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郡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
战国时代人们把所知的地域范围划分为九个区域，即人们常说的大禹九州。后代误传为先秦时代的地方行政区划，那是没有根据的。九州的名称，说法不一，今列举四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如下：
汉后经学家认为《禹贡》九州是夏制，《周礼》是周制，《尔雅》是殷制。《吕氏春秋》是“杂家”不是经典，就不加理会。其实夏商周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地方行政区划，完全是后代经学家的附会。
上文提到，汉初中央直辖仅15郡，故而去秦制郡监，吏治由中央直接派丞相视察。但是到武帝时增至110郡（国），丞相无法兼管了。于是在前106年（元封五年）将京畿附近七郡以外全国的郡国分成13个区域。这个区域称部，每部派一刺史（刺即监察之意），巡视吏治，称为行部。刺史所监察的区城，称刺史部。为了给每个刺史部取个名称，即借用了《禹贡》九州（改雍为凉，改梁为益）加上《职方》的两个州名，共为冀、兖、青、徐、扬、荆、豫、凉、益、幽、并11州。另有两个不在《禹贡》范围内的刺史部，即最北的朔方（河套）和最南的交趾（岭南），共为13个刺史部，俗称13州。征和四年（前89）又将京畿附近七郡（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弘农郡）置司隶校尉监察，称司隶校尉部，共为14个监察区。西汉的刺史“位卑权重”，秩六百石，与县令相同，但有权省察秩二千石的郡太守、都尉。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部，岁终至京师向丞相奏事，由丞相处置，故无固定驻地。东汉初年，匈奴南侵，省朔方入并州，改交趾为交州，加上司隶校尉部，共13个监察区，俗称13州。同时加重刺史部的职权，如岁终刺史本人不必诣京师奏事，由属下替代，于是有了固定驻地；职权不限于监察，并有黜陟之权，成为郡国守相的上级，但毕竟管官不治民，不干预地方行政，仍不能算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13州的治所是：司隶治雒阳（今洛阳市东汉魏雒阳故城）、冀州治高邑（今河北柏乡北）、徐州治郯县（今山东郯城北）、青州治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故城）、兖州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豫州治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隅）、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凉州治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荆州治汉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扬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益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北）、交州治龙编（今越南河内东）。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为了加强地方权力，以便镇压起义军，于公元188年（灵帝中平五年）以中央九卿出任州牧，掌一州军民，余称刺史，职权相同。这时的州牧（位尊者）、刺史不仅有省察、举劾、黜陟权，同时还有兵权和治民之权。州任之重，自此而始。于是州逐渐形成为郡县以上一级行政区划，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
公元194年（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则东汉末为14州。三国鼎立时荆扬各分为二。魏据黄河流域有司、豫、冀、兖、徐、青、雍、凉、并、幽、荆（西汉荆州北部）、扬（西汉扬州北部）12州。孙吴占有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有荆、扬、交三州。蜀汉占有今四川和陕西汉中盆地，置益州一州。故三国共有16州。孙吴末年分交州为广州（今两广）。263年曹魏灭蜀，分益州为梁州（今四川东部）。265年司马氏代魏时为14州，吴有4州，南北共18州。西晋初年分雍、凉、梁3州部分地置秦州，分益州西南部为宁州，分幽州东部为平州，共17州。至280年平吴统一，将南北荆、扬合一，全国共为19州。以后又从荆、扬二州分出今福建、江西地置江州，分荆、广二州（今湖南东部和广东北部）置湘州，至西晋末年共21州。
