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交通的发展和港口城市
中国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港湾，提供了海上交通的方便。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东部沿海的齐、吴、越等国都有在海上航行的记载。两汉时代发展为国际交往的重要路线了。
（一）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汉时期中外海上交通已很发达。中国北部海上交通，由山东半岛渡海趋辽东半岛，沿着朝鲜半岛的西、南岸，渡对马海峡至日本。这是中、朝、日之间海上交通的最早航路。但当时朝鲜半岛、日本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主要是使者往来，同时将中国文化传入朝鲜、日本，对经济的交流意义不大。
南部的海上航路在西汉时已远至孟加拉湾西岸。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今越南顺化附近）或徐闻、合浦出海，经马六甲海峡，沿途停泊各港口，最终到达黄支国。黄支国一说在今苏门答腊西北部，一说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当时汉代输出的主要是黄金和丝绸，而输入的主要是琉璃、玛瑙、琥珀、药材和香料等。东汉时中印海上交通畅通不衰。罗马帝国东部也有商人远洋来华通商。《后汉书·西域传》有“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象牙、犀角、瑇瑁”的记载。中国输出的仍以丝绸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域外交通仍持续发展。三国时魏、吴二国东临大海，很注意发展域外海上交通。曹魏曾两次遣使去日本，日本倭女王国也曾四次遣使来华。其航海路线大致与西汉时相同。孙吴黄武五年（226）曾有大秦商人来到吴境交趾。后来孙吴政权派朱应、康泰去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及南洋群岛的若干岛屿，还国后曾著有《扶南异物志》[19]、《吴时外国传》[20]。这条航路在两晋南北朝时为中印高僧来往必由之路。西晋时有天竺僧耆域自天竺（印度）经扶南，走海道至交、广。后从长安出发，经流沙，返回西域。这是第一个从海道来华，由陆路返回的印度僧。东晋高僧法显从长安经陆路去印度，后由海路经师子国（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渡南海、东海，在山东半岛崂山登陆。此后南北朝时印度僧多由师子国泛海至广州，如求那跋陀罗、菩提达磨等。
当时广州为中国海外交通的第一大港。南海诸国货物均凑辐于此。
（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更注意发展域外海上交通。北方航路主要去高丽、新罗和日本。隋代去高丽航路从东莱郡（今山东掖县）出发，直航平壤，大体上即走传统北方航路。隋代与日本海上交通，自大业三年（607）日本推古天皇派小野妹子使华（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派使者来华）后，中日使者往来频繁。隋代去日本航路大致从东莱出发，先至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然后过聃罗国（济州岛），经济州海峡、对马海峡，至日本壹支岛。
唐朝去朝鲜的海上航路，据贾耽《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记载，从登州出发，经渤海海峡间一系列岛屿，至大连湾，又沿着辽东湾海岸至鸭绿江口，由此分为两路：一路溯鸭绿江而上，再转陆路至渤海东京城（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即所谓渤海道；一路沿朝鲜半岛西海岸航行，至唐恩浦口（今仁川以南马山里附近）登陆，为航路之终点，再陆行东南至新罗王城（今庆州）。
唐代中日交通也十分频繁，去日本的航路有两条：一条是传统的航路，即从山东登州出发，沿辽东半岛南岸和朝鲜半岛西南岸，经济州海峡、对马海峡至日本；一条从扬州出发，横渡中国海，抵达日本。日本遣唐使来华，前期多走北路，因沿海而行，大都平安到达。后期因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日本关系不和，故多走南面航路，直接渡中国海，至楚州、扬州、越州、福州、明州等港口登陆。
隋代南方海上交通，著名的有大业三年（607）派常骏出使赤土国（旧有逻罗、马来半岛二说，近年陈碧笙主苏门答腊）一事。从南海郡（今广州）出发，经越南半岛沿岸诸岛屿，至赤土国。此外隋代还与真腊（柬埔寨）、婆利（今峇厘岛）、盘盘（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今马来半岛中部）等地有海上往来。唐代南海航路大多从广州出发，经琼州海峡，西南经今越南中部、南部沿海和附近岛屿，渡新加坡海峡，东航可至诃陵（今爪哇岛），西行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伽芝洲（今尼科巴群岛）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西岸，由波斯湾至幼发拉底河口登陆，趋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今巴格达）。这是东西方两大帝国的海上交通航路。阿拉伯商人亦多经此航路来华贸易。唐代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如真腊、骠国（今缅甸）、婆利、盘盘、丹丹等均有海上往来，不能备述。
隋唐时期随着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港口城市。在北方的有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掖县），南方有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温州、福州、泉州、潮州、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和苏州的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等。其中广州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港口，史载每日抵港的外国商船有10余艘之多。据10世纪初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的记载，9世纪后期居住在广州的伊斯兰、犹太、基督、拜火教徒总数达12万之多。[21]此数虽不可尽信，但来广州贸易并长期定居的外商为数很多是可以肯定的。
（三）宋元时期 宋元时代由于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再则河西走廊为西夏政权所控制，西北陆路受阻，海上航路便成了宋朝与阿拉伯各国之间往来的惟一交通路线，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海上贸易也因此更为兴旺。
