又变本加厉，不可为定论。仅以《周礼》全书，“半由刘氏增窜，原本仅存秘府，不出《左传》之先”这也只是一种平稳的说法，不及康氏之彻底的。近人考订《周官》著作的时代的，如钱穆之《周官著作的时代考》(《燕京学报》第十一期，1932年)，也差不多，以为著于战国末年，郭沫若《周官质疑》(《金文丛考》卷三)亦其一例。郭氏就铭彝中所见之周代官制来考核其真伪，辩驳与其时代之早晚。他以铭彝中的卿事寮，太史寮；三左三右；作册；宰；宗伯；大祝；司卜，冢司徒；司工；司寇；司马；司射；左右戏毓荆；左右走马；左右虎臣；师氏；善夫；小辅，鼓钟；里君；有司；诸侯诸监等来证明“同于《周官》者虽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如是铁证，断难斥为向壁虚造。……如是而尤可谓《周官》必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谓之迂诞而已。”他以为：
由前举《马融传叙》，可知周公创制之说，实倡导于刘歆，且倡导于其末年。然《周官》书中，并未著作者姓氏，且亦无“周公若曰”之文，刘歆之说，亦徒逞臆说而已。……今考其编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官各六十职，六六三百六十，恰合于黄道周天之度数，是乃准据星历知识之钩心结构，绝非自然发生者可比，仅此已足知其书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矣。……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之说始见于《管子·五行篇》。……此固周末学者承五行说盛行之流风而虚拟之传说，以托诸《管子》者也。《大戴礼·千乘》篇亦言“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托为哀公与孔子之问答，此则周末或汉初儒者之所为，今《周官》以冢宰配天，司徒配地，宗伯配春，司马配夏，司寇配秋，司空配冬，三说虽小有出入，然其意则同，且同为五行说之派演，是则作《周官》者，乃周末人也。(郭沫若《金文丛考》，东京文求堂书店，昭和七年出版)
他以为《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其书盖“为未竣之业，故书于作者，均不传于世。……《周官》既为刘歆所表彰，且由彼托之于周公，则其旧简自难保无窜乱割裂之事。……《家司马》职文与《叙官》互易，《师氏》职文显有窜改……司马迁曾得见《周官》，其《封禅书》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此语见今《春官·大司乐》职而详略迥异，不知是否史迁撮述大意抑系刘歆窜加，终莫能明也”。从金文上来证《周礼》之不出于周公，证据是最好没有了。但是我总觉得该书的著作时代是西汉末年，而且是刘歆一班人所伪造以迎合王莽的心理的。于此点康氏之说似乎并没有弄错。现在更提出六证来说明如下：
1.祭天祭地的规定。祭天祭地的事情本在古代早就有的，阴阳对立的观念之浓厚则当在战国末，但以冬至郊天的办法据《春秋》看来是没有的。《礼记·郊特牲》说：“周之始郊日以至”，“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左传·襄公七年》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两说并不相同，足征并无定制。《郊特牲》出于汉儒之手，其说也不一定可靠的。我们试一检查《春秋》，则记郊者凡有九条：(1)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2)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3)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4)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5)成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6)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7)襄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从，乃不郊。(8)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吃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9)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已郊。合这九条来看，郊并不在冬至，如依《春秋》的例来看，则是郊用正月用申；不依《春秋》的例来看，则以四月郊为最多。不见得必是冬至郊天的。《吕览》月令是采用夏历(颛顼历)的，在正月里便说：“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而仲冬十一月冬至，别无祭天之礼。在《淮南》时则并无正月元日祈谷之事，而于仲春之月则有择元日令民社，也无所谓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之说。汉文帝十五年，“有司礼官皆说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至武帝元光二年“始以冬十月幸雍五畤”，而元鼎四年十一月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是为汉人以冬至郊天之始。至成帝建始元年，作长安南北郊。明年正月以正月郊祠长安南郊，三月祠后土北郊。据上所述来看，周并无冬至郊天之说，《吕览》、《淮南》也并无此例，文帝礼官更谓天子夏郊，《周官》作者的理想并不比《吕览》、《淮南》还要精细，而且《吕览》、《淮南》是由门客作的，如果其时能有这样的理想，则《吕览》、《淮南》也应当有一点的。今此二书并无，则所谓圜丘冬至祭方泽，夏至祭地的说法，自是受了汉武以冬至郊天，汉成作长安南北郊的影响。据此看来，《周官》当作于汉成帝以后，有刘歆、王莽伪造的嫌疑，此其一证。
