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期
唐初承隋末之乱，全国人口仅200余万户。贞观年间开始直线上升。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至天宝元年（742）到达了顶峰，全国有户900万、口5000万。当时天下分15道（监察区），秦岭、淮河以北7道有人口3000万，占全国人口3/5。人口最多的是河南、河北二道，相当今河北、河南（除洛阳地区的都畿道外）二省和苏、皖二省淮河以北地，有人口2000万，占全国人口2/5。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京畿道（315万）和以陪都洛阳为中心的都畿道（145万），首都京兆府有人口199万，东都河南府有人口118万。其次是河北道境内永济渠的枢纽的魏州，有人口110万。可见黄河下游平原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其次是河东道（372万）和关内道（150万），人口最稀少的是陇右道（53万）。秦岭、淮河以南诸道中，以江南东道（今苏南和闽、浙二省）人口最多，有661万，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其次是剑南道（409万），人口密度最高是成都府，有92万。再次是江南道（372万）、淮南道（227万）、岭南道（116万），人口最稀少的是黔中道（16万），居全国之末。
安史之乱以后，黄河中下游又经历了一段长期战乱的年代，人口数普遍下降。人口最密集首都长安所在的京畿道，户口“减耗大半”[11]。东都洛阳附近“不满千户”，“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12]。河北清河郡地处永济渠沿线，天宝元年时有人口83万，安史之乱开始的至德元年（756）时人口仅10余万，为黄河流域人口锐减的一个例证。据文献记载，安史之乱平定后不久的建中元年（780），定天下两税户仅380万户。[13]元和二年（807）供税之户仅244万户。[14]其主要原因：一是黄河流域大批人口南迁，“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15]。“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6]。二是藩镇割据，中央法令不行，地方上户口隐匿不报。《旧唐书·宪宗纪上》记载，元和初年黄河流域有71州不申报户口。所以唐代后期人口资料残缺不全，难作全面估计和分析。现以南方几个州元和年间（806～820）与天宝初年户数相比较，襄州（治今襄樊市襄阳，领县7）增加120%，鄂州（治今武汉市武昌，领县5）增加100%，苏州（治今苏州，领县7）增加30%，洪州（治今南昌，领县7）增加65%，泉州（治今泉州，领县4）增加50%，广州（治今广州，领县13）增加75%。足以说明唐代后期南方人口普遍有所增加，而这种增加又与北方人口南迁有直接关系。如豫西汝水流域一带人士“南投襄汉”[17]，鄂州“户口三倍”于前，[18]苏州接受北来人口为“三编户之一”[19]。澧州（治今湖南澧县）在大历年间“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20]。
北宋初统一时，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有户1600余万。据《宋史·地理志》序文云，崇宁元年（1102）有户2000万（实际诸路相加仅1730万户）。每户以5口计，则11～12世纪时北宋全境已有1亿人口。现以后来宋、金界线（基本上即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元丰时北方有户530余万（崇宁时为540余万），南方有户1100余万（崇宁时为1240余万），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经济发展而带来人口的滋长，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了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变化的转折时期。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东南地区的两浙、江南东、江南西和福建四路，相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元丰时有户521万，崇宁时571万，占南方人口1/2。其中两浙路（今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户数最多，元丰时177万，崇宁时197万。其余依次为江南西路（除江、信、饶三州外的今江西省），元丰时128万，崇宁时166万；江南东路（今皖南、大茅山以西的苏南和江西省东北部），元丰时107万，崇宁时101万；福建路（今福建省），元丰时99万，崇宁时106万。其他诸路元丰、崇宁时户数相差不多，淮南东、西路（今江淮之间）约130万户，京西南路（南阳盆地和汉水中上游）40万户，荆湖南、北路（今湖南、湖北）不过140150万户，川峡四路（今四川）总起来不超过200万户，广南东、西路（今两广和海南省）仅80余万户。两浙路自唐以来即为南方最富庶的地区。江南西路在北宋时鄱阳湖湖滨平原和吉泰盆地得到了充分开发，山区又有工矿业，故人口大增，其户数虽低于两浙路，但口数却超过两浙路而居全国首位。
北方诸路中以首都开封府一府所置的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时户23万，崇宁时26万。其次是永兴军路（今陕西大部），元丰时户84万，崇宁时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元丰时有户22万（崇宁时为23万），人口密集度仅次于开封府。其余诸路大体都在50万～80万户，秦凤路（今陕、甘、宁、青四省交界地区）户数最少，不到50万户。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先是1127年（靖康二年）汴京沦陷，大批衣冠士族渡河而南到淮河流域，这一迁徙至绍兴议和时才停止。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毁约南侵，南宋政府又以优待政策招徕户口，于是又有大批人口渡淮而南。1234年蒙古灭金，次年侵南宋，先占四川，蜀人奔东南，江南沦陷，长江流域人民又迁往岭南地区。南渡人口最集中的仍是两浙路。因为是南宋政权政治中心所在，“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21]。“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22]。两湖、闽赣、四川、两广都接纳众多北来的避乱者。将北宋崇宁元年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户数[23]相比，两浙路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成都府路增加21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路（较元丰）增加14万户。总之，南宋时南方人口普遍增加。元代南北人口的分布出现了巨大的逆转。《元史·地理志》记载，至顺元年（1330）诸省总计有户（钱粮户）1386万，口5951万。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相当今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湖北小部分、贵州大部分）竟占全国户口数的80%以上。当然，《元史·地理志》所载各省户口数来源不一，北方诸路多有脱漏，不甚精确，但作为概貌来看，大致还是可信的。