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与中国通过海道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六十处。元代海外贸易也十分发达，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约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有海上交往。总之，宋元时不仅发展了与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半岛、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半岛和巴基斯坦各地港口的交往，还远至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的索马里、马达加斯加一带和地中海区域的西班牙南部。
宋元时期去高丽、日本主要从登州和明州两处出发。北宋熙宁以前主要从登州起航，熙宁以后因辽强大，为防止私商夹带兵器运往辽境，北宋政府禁止海商由登、莱起航，故熙宁以后改从明州出发，沿着两浙、淮南的海岸，然后折东北渡海至今朝鲜济州岛西北大黑山岛一带岛屿，至今开城西礼成江登岸。从明州去日本利用信风进行航行。去日本多在夏季，回程多在秋末冬初，路线大致是去高丽路线的延续。
宋元时在主要海上贸易港口设立市舶司、务、场，管理对外贸易。北宋时设立市舶机构的有广州（971年设司）、杭州（989年前设司）、明州（999年设司）、泉州（1087年设司）、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1088年设司）、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1113年设务）。南宋时又增温州市舶务、江阴军市舶务和秀州海盐澉浦市舶场。其他如通州（南通）、楚州、海州（今东海县）、越州（今绍兴）、台州（今临海）、福州、漳州、潮州、雷州（今广东海康）、琼州（今海口市）虽未设市舶机构，但都是海上贸易港口。元至元十四年（1277）取得闽、浙地后，即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庆元（即原明州）、上海、澉浦四处置市舶司。后又增置广州、温州、杭州三处。至元三十年（1293）温州司并入庆元司，杭州司与当地税务合并。大德元年（1297）又将澉浦、上海两司并入庆元司。此后只剩下庆元、泉州、广州三司。
宋代广州在各海外贸易港中居首位。南宋初年广州市舶司的“收课入倍于他路”[22]。“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
不能计”[23]。泉州港位于东海航路和南海航路交汇处，唐以来海外贸易已很发达，南宋以后更是飞速发展，至元代替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第一大港。时人称泉州为“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24]。此外，如明州、秀州澉浦、华亭青龙镇、上海镇（南宋末置镇，元置县）的海外贸易，均盛极一时。
（四）明清时期 明代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明代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派郑和先后七次率领庞大船队，远渡印度洋，历37国。其航程南至爪哇岛，西达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和红海的天方（今麦加），最远还到了非洲东海岸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从中国至东非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新航道，而且在航程中还开辟了许多支线，对后世在太平洋、印度洋上远程航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代还与马尼拉、墨西哥有过贸易交往，其航程还到达过美洲。〔图一九〕
明清时都采取过海禁政策，严禁人民下海贸易，无疑对海外贸易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民间往往进行走私贸易，其规模就不可能很大。
宋代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以丝绸和瓷器为主。在南洋菲律宾的苏禄群岛、棉兰老岛、米沙鄢群岛等地都有中国青瓷器的出土。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岛，都曾出土大量的中国陶瓷；从印度半岛的沿海地区以及今斯里兰卡西南的狄达加岛，波斯湾口的阿曼湾，以至红海沿岸都曾发现过唐宋元明的各朝瓷器。远至非洲东海的摩加迪沙等地也有唐至明代各时期的青瓷碎片出土，这些都与古代文献记载的中国对外海上航路完全吻合。因而日本学者称之为“陶瓷之路”。[25]
16世纪以后，西欧殖民主义者开辟了通向印度、远东、美洲的新航路，从此远洋航路遂为其所垄断。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航线亦被控制，港口被迫开放。香港、澳门被强行侵占，甚至丧失了内河航行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航海事业才开始了新的篇章。
〔图一九〕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注释】
[1]《战国策·赵策》。
[2]《战国策·秦策》。
[3]《史记·越世家》。
[4]《战国策·秦策》。
[5]《史记·货殖列传》。
[6]《战国策·齐策》。
[7]《战国策·齐策》。
[8]《史记·吕不韦传》。
[9]〔汉〕班固：《西都赋》。
[10]《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11]《盐铁论·力耕》。
[12]《汉书·灌夫传》。
[13]〔晋〕左思：《蜀都赋》。
[14]《宋书·顾觊之传》。
[15]李肇：《唐国史补》。
[16]〔宋〕洪迈：《容斋随笔》。
[1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四〇。
[18]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19]朱应著，已佚。
[20]康泰著，原书已佚，今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
[21]《中国印度见闻录》。
[2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四。
[23]〔宋〕洪适：《师吴堂记》，见《盘洲集》卷三〇。
[24]〔宋〕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见《吴文正公集》卷一六。
[25]（日）三上次男：《陶磁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