2.日食月食的观念。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记载日食的约有三十六次，至于月食，则无记载。这自是阴阳对立的观念还未发达，所以并不以为月食一样地当“救”的。到了《周礼》在《地官·鼓人》上说：“救日月则诏王鼓。”《春官·太仆》说：“凡军旅田役，赞王鼓，救日月亦如之。”《秋官·庭氏》说：“掌射圃之天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射之。”《春官·大司乐》说：“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裁，诸侯薨，令去乐。”对日食月食一样重视，一样要“救”，这种观念是很晚的，《汉书·五行志》不著月食，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却有“非日月之眚，不鼓”，这一句本是《左传》的凡例，前人考定其为刘歆附益，而《周礼》说与之相同，显见其为同出一门，此其证二。
3.鸡人犬人的改属。在战国之末的时候，阴阳五行说始发达，所以在《吕览·月令》上已将许多东西分隶五行，谷与畜也有规定的。春食麦与羊，夏食菽与鸡，秋食麻与犬，冬食黍与彘，而属中央土的则食稷与牛。在《周礼》上则以鸡人属春官，羊人属夏官，犬人属秋官，而以牛人属之地官。孙希旦在《礼记集解·月令》上说：“《令月》四时所食之谷与牲，盖亦以五行分配之。然五牲则惟牛之属土，犬之属金，彘之属水，与《周礼》合，若羊《周礼》属火而《月令》属木，鸡则《周礼》属木而《月令》属火，孔疏所谓阴阳之说多途者。至五谷所配，其义尤多不可晓。”而在《春官》贾疏则说：“《鸡人》在此者，《鸡人》职云：其鸡牲，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鸡又属木在春，故列职于此也。”《夏官》贾疏则说：“《羊人》在此者，以其职有掌羊牲，又祭祀割牲等之事。羊属南方火，司马火官，故在此。……”按《五行传》云：“视之不明……则有羊祸。注云：羊，畜之远视者，属视。故列在夏官。”其实在《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说：“貌之不恭……时则有鸡祸。”注云：“鸡，畜之有冠翼者也，属貌。”《周官》之以鸡人、羊人改属，两者都是用《五行传》之说。固然阴阳之说多途，《五行传》说当是有进步的。《周官》采用这种新说，其出当在《大传》后，据郑玄《尚书大传序》说是其徒张生、欧阳生等共撰《大传》。其时代当在武、宣之际的。依旧说则《周官》藏于秘府，显非《大传》之采《周官》，而《淮南》的作者，也都无这样的新意，《周官》著作的时代，是当在武、宣以后的。其时代与刘歆接近。《隋书·经籍志》云：“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则其意见与刘歆亦接近，我们也可知道《周官》的作者应当是谁了!此其证三。
4.十有二土的划分。在《地官·大司徒》上说：“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我们知道在古籍中是划分中国为九州的，即在《吕览·有始览》上也只是说：“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在《淮南子·地形训》上说：“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而所谓九州则变为“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盖是其时中国地域已不止于九州，故《淮南子》乃袭邹衍之意而自创立新说。淮南王卒于武帝元狩元年，到元封五年部十三州，除司隶校尉部外正是十二州，十有二州应在其时始发生的。《周官》于职方氏仍用九州之说，而此则言十有二土，十有二壤，一方面想复古或是假托古制，一方面仍不免露出其时代之思想，郑注以十二分野释十有二土，其实这十二分野说也甚晚的。因为分野之说即令早就有的，而《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训》，其数都为十三，不见有十二分野的说法。因《汉书·律历志》上以为十二分野，在《汉书·地理志》则仍以十三计算的。亦足知其立说之晚。《五行志》中之上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而其篇下之下凡主分野皆刘歆说，则十二分野之说或创自刘歆(参看崔适《史记探源》)。郑氏以十二分野释十有二土，适足证其出于刘歆。如不从郑氏说，则是必为武、宣作品，依他证亦足断其为刘歆时作品。
5.赋敛征役的情况。在《周官》中，由其赋敛征役的情形看来，多半中是汉代才能有的思想，因为思想多半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决不会凭空就产生出来的，尤其是详细规定的制度，更不易于凭空悬想出来的。《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与余之赋。”其中“邦中之赋”只可依郑玄释为“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谓之赋”(《周礼注疏》卷二郑玄注)，赋即所谓口赋钱。口赋之法，虽始见于《管子·山至数》等数篇，然《管子》一书是不可靠的。据《汉书·禹贡传》：元帝时，“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其实，“口赋”是在秦商鞅变法中以“初为赋”为标志在历史上才首次出现，同时“口赋”在汉代的征收数额及年龄也曾多次变动。贡禹在元帝时的建议，去武帝时甚近，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周礼》这种规定，正是武、宣以后社会经济的反映。此其一。《周礼·乡大夫》之“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这正与汉昭、宣时所谓“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赋，五十六而免”的情形相去不远。