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植被的变迁
全新世以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各地天然植被分布状况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天然植被地区逐渐减缩，栽培植被代替了天然植被。但其原因、程度和过程，在各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一般说来，当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中出现了原始农业，即开始改变天然植被。但在铁器工具普遍使用之前，人类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尚为局部的、缓慢的、微小的，如直至春秋时代，在古今植被状况变化最大的华北平原上，人口仍然十分稀少；河北平原中部仍有一片宽阔的、空无聚落的地区，各城邦国家之间还存在瓯脱地带。可见人为垦殖范围不大，对植被变迁的影响当然是有限的。其时黄河中游地区仍保持有良好的森林和草原，宁绍地区的四明、会稽山地在春秋时代大部分仍为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
战国开始铁器工具的普遍使用，加上各国竞相变法，发展农业，奖励垦荒，开阡陌，辟草莱，于是大面积的天然植被迅速遭到破坏，而为人工栽培的植被所代替。部分地区因自然条件较差，天然植被破坏后，环境更趋恶化。现举历史时期植被变化最显著的地区为例说明之。
一、华北平原。近年发现河北武安县磁山和河南新郑县裴李岗新石器遗址中出土有粟的遗存和石制农具，说明七八千年前，在华北平原西缘与太行山脉、豫西山地的交接处已经有了进入耜耕阶段的农业，这意味着天然植被开始被破坏。以后因农业工具的改进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加速了对森林和草原的开拓。战国时代河南中部地区已“无长木”。山东丘陵西麓的泗水流域已“无林泽之饶”，为“桑麻之业”的栽培植被所替代。[34]今冀、鲁、豫三省交界的东部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缺乏薪柴，[35]可见天然森林已破坏殆尽。在往后的2000多年间，这一地区为战争发生最频繁之地，和平时期的大规模垦殖和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焚毁的交替出现，使被破坏的植被未能恢复。晋末十六国时期，长期战乱，人口流徙，大片农田荒芜，转变成为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本地区西部和北部不少农田变成了牧地和狩猎场所。如十六国后赵时石虎将今豫东、鲁西地区辟为猎场。北魏时曾一度将豫东黄河南北千里之地辟为牧地。[36]同时因水利系统破坏，盐碱遍地，灾害连年，农业也未获发展。隋唐统一时期，在华北平原上大事兴办水利，发展农业，大片栽培植被替代了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但至宋金之际，频繁的战火再次笼罩了河淮平原，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河淮之间，“荆榛千里”[37]。今河南、安徽的颍、汝河流域，“土广人稀”[38]。女真人占领了华北平原后，把大量土地分给猛安谋克，但猛安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民桑多为牧畜啮毁”。[39]次生植被又大面积地遭到破坏。宋金以后，黄河经常泛滥于河南、淮北之间，沙地和盐碱地比比皆是，已无良好的植被覆盖，残存的次生灌木丛及杂草也先后被砍作薪柴及治河防汛器材，天然植被破坏殆尽，更无森林可言。清代以后农业有所发展，大片栽培植物覆盖地面，以后又屡经荒芜和垦辟。总之，本区是中国历史时期森林和草原植被变迁最大最频繁地区，也是人类活动对天然植被干扰最甚的地区。
