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汉时期

上述农牧界限到秦汉时开始发生变化。这是由于中原王朝势力的扩展和汉民族大量迁入边区而引起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派蒙恬逐匈奴，取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適戍以充之”。三十六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的结果，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始皇死，蒙恬被杀，接着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

汉代初年与匈奴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为界，大致即战国时代的农牧分界线。到了汉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复取河南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从事农耕的汉族人民安置在北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山陕峡谷流域、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竟达310余万。如果不是开辟相当数目的耕地，是无法生存的。武帝元封年间，农垦区向北推进，“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2]。眩雷塞在今伊克昭盟杭锦旗东部。至元帝初元五年（前44）北假（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仍置有田官。20世纪60年代在今套西乌兰布和沙区内就发现过汉代垦区的遗址。在河西走廊消灭了匈奴休屠王、浑邪王以后，设置了4郡35县，从今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迁去大批农业人口，兴修水利，开辟农田。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中有关河西地区屯田的资料十分丰富。西面拓疆至关中，羌人被迫西迁至青海湖周围及其以西地区，令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大规模开置屯田。总之，自汉武帝以后，北部农牧界限大大地向北推进，除了中间有一块伊克昭盟部分草原外，西面已达套西乌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面已抵阴山山脉，东面仍沿着长城一线。

东汉初年因匈奴南侵，一度放弃了从河套至晋北的沿边诸郡，迁人民于内地。公元50年南匈奴降附，才恢复了沿边八郡。其后南匈奴大批内迁，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其中还杂有羌、胡、乌桓等族。西部羌人自东汉初年以来不断叛乱，并向内地进犯。安帝以后，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郡治和汉人都从陕北、陇西一带迁至渭水流域，大批以匈奴、羌族为主包括乌桓、鲜卑等的杂胡入居泾、渭、北洛河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的沿边八郡，其结果必然突破了秦汉时代形成的农牧界限。据谭其骧教授估计，入居缘边诸郡的从事畜牧业的民族总数约在百万左右，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却大量下降。新的农牧界限内缩的具体情况虽不甚明瞭，但沿边八郡大部分土地已成为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区该是无疑的。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使东汉政府对边区的统治已无法维持，终于放弃了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七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同时也放弃了桑乾河上游代郡、雁门二郡各一部分，“百姓南奔”，“塞下皆空”。这些地区几乎全为羌胡所居。三国时南匈奴五部三万余落，散居在汾水流域。西晋武帝泰始年间继续有大批匈奴入居汾水流域。太康年间有匈奴十余万人入居雍州。当时关中地区人口约百余万，而“戎狄居半”^[3]。大量北方游牧民族的入居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随之加剧，最后导致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混战时期，农业人口大批死亡和流徙，耕地大片荒芜，为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北方各族游牧部落入居黄河流域后，其中一部分已逐渐汉化，从事农耕。如上党羯人石勒即为人耕奴。《周书·异域传上》记载：“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亦知种田。”但大多数匈奴、鲜卑、氐、羌还保持着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其聚居地区，仍然从事畜牧业。即便由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所居河西走廊地区，也由于境内散居着大量鲜卑、氐、羌等族，畜牧业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晋末洛阳匮乏，前凉以“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为献。^[4]前赵兵锋逼临境下，前凉遣使称藩，献马1500匹、牛3000头、羊10万只。《西河旧事》说：“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其他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俘获牛羊为数。可见当时黄河流域北部地区，畜牧业已占有相当的比重，农耕地和牧地错居杂处，农耕区的北界大约已内缩至渭河平原北缘、汾水中游和河北中北部一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