《楚策》之所谓楚昭王使昭常守东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说苑》所谓齐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不必照汉代定为常制，《周礼》之“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当是受了汉代的影响，此其二。《司市》之“国凶荒礼丧则市无征”，《质人》之“掌成市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价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廛人》之“掌敛市之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厘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敛其皮角筯骨入于玉府；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泉府》之“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卖者”，等等。这些制度，很令我们想到《周礼》的作者似曾看到一个商业比较繁盛的社会而后才能拟出这样的规定，而后言先秦诸子所不能言。这种商业繁盛的社会，应是汉武通西域平南粤，西与于阗、罽宾、安息、月氏、康居、大宛诸国(《汉书·西域传》)，南与儋耳、珠崖、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诸地(同上《西南夷传》)有了交通往来以后，珍异的货物较多，例如：番禺为珠玑、犀角、瑇瑁、果布之凑，罽宾出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汉书·西域传》)；市场的范围扩大，例如：元狩元年张骞言使大夏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以东南身毒国。可见市场扩充，货物可经印度至西域。商品多了，市场大了，自然商业繁盛起来，征敛也比较多了。《司市》规定：“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发行货币，平均物价，也颇似汉代中叶以后所行的铸币平准、均输诸政策的反映。此其三。就这几点看来，《周礼》的写定，也不似出于先秦或与《吕览》同时，而当认为汉武、宣后作品。
6.土地制度之纷歧。在《周礼》中，关于土地制度，有几种不同的规定：《地官·遂人》职说：“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的理想制度，一方面与《大司徒》的“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不同。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已说：“此上、中、下三等田制，与《遂人》六遂田制略同；此所谓易，即彼所谓莱，但彼上地犹有莱五十亩，非全不易者，与此小异耳。”在同一《地官》中，其制度已不一律。而一方面又于《考工记》说“匠人为沟洫。……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也不相合。《匠人》“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遂人》则是“十夫有沟，沟上有畛”，其制不同。孙诒让《周礼正义》说：“《遂人》之洫沟，皆以十积数，不井田也；《匠人》之沟洫，以八积数，为都鄙井田之制。”他这种说法，不仅有错误，而且忘了《周礼》与《考工记》本非一人一时之作，《考工记》为六国时所录(据《士冠礼疏》)，《周礼·遂人》只会比《考工记》更晚的。因为《匠人》所举只有沟、洫、浍三，《遂人》所列则遂、沟、洫、浍、川五，而且《遂人》又有遂上有径，沟上有畛等，其范围较大，而设计较密，显见得《遂人》要晚于《考工记》，而疑为两汉人所作。我们再试从《草人》来看，其所谓“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舄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疆槛用蕡，轻爂用犬”。据郑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胜之术也。”土化之法的发明也是较晚的。在《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篇，是搜集当时农家的学说，而甚病“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辨土》)。但关于土地耕种只云：“凡耕之火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任地》)而无所谓用动物骨汁来“溲种”培植土地之种植方法。《周礼》作者所云，则与氾胜之之术极为相近。据《齐民要术》引氾胜之曰：“验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择取减法，神农复加之。骨汁粪汁种种，锉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渍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渍之五日；去附子，捣麋鹿、羊矢，分等置汁中，熟挠和之，候晏温，又溲曝，状如后稷法，皆溲汁干乃止。若无骨，煮缲蛹汁和溲。如此则以区种之法浇之，其收至亩百石以上，十倍于后稷。”(《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第三)我们试看氾胜之所云，用马、牛、猪、麋鹿骨的种种，与《周礼》的用牛、羊、麋鹿极相接近。氾胜之不是受了《周礼》的影响，因为他绝不用《周礼》之说，而《周礼》的作者则反似受了他影响的；《周礼》的作者不是农家，《周礼》本是杂采传记而成说，这是很显然易见的。既然能采取《吕氏春秋》所不能采，其书非秦以前所写定，而当在汉武、宣以后，或即刘歆之徒所为，我们也可以基本确定的。
除了以上述的六证之外，其余还有如：