三国时期州辖郡国，郡国辖县、道、邑、侯国，制度与东汉相同。吴、蜀无王国，只有郡；吴还有同郡一级的典农校尉和同县一级的典农都尉，掌屯田区的生产和民政。魏有郡国90，吴有郡43，蜀有郡22，共155郡国。魏有县700余，吴有县313，蜀有县100余，共有县1200左右。相对两汉而言，南北方郡国均有增加，但辖境缩小。县在魏境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而吴蜀境内因经济开发，人口繁衍，县数明显增多。如两汉时今福建省境内仅一县，孙吴时增至8县，即为一例。西晋统一后约有郡国172个，县1223个。
西晋末永嘉之乱后，北方在十六国统治之下。各国为“务广虚名”，往往在各自统治的较小区域内随意分置许多州，州制开始发生混乱。如汉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置雍州，在离石（今县）又置幽州。前赵刘聪以洛阳为荆州。北燕疆土仅西晋平州一半和幽州一小部分，却置了5州。北凉仅今天甘肃张掖、民勤、山丹数县之地，先后设置3州。南方的东晋有10余州。南朝宋、齐有20余州。梁天监十年（511）有23州，以后开疆拓土、析置新州，至大同中（535～545），仅隔二三十年，增至107州。陈朝疆土狭小，仅长江中下游南岸和珠江流域，即有42州（一说64州）。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一番省并，初年有一二十州，至孝文帝太和中有38州，太和后增置益滥，末年竟达80余州。东西魏时乃至有110余州。以后北齐占有北中国东半部地，经省并还有97州，正所谓“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6]。北周大象二年（580）有州211。南北朝前期共有州五六十个，末年竟达300余。州制之滥，至此已极。州既如此，郡亦相同。郡置之滥，北朝胜于南朝。南朝前期刘宋大明八年（464）有郡270余，南齐时有郡370余，梁天监十年有郡350；而北齐天保（550～559）年间有郡160个，北周末竟有500余郡。
东汉末年初行州郡县三级制时，一州往往辖有十来个或七八个郡，每郡领十几个县不等。可是到了南北朝后期不少的州只辖一二个郡，一郡只辖二三个或一二个县。有的州竟无县可领，有的仅存名目。南朝齐在汉中地的梁州所统的65郡中有45郡“荒或无民户”[7]。有的两个州、郡合治一地，一人兼两刺史或太守，称为“双头州郡”。故实际上只是州直接统县，郡形同虚设。至此，实行了400多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已完全丧失了原意。
东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即侨州郡县。晋末永嘉之乱，中原人民纷纷流徙，大部分渡淮南迁，也有一小部分迁往辽东和河西地区。当地政府为了招抚流民，安置世家大族，即就地按原来籍贯的州郡县名设置政区，给予不税不役的待遇，称为侨州郡县。例如前燕慕容氏即将中原地区迁居辽河流域的流人设置侨郡，以冀州人置冀阳郡，以豫州人置成周郡，以青州人置营丘郡，以并州人置唐国郡。河西的前凉政权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后北朝也有侨州，六镇起义后，北魏、东魏曾侨置恒、云、朔、燕、蔚、显六州于并、肆、汾州界内。西魏、北周亦曾侨置此六州于秦陇地区。[8]但当时南迁至长江流域的人口最多，故而侨州郡县制度以东晋南朝最有代表性。时间以东晋为最盛，刘宋时渐微，齐、梁、陈时大规模南迁已属少见。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多集中在两点三线。两点是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荆州（今湖北荆州市）和下游的政治中心扬州（今南京）附近。三线是三条交通线：长江上游的汉中至成都、重庆，中游的襄阳至江陵、武昌，下游的今当涂、扬州、镇江至常州以及沿运河的淮阴、扬州一线。
侨州郡县建立之初原是想恢复故土的。后因长期不能恢复中原，政府又缺乏赋税和劳役，于是从东晋成帝咸和年间开始，至陈天嘉元年（360）共实行九次土断。所谓土断，即以土为断，就是将侨州郡县经行一番整理，与当地原有的政区结合起来，如无实土的给予实土，或加以省并和改属，完善户籍制度，目的在于“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9]，使大批侨人服役纳赋，保证政府的赋税来源。侨州郡县制度的出现和演变，对中国地方行政区制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总之，东晋南北朝时期政区设置十分混乱，正如《宋书·诸志总序》所言：“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或“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土，夕为庐、九之民”，“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这种混乱的局面至隋统一南北后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