二、黄河中游地区。本区中陕西渭河平原、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已进入农业社会，天然植被已遭破坏，代之以栽培植物。但其他地区在战国以前仍为畜牧区，森林和草原的分布相当广泛。秦汉时代大量汉民迁入本区，设置郡县，发展垦殖，农牧分界线一度北移至阴山以北和乌兰布和沙漠一带，河套及其以南地区因农业发达而被誉为“新秦中”，于是大片天然森林和草原为栽培植被所替代。东汉以后，虽因汉民的南徙和游牧民族的入居，农牧界限大体上恢复到战国后期的情况，次生的草原和灌木丛又大片取代了栽培植被。但因气候转寒、变干，已不可能恢复到秦汉以前的植被状况。北魏时在河套地区也进行过垦殖，至隋唐盛世，农牧界限再度北移至阴山一线。唐元和年间（9世纪初）的河套屯田，垦田8800余顷，以后又在陕北、银川平原开设屯田，黄河中游地区的植被又遭到大规模破坏。惟渭河上游的陇东地区和泾河上游宁夏南部，在唐代置有监牧，森林破坏程度较轻。至北宋初年该地森林仍然相当茂盛，当时今天水地区的夕阳镇（甘谷县东）“产巨林，森郁绵亘，不知其极”[40]。夕阳镇以西的大小落门砦（今武山县东）“多产良木”[41]。北宋初为营建开封宫室，大肆开采渭河上游森林，“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之险，以集于京师，期岁之间，良材山积”[42]。以后又在秦（治今天水市）、陇（治今陇县）、同（治今大荔）等州伐木，以造运舟。[43]金代继续开采河东、陕西、陇东材木营建汴京。[44]森林范围逐步缩小，以至陕北一带“山林无巨木”[45]，环州（今环县）境内“不产材木”[46]。以后由于宋、金、西夏间长期战争，陕北、陇东一带为修筑堡塞、屯垦边区、廓清视野，又大肆砍伐残存的森林。明代贺兰山原是“林木深翳，骑射碍不可通”的密林地区，正统以前开伐林木深至二三十公里，“失去障蔽”[47]。其余长城以外地区，也为廓清视野，每年进行烧荒，地面覆盖的植被几乎破坏殆尽，以致沙地不断扩大。
三、太行山区及晋北地区。本区农业开发较早，古今植被变迁也很大。太行山中段东麓是华夏族发祥地之一。从商代开始许多政权的都城设置在太行山东麓，如殷（安阳殷墟）、沫（今淇县）、邯郸等，宫室的营建均取材于此。北魏时“京洛材木，尽出西河”[48]，西河指今晋北以离石为中心的地区。隋唐都长安，“因近山无巨木，求之胜、岚（今岚县）间”[49]。南宋洪迈已指出，北宋时营建开封，也采用山西高原的岚、石（治离石）、汾阳之柏。[50]所以，经过历代的采伐，太行山区的森林至北宋时代已半为童山。[51]明代建都北京，城内官民竞起第宅，大同、宣化一带的大树尽被砍伐运往京师。从偏关至山海关原有一条延袤数千里的“林山茂密”的森林带，由于京师富豪官宦之家各起第宅，至弘治年间被采伐殆尽。[52]此外，历史上每逢战乱、灾荒，河北平原上的饥民多入山为生，滥砍滥伐。如明代玉米、甘薯等作物的传入，山区林木砍伐更甚。清代乾隆年间，林县一带“外山濯濯，屋材腾贵”[53]，由此而加重了水土流失，以致形成“土薄石厚”，反过来又影响次生植被生长。
四、豫鄂川陕交界地区。古代原为一片亚热带森林。唐宋时代秦岭大巴山区还保存着茂密的森林，植被覆盖良好。元以前仍然人迹稀少。明初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地广人稀，“山谷阸塞，林箐蒙密”[54]。秦岭山区称“南山老林”，大巴山区称“巴山老林”，都是“高山深谷，千峦万壑”，人迹罕到。[55]明宣德以后大批流民迁入林区，至明中叶进入鄂西的郧阳山区的流民竟达200万口之多。清中叶又发生一次大批流民迁入的浪潮，流民进入山区后，伐木造纸、烧炭，种植玉米、甘薯，甚至开辟梯田。多年老林，尽遭砍伐，以至“老林邃谷，无土不垦”。[56]到了19世纪，除了少数地区如神农架、镇坪、淅川等处尚有较多的森林和竹林外，荒山秃岭到处可见，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故本区为天然植被破坏较晚而程度极为严重的典型地区。
综上所述，可知历史时期中国的天然植被历经很大变化，其变化原因中有自然本身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人类活动的影响。由于各地区人类活动程度的不同，植被变化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变化也并非直线式地减少，而是天然植被——栽培植被——次生天然植被——栽培植被的反复出现。但总的趋势是天然森林植被的减少，然各地不尽相同。如华北平原因开发较早，人类活动频繁，天然植被已破坏殆尽，全由栽培植被所替代。又如黄河中游、太行山区天然植被人为破坏后，因气候干燥、雨量缺乏等不利因素，不少地区栽培植被也不普遍，而变成荒山、荒坡和沙丘。而西南、东北地区开发较晚，人类活动相对而言较少，故至今尚保存较多的天然森林。总之，在中国辽阔土地上，几千年来经各族人民长期的开拓垦殖，大规模地改变了天然植被的面貌，生产了不可数计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为各族人民的繁衍生息和文化流长，提供了物质条件。当然也由于人类对自然界发展的认识不足，无计划的滥垦滥伐，尤其是历代统治者无限制地索取，战争的破坏等等因素，使自然界失去了生态平衡。这种破坏越到近代越为严重，从18世纪初至1949年以前的250年间，森林资源的丧失大大超过此前的数千年。
【注释】
[1]王一曼：《渤海湾西北岸全新世海侵问题的初步研究》，《地理研究》1982年第2期。