《保氏》之“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此处以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而言，在先秦古籍中殊不多见，已颇可疑。而所谓六书，据郑注引郑司农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班固《汉书·艺文志》也引《周礼》来解释六书，但是“处事”许作“指事”，班作“象事”；“谐声”许作“形声”，班作“象声”；次第先后，亦与郑说差异。足见六书的解释，在东汉犹无定说，汉儒尚在研究、探索其涵义。或以为其是六国时人所为之，如在《左传》中，虽有许多谈到文字构造的地方，然并无此种说法。益可见其不出于秦以前，而是文字学比较发达后才有的。其实细究六书之内容，当系古汉字的造字理论，它至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对象、为依托的，但无论是春秋战国乃至汉代，均尚无从以甲骨文为文字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六书的说法可能出现很早，但其理论化出现必定较晚，《周礼》之写定，绝不出秦以前。另一方面，六书依前述上下文看来，当诂为六种的书体，才与五礼六乐等相陪衬。据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又曰：“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其实所谓八体，在秦始皇以前并没有八种。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秦始皇以祈祷名山作刻符，书题印玺；萧何作署书，题苍龙白虎二阙。”程邈之作隶书，据《说文解字叙》所云，在秦始皇时，则秦以前至多只有五书，是极显明白的。由此可见《周礼》有六书的观念，即便不是按照新莽居摄时的规定，也必发生在秦以后。但由其他处看来，这必因袭新莽之制。
《周礼·太卜》职云：“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注引杜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则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贾疏引《郑志答赵商》云：“非无明文，改之无据。且从子春。近师皆以为夏、殷也。”皇甫谧《帝王世纪》又兼采杜、郑之说，而以连山属炎帝。关于连山、归藏的解释，实是异说纷纭。但我们知道，《荀子·劝学》篇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在荀子的时代，还仿佛不知天地间有所谓《周易》也者，而《周礼》作者乃能举出《周易》之名，而又加以连山、归藏，总谓之曰三《易》。这岂不是一种奇迹?近人考证《周礼》为周末的作品，殊不知其实是晚于周末的。据黄以周说：“《连山》首艮，即象传兼山艮之义；《归藏》首坤，即《说卦》传坤以藏之义。……《连山》、《归藏》，古者本不名《易》，而云三《易》者，后人因《易》之名而《易》之也。”由黄氏所说看来，亦可见“三易”之名，其起始当甚晚。或者连山、归藏这种观念，是根本因于有了象传之兼小艮，及“《说卦》传坤以藏”之而来。则是《周礼》的著作年代，也要晚在西汉末年。
《周礼·夏官·职方氏》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此处所用“七闽”一词也颇可疑的。据《郑注》说：“玄谓闽蛮之别也。《国语》曰：‘闽，半蛮矣。’”但我们只看孙诒让《周礼正义》所说的：“《说文·虫部》：‘闽，东南越，蛇种。’《山海经·海内南经》云，‘瓯在海中’，郭注云：‘闽越即西瓯，今建安都是也。亦在岐海中。’《文选·吴都赋》刘逵注云：‘闽，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为闽中郡。’”案，闽即今福建，在周为南蛮之别也。引《国语》曰，“闽，半蛮矣”者，证闽为蛮之别。《释文》云：“芈，李云，今《周礼》本或无此字，《国语》则有。”案，韦本《国语》闽作蛮。贾疏云：“案《郑语》史伯曰：‘蛮，芈蛮矣。’注云：‘谓上言叔熊避难于濮蛮，随其俗如蛮人也。故曰蛮。’彼不作闽者，彼盖后人转写者误。郑玄以闽为正。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也。案，贾即隐括韦义。考《郑语》又云：‘芈姓夔越。’闽为东南越，或亦出于芈姓。但以闽为叔熊之后，则古书无征。郑、韦所据，文义并殊，贾强为傅合，恐不确也。”可见闽在古籍中少征引，《国语》中的‘闽，半蛮矣’实是‘蛮，芈蛮矣’。而闽这一名称实始于秦并天下之后。这一点也可以助证《周礼》当写在秦以后。
《周礼·春官·大师》职说：“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的解释，自当以章炳麟《六诗说》为确当，赋、比、兴不是诗之作法，只是诗的体裁。但我们知道，赋、比、兴为诗之体，章氏亦不能举出在先秦的显明的证据，这也当是秦以后《诗》学有了相当的发达，见得《诗》的作法有赋、比、兴之类。而《周官》的作者乃构成六诗之说，《毛传》还以兴为体裁，《毛序》则直接采用《周官》的六诗之说。关于这一点，虽不能单独地证明《周官》时代之晚，而从上述的许多证据看起来，也可以帮助我们估定《周礼》著作的年代较晚。此外如分国五等，出车三等；职方氏九服，大行人七服等自相矛盾。亦可见其本系杂取传记而造。而其行文之颇整洁，叙述之有次第，序官在每官之前，比较《吕览》尤觉进步，也足以见其著述时代之晚。由上述许多证据看来，则可见其作期在西汉之末，则旧说谓：“莽每有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后。”(《汉书·食货志》)“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汉书·王莽传》)“刘歆以《周礼官经》六篇为《周礼》。”(荀悦《汉纪》)“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为国礼”(《释文·叙录》)，刘歆杂取当日周政、周法之类的书改编成为《周礼》以佐王莽之篡，容系事实，后人并未冤枉了他。近人以为出于秦代，仍是为其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