[2]贾兰坡：《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中的动物群》，《文物》1977年第6期。
[3]王开发等：《太湖地区第四纪沉积的孢粉组合及其古植被与古气候》，《地理科学》1983年第1期；《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
[4]《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5]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与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1期。
[6]张福春等：《近500年来柑桔冻死南界及河流封冻南界》，《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
[7]龚高法等：《北京地区自然物候期的变迁》，《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
[8]龚高法等：《18世纪我国长江下游等地区的气候》，《地理研究》1983年第2期。
[9]周昆叔：《试论北京自然环境变迁》，《环境变迁研究》1984年第1辑。
[10]李炳元等：《试论西藏全新世古地理演变》，《地理研究》1982年第4期。
[11]（乾隆）《怀庆府志》。
[12]郑斯中等：《我国东南部地区近两千年来旱涝灾害及湿润状况变化的初步研究》，《气候变化和超长期预报会议文集》。
[13]《魏书·失韦传》、《旧唐书·室韦传》。
[14]〔清〕图理琛：《异域录》。
[15]〔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
[16]周叔昆等：《吉林省敦化地区沼泽的调查及其花粉分析》，《地质科学》1977年第2期。
[17]〔清〕杨宾：《柳边纪略》。
[18]〔清〕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19]《水经·清水注》。
[20]《晋书·石勒载记》、《水经·滱水注》。
[21]《史记·周本纪》。
[22]《宋史·地理志》。
[23]〔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清〕赵翼：《檐曝杂记》。
[24]《魏书·礼志一》。
[25]景爱：《呼伦贝尔草原的地理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
[26]《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23页。
[27]《史记·匈奴传》。
[28]《史记·货殖列传》。
[29]《水经·河水注》。
[3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甘州》。
[31]《汉书·地理志》。
[32]《汉书·西域传》。
[33]〔清〕肖雄：《西疆杂述诗》卷四，《草木》。
[34]《战国策·宋策》、《史记·货殖列传》。
[35]《史记·河渠书》。
[36]《晋书·石季龙载记》、《魏书·宇文福传》。
[37]〔宋〕晁补之：《鸡肋集》。
[38]《金史·曹望之传》。
[39]《金史·食货志·田制》。
[40]〔宋〕僧文莹：《玉壶野史》。
[41]《宋史·温仲舒传》。
[4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卷一〇六、卷五一、卷八〇。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卷一〇六、卷五一、卷八〇。
[44]《金史·郑建充传》，《金史·张中彦传》。
[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卷一〇六、卷五一、卷八〇。
[4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卷一〇六、卷五一、卷八〇。
[47]《明英宗实录》卷七二。
[48]《周书·王熊传》。
[49]《新唐书·裴延龄传》。
[50]〔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一一。
[51]〔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
[52]《明孝宗实录》卷八一。
[53]（乾隆）《林县志》。
[54]〔明〕高岱：《鸿猷录》卷一一。
[55]〔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七。
[56]严如煜：《三省内